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武侠神怪电影类型创作,有着完整性与独立性兼具的标本意义。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电影的商业浪潮中,武侠神怪电影以一种独具民族文化内涵的通俗表达形态,在传统通俗文化资源中生出类型表达新意。利用通俗艺术的游戏性,以真实的幻像延续着历史转型夹缝中的民族文化理想,以平民立场的世俗趣味和话语表达,构筑起有关民族文化想象的影像奇观。这一尝试对于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表达以及当下类型创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当前的悬疑片,经历了由刑侦题材电影到商业类型片的发展过程,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电影市场和国际悬疑片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创作传统、观众审美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我国的悬疑片和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作品相比,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整体水准已经通过国内外各类重要电影奖项、可观的票房收入获得证明。但应当看到,我国的悬疑片还有着不容忽视的短板。创作者应当努力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充分借鉴经典电影的创作经验,更加熟练地掌握类型电影的叙事技巧,从而更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带给观众更加生动饱满的审美体验。
2013年5月,作曲家赵季平创作完成了《第二琵琶协奏曲》。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抒发历史忧思、感怀祖国沧海变迁,突出了旋律写作,坚持采用民间音乐元素,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为琵琶寻找到一种新的语言、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作品沿用西方浪漫主义时期盛行的无标题音乐体裁形式,以灵活且富有生气的随想曲风为特征,充分挖掘评弹中琵琶的表现内涵,韵致毕备,叙事空间辽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作曲家多年来拜民间为师、寻生活素材、拾厚重历史、写华夏新风的艺术信念。
描影画像记录外在事物,是人类观察和思考自身所在世界的方式。这种对事物影像的抓取,随着能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在不同时期展现着不同的面貌。从古代图像的制造,到现代摄影的存留,再到如今数字世界虚拟的幻象,我们对于影像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洗礼与变革。文章通过对这一系列认知的梳理和探讨,试图在理论层面描述出影像世界的异变中具体而微的动态景观,景观的呈现即对影像认知的呈现,从数字化的现实回望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的一些面对未来的可能性。
体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类型中的一个特别分支,其发展状况与我国电影产业、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本文按时间脉络梳理了新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过程,发现其在五个时期内分别呈现出宏大叙事、本土叙事、个体叙事、奥运叙事和多样叙事的特征。在这之中,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出现了三次高潮,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成为了这三次高潮更迭的直接推动力。客观来讲,我国当下的体育电影存在着内容乏善可陈、投资热情不足和社会影响力较弱等实际问题。基于此,进一步丰富创作内容、平衡艺术价值和商业属性、提升审美感染力、创新影片呈现方式等成为中国体育电影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沈从文小说的连环画改编中,画家们在尊重连环画“重故事性”的基础上,为了还原小说的“诗性气质”,通过空间并置展现情节故事线、描摹意象连缀情绪思维流、场景留白生成阅读联想链等多种技法,建构出一个富有“连环性”的诗意世界。这一连环画改编的成功尝试,突破了以往诗化小说图像改编难以与原作风格有机契合的拘囿,为当今诗化作品的图像改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伴随着摄录技术和艺术理念的跨越式革新,现阶段纪录片的类别划分日渐清晰和完备。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纪录片的重要分支,在漫长的发展变革中与时俱进,呈现出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更具深度的艺术探索。本文立足国内当下纪录片多元化的创作语境,重新审视新世纪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认知价值,对其内在的美学特征进行辨析,并从创作的新角度和新方向展开理性发问和思考,以彰显其在影像传播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力量和艺术魅力。
伴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华语电影不再仅仅依赖于“类型”层面的拓展,而是不断尝试类型电影“系列化”的可能性。在以《囧》系列、《唐人街探案》系列、《北京遇上西雅图》系列等为代表的华语电影中,跨境叙事成为了创制实践中的典型策略,即通过差异重复的域外空间来组织电影叙事,以域外空间景观化和奇观化的视觉呈现,实现某一类型电影的系列化生产,进而构建起品牌标识。可以说,跨境叙事正在成为部分华语电影“系列片”的核心特征之一。
互联网时代愈发复杂的生态,使得文艺批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其主要呈现为三种类型:对象性-阻断式批评、泛众影响-涟漪性批评、叠加性-飓风性批评。文艺创作需要在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生活的表现中保持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文艺批评则需要紧密联系作品,在保持批评独立性的同时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文艺批评者则需要坚守主流价值观,充分利用但不滥用互联网带来的传播便利,要有独到的眼光和态度,凸显个性和特色,强调文艺批评对于审美的积极作用。
