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蕴含着丰富的用笔思想。“用笔”本质上是一种“以书入画”的运笔方式。针对晚唐画坛刻意求似的风气，张彦远批判画家过度依赖“界笔直尺”，主张将用笔作为画家的核心素养。在“书画用笔同法”的艺术理念下，他将用笔分为疏密二体，着重强调笔法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张彦远还认为，画家不仅要掌握用笔，还要注重立意，只有通过“意存笔先”的构思方式和“以意运笔”的实践路径，才能突破匠气桎梏。画家通过立意用笔，描绘的不再是简单的“形”，而是蕴含主体情感的“象”。“以笔画象”能够传达出物象的骨气与神韵，产生“画尽意在”的审美效果，实现“气韵生动”的至高境界。张彦远的用笔思想极为丰富，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价值转化，为艺术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启示。

文艺是现实的镜像与表征，智能时代的文艺与现实也是如此。AI文艺映射出智能化的生活经验、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和风格化的欲望认知。在表征现实的过程中，AI文艺通过超理性呈现人机间性，以生成性与过程性对应世界的无限可能，以随机性与想象性构建超越现实的世界，以模拟性与速度感来完成智能复制与灵韵重塑。但文艺不仅要表征现实，更要批判与反思。AI文艺在叙事性艺术创作尤其是在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存在局限，难以把握复杂数据的内在逻辑，且缺乏人类情感和道德判断。因此，智能时代呼唤的现实主义要在以技术为支撑的同时，融合情感驱动，强化人类价值的导向。

《山海经》作为起源于先秦的百科全书式博物志，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标识与深厚文化精髓。其东传日本之旅或发端于奈良之前，于不同历史时期凭借多样的文艺形式得以流通，实现了跨媒介、跨体裁的深度渗透，在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作用于日本文化的孕育、变迁与发展走向。本文通过聚焦《山海经》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译介变迁历程，剖析其在历经贵族王权、普通民众、汉学家和近现代知识分子等多元主体的阐释与重构之下，逐步融入日本本土文化语境的路径与机制。由此以一个汉籍东传的典型实例，揭示中华传统知识体系之于日本国家构成的影响力及其与时俱进的跨文化阐释力。

近年来，网络文艺作为中国文艺的前沿阵地，正以其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网络文艺的国际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创新特征，在媒介革新与算法赋能、用户参与与粉丝社群、微观叙事与情感共鸣、市场导向与政企协同等方面展现出新风貌。然而，这一传播过程仍面临传播格局失衡、文化适应性挑战、价值传递不足等问题。基于主体间性理论，中国网络文艺的国际传播应着力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播生态，推进跨文化适应的生产创新，增强双向交流的文化认同，深化人机协同的智能传播，从而提升网络文艺国际传播效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文化共生共荣。

文艺评论始终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既反映文艺创作的审美价值、文化意义和接受情况，也为文艺创作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在社交媒体时代，文艺评论的主体、内容、形式和渠道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相对后置、阐释性的狭义文艺评论演变为即时、交互、创造性的广义文艺评论，其介入和影响文艺创作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本文提出“数据库”式协同创作与“转化型传播”的概念，分析文艺评论新形态及其对文艺创作的参与和影响。当下，形式多样的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共享文本“数据库”，彼此提供丰富的要素资源、展开协同创作，同时，“转化型”的广义文艺评论也推动文艺作品的多义性、多渠道传播。

对于红色电影来说，“崇高”是重要的艺术特征与审美机制。从“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电影到新时代红色电影，一系列“崇高身体”往往同战争再现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这也形成了独特的视听语言形式及美学风格。尤其在“化动为静”和“化景为人”的作用下，红色电影中的英雄身体具有了仪式化、雕塑化和风景化等审美特征。由此可见，新时代红色电影中的崇高身体，体现了该类型在主题、叙事和美学等方面的传承性与创新性。

翻译常被视作一种单向的内容转换工作，即用语言B的词汇再现语言A中的信息。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简单，这种将语言A的文本在语言B中重新呈现的方式可能在语言A中造成影响，并改变其面向原始受众的本义。虽然框架和体裁并非文本的固有部分，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本如何被理解，而框架和体裁也往往取决于译者的选择。本文分析了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将《四书》中的三部作品翻译为拉丁文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翻译内容与翻译的框架和背景相互作用：译者希望将孔学作为礼物献给法国国王，但因此不得不淡化孔子对专制统治者的批评。结果，他们掩盖了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典型甚至至关重要的特征——谏诤。

近年来，追看微短剧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休闲娱乐活动。作为一种充满活力与潜力的新兴网络文艺样式，微短剧延续了网络文学中的爽感体验，在情节模式、叙事套路和人物设置上呈现出典型形态，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可以逃离现实困境的心灵幻境。在竞速逻辑下，微短剧的生产机制强化了图像层面上的爽感体验，在故事节奏、运作方式和观看模式上呈现出新特点，带给受众瞬间体验。然而在观看之后，人们又再度被焦虑所裹挟，沉迷于心灵幻境，迷失于瞬间体验，逐渐产生审美疲劳。因此，我们要从多维向度寻求疗救良方，用心创作兼具爽感和价值的微短剧作品，不断扩容产业业态，共同营造良好生态和发展环境，努力弥合人们的焦虑体验，推动微短剧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中华美育精神发展的脉络中考察王阳明美育思想的特点和意义。王阳明的美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礼乐精神一脉相承，其核心在理想人格的培育即人格美育。王阳明的人格美育思想在三个方向上体现出自身特点。在生命境界论中，王阳明对“狂者胸次”和“真洒落”境界的认同和追求，使学派中人气概非凡、个性鲜明，也影响了文艺中的童心说、性灵论和情本论。在理想人格论中，王阳明通过对“万物一体”之境和“圣人成色论”的阐发，使圣人从高山走向大地，成为凡人，而凡人成为圣人，出现了“满街人都是圣人”的命题；同时在美育标准上，提出了“与愚夫愚妇同德”的命题，体现了美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在审美教化论中，王阳明提出“随才成就”的主张，把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中以教育者、施者为中心转变为以“才”为中心；在充分尊重儿童身心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儿童美育的一系列主张，完成了美育史上的“发现儿童”。王阳明的人格美育思想是明清时代美育民间化、通俗化和普及化潮流的一部分，也是推动美育精神这一走向的重要力量，对今天的美育也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中国艺术乡建的问题源头和基本现实。本文试图在梳理全球视野下艺术链接土地的诸多形态和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实践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分别阐发近十年来中国艺术乡建的“介入式”和“融入式”两种模式的特征属性，继而在重访与重构中国乡村的立场和行动结构中，提出关于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路思考。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声乐套曲创作开创性凸出，是 20 世纪中国音乐民族化探索的标杆。该作品的成功源于作曲家王立平对民族化新音乐创作的执着追求，他真切握住了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民族民间音乐的精髓，在三方面的探索成效卓越：关注古典诗乐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地倡导并实践“十三不靠”的音乐民族化创作方法，并专门培养歌唱家开拓“一唱三叹”式的民族化唱法，在传统声乐美学的创新转化方面实现较大突破。

中华民族具有以美育人、以美齐家、以美治国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崇尚“大美”以“成大人”的中华美育传统，使中华文明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内生活力；在中华民族追求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程中，中华美育传统被激活，人民文艺和大众美育得以开启；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以中国之艺、人民之艺和时代之艺创造新时代文艺的“大美之艺”，要建构全学科课程教学系统、全过程学校育人系统、全场域社会资源系统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大美育体系，使“大美之艺”全面渗透日常生活，让所有人在所有场域都能获得艺术与审美的陶养，使中华民族带着东方之美的风雅走向伟大复兴。