“乐器之王”钢琴与中国民族乐器的有机融合,既是新时代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西艺术互鉴创新的内在要求。用钢琴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是时代的召唤,也是艺术的召唤,对此,音乐会《弹•楚》作出了探索。本文结合该音乐会的具体作品,从作品演奏、音乐风格、审美追求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创新的价值和路径。
文化自信是优秀电视剧创作的重要根基,全球电视剧强国都十分重视借助优质电视剧弘扬文化自信。本文主要探究电视剧弘扬文化自信的优势和策略,认为民族文化和传统审美是电视剧弘扬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发掘独特文化魅力是电视剧弘扬文化自信的有效策略,构建共享文化观念是电视剧弘扬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散文集《阴翳礼赞》从文学家特有的观察视角,以细腻而又生动的文笔,诠释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本文从“清寒即风流”的情境、“污秽出文雅”的器物、“薄暗光线里”的饮食、“殿堂庇檐深”的意象等四个方面,分析论述《阴翳礼赞》中隽永的美学意味,总结出精神安然的东方审美之境,进而探讨现代设计的东方美学意蕴。
陈子庄的作品在其离世之后得到了国内画坛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对其艺术生涯和绘画思想的梳理,学界尚未充分展开。陈子庄的绘画艺术既坚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和风貌,又从文人画前辈那里汲取了个性化的笔墨特征,紧随时代发展敏锐地学习新方式和新思想,具有多元化的要素和超越时代的价值。对陈子庄艺术风格形成过程的探讨,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着深入生活的文学创作态度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贺享雍的“乡村志”系列小说集中描写了贺家湾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变迁过程,从土地、医疗、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展开叙述,着重表现了贺家湾三代人在物质生活、内心情感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变,记录了几十年来川东地区乡村风俗风貌及变迁,反思了当下乡村发展遇到的新的现实问题。同时作家吸取民间艺术资源和传统小说叙事经验,描绘出一幅独具地方特色的乡村风情画。作家在对乡村现实发展境况和农民心理、价值观念变迁的书写之中不断思考当下中国乡土伦理与文化建设问题以及农村未来出路,在承续柳青、赵树理等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之上,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添上浓重一笔。
近年来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异常热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重回主流。由于创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本质认识不一,其成果也参差不齐。现实主义不等于现实题材,也不等于简单的生活真实。一拥而上地去写现实事件、热点题材,势必重蹈“题材决定论”的覆辙。现实主义戏剧要塑造典型人物,但典型人物并不简单地等于英雄人物,一味地对人物“英雄化”可能滋生新的概念化。现实主义创作要求高于生活,但不能以主观情感代替客观真实,以感性逻辑淹没理性逻辑,若倾向性压倒真实性,其结果难免事与愿违。现实主义虽是老传统,但也是一个新课题。真正的现实主义戏剧须恪守本质,不断丰富其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收获更多的新成果。
作为网络数字时代的产物,网络文艺的发展遵循着以技术为中心的媒介融合逻辑。在新旧媒介融合的过程中,网络文艺主动谋划布局产业发展空间,拓展IP经济与媒介整合,而传统媒介文艺也以网络化为趋势,在融入网络文艺中实现着自身转型与融入。
改编为电影创作提供蓝本,这已经成为一种通行方式。艺术语言的迻译是改编中的规定动作,这种高难度动作使改编超越了原创的复杂与难度。从实践经验中可知,具备较好视觉化特征的文学作品更适于改编,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借故事的层面,应该运用独属于电影的叙事语言来提升原著的精神品质。与语言的转换相比,更深层次的改编是价值观念与叙事理念的切换。要实现有意义、有价值的改编,必须妥善处理和对接观众的接受与审美,重塑观念并重述故事。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五四”时期前贤们提出的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方案,以“现代性”的价值观,持续地创建和构筑着中国绘画的表现形态与健康体格。其立意之高,命题之难,使之成为贯穿近百年中国绘画史的世纪性课题。本文在追溯与反思中,探寻这一命题难于实现的原因,揭示了以写实主义为“主线”推动中国绘画现代转型存在的思想误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85美术新潮”两次意图借力社会变革实现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时代局限性,并将历史经验与教训置于新时代的语境之中,予以分析、梳理与归纳,探析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终极目的以及实现路径。
从第一届“国展”算起,40年来,传统书法历经复苏、勃兴和回归三个阶段,在“形”“质”层面已经具备了较为充足的储备,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重“法”轻“格”的现象较为突出。以历代经典法书为载体的传统书法是汉字书法的主流,对其进行品评须从形质与气格两个维度展开。书法的形质与气格唇齿相依,好的形质要通过严格的技法训练体现出来,雅的气格则需要学养的浸润方能生成。
“80后”书法群体大都拥有系统而专业的高校教育背景、与生俱来的对创作形式的关注和独创意识,成为各大展赛入展主力,加之多元化媒体平台的持续有力推动,为“80后”书法群体的茁壮成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80后”书法群体自身也存在隐忧与瓶颈,即创作与学养的难以兼善,故“80后”书法群体需要进行由重技轻道到技道双进的发展转化,努力做到艺文兼备。从传统文化的发展要求来看,“80后”书法群体应肩负起接续传统、振兴文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