20世纪末，钱学森对文艺与科技的关系作出了大量论述，当代的多种热点现象证明了其构想的前瞻性。以“钱学森构想”为契机，厘清文艺高质量发展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位置与功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文艺高质量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在创新潜力的激发、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资料的升级、劳动对象的拓展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方面都得以体现。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为文艺高质量发展带来改变的契机与颠覆性的挑战，它不仅推动了文艺形态的更新，还扩大和挑战了文艺批评的边界与方法，带来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传播方式，为培育高质量文艺作品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新质生产力还激活了新兴文艺的消费业态，促进了文艺事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一系列致敬经典的美术类电视节目，如《美术里的中国》《诗画中国》等，以数字视听媒介再现经典美术作品，形成跨媒介的融合创新艺术形式，超越造型艺术的固有边界，建立多重维度的文本叙事，促使“精英艺术”走向“大众艺术”。这种跨媒介传播和融合创新可进一步挖掘出原作潜藏的精神意蕴，有效扩大美术作品的传播力、审美感染力，培育提升受众的艺术鉴赏能力。数字时代造型艺术的跨媒介传播和融合创新为文艺发展带来新的启示。如何有效应用新技术新媒介推动这种创新，并有效抑制其负面影响，是今后需要探索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美术展览如“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共生世界——2022济南国际双年展”“譬如青春——第十七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无问西东2023：中国当代艺术学术研究展”先后面世，这些展览不仅以多元的形态与风格昭示着当代美术创作的繁荣，还提出了多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命题。本文从展览的主题、作品与学理层面上，对这些展览尤其是“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予以系统性的评价。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跨文化、跨国别的创作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其代表性作品印证了一个真理：“丝绸之路精神”将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惠及全球，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同时，本文还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各个展览所提出的学术命题，如“新中国画”“新水墨”的历史属性与当代意义，“中国油画学派”主张的建立，版画、雕塑的当代性探索，科技与艺术的关系等。本文最后将各个展览的意义指向了“文化主体性建构”这一重大理论课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美术的价值指向。

谈梅兰芳表演艺术或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核心是梅兰芳，那么梅兰芳是谁，怎么理解“梅兰芳”，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认识和判断，这种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关乎对梅兰芳的评价和对中国戏曲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梅兰芳”一词起码有三层含义，即梅兰芳个体（单数）、梅兰芳集体（复数）、梅兰芳象征。梅兰芳个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本义梅兰芳，或者狭义梅兰芳，是梅兰芳本我；而梅兰芳集体就是复数梅兰芳，这个集体大于“梅党”，梅兰芳是个体的，也是非个体的，个体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梅兰芳象征亦即代表性，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杰出代表。

21世纪以来数字媒介的高速发展和日趋智能化，使媒介越来越成为文艺创作生产和文艺批评的决定因素。媒介的强力介入对传统文艺批评的基础理论构成了冲击，也为文艺批评的学术建构提供了新的机遇。媒介视角和媒介理论与传统文艺批评要素、基本逻辑和学术资源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智媒时代文艺批评学术建构的重要基础，不仅将使媒介批评成为文艺批评的主流方法，也将使各种传统文艺批评实现媒介化转向，由此形成文艺批评新的学理生成逻辑，在意义发掘、价值阐释、分析与阐释方法以及主体重构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的学术建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许多在西方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著作却没有被囊括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本文结合能动性概念和19世纪西方政治文化语境探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何种特质才能使文学作品走出国族的藩篱，具备探讨各类全球议题的“世界性”。本文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涉及的文学著作在阅读与传播过程中，其叙事主题和叙事结构通过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互呼应和相互促进，能动地反思和参与了全球无产阶级共同体、全球无产阶级世界观念和全球无产阶级经济观念的构建。即，参与塑造超越国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话语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甄选“世界性”文学著作的重要着力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展现的关于文学“世界性”的思想为探讨文学批评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河北省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罗汉造像是以琉璃工艺制作的罗汉像，民国期间发现于易县八佛洼半山睒子洞中，而后被国外古董商带到世界各地，现存世仅11尊，收藏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中。这批罗汉造像在西方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从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原产地点进行补充论证，对其造型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与山西、山东两座宋代寺庙中的罗汉造像部分表现形式接近，极有可能与这两地的宋代罗汉像参照了同种绘本或彩塑，进而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艺术特点及陈设配置等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探讨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极高的艺术价值，认为其代表着中国古代写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遵循。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人民性话语实践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在创作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表现对象上，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故事；在价值指向上，聚力塑造时代新人、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形式上，广泛运用重生、穿越、“金手指”、硬核叙事等爽文技巧，推动主旋律文学的青春化、时尚化、趣味化表达。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人民性话语实践要自觉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找准主旋律与艺术性、思想深度与网文“爽感”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向新时代文学高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