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本文从社会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差异的角度，描述城市诗的美学轮廓。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探讨如何处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确认城市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混合体，展现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不是互相排斥与否定的关系，对自然的亲近、敬畏乃至崇拜的情感与愿望，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包括当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城市诗美学结构之核心是气氛、特征、灵魂。

本文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采蘑菇的小姑娘》《那就是我》《在希望的田野上》《江山》等作品为切入点，从陈晓光是如何用音乐塑造形象，如何表达情感，如何与时代同频，如何丰富歌词艺术的思想性等四个方面对其歌词作品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晓光歌词创作实践的研究，对其作品的时代感、历史观、人民性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百姓情结给予了肯定。

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的兴盛打开了纪录片原有的形态边界，微纪录片、跨媒介叙事、内容众筹、众筹点映、资金众筹等成为新的呈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其中纪录片的文本内容可以分布至多类媒介，受众则变为积极参与、恣意漫游的网络用户，纪录片的传播、读解、盈利范式都产生了改观。纪录片的跨媒介运作融合贯通各媒体平台，将叙事内容分拆至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让其文本呈现“网络化”“可进入”“体验式”的特征，为纪录片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向。

“动画”是美术与电影、艺术与技术跨界融合的产物。由于动画兼具美术与电影的特征，使得充当动画阵容的先锋旗手——实验动画一直游离在两者的边缘，“跨界”成为了实验动画特有标志之一。当下，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的进一步融合导致媒介边界的坍塌，使跨界现象在实验动画的创作实践中尤为突出。通过跨学科、跨门类、跨媒介等方式不断地创造的新的可能性, 展示了实验动画特有的时代特征和内涵。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晓庄、育才、行知等学校培养出来一大批杰出学生；而且影响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至今仍在许多方面对现代教育提供启示，值得珍视和研究。伍必端是重庆育才培养出来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研究伍必端，很难不追溯到陶行知和育才教育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伍必端，也可回溯、探究育才美术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重新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贯通的哲学，也体现了诗化自然的文学趣味与文人思想，以画中的山水抒情表意，并以为真山水。当代山水画创作如何与古为新？应该重新理解真山水的内涵。本文认为，真山水对应的是真精神，需要通过真实的主体性建构才能绘写。

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维持了文艺生产正面的价值诉求、高尚的趣味和健康的文艺水准。建设健康的文艺生态，在做好文艺普及的同时，还需强调文艺的提高，如此才能保持有益的均衡，才有助于文艺精品的产生。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文化复兴需要精品的滋养，这不仅倚重于创作者内生的努力，也离不开外在条件的保障和外部力量的激发。文艺评论是外部力量中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建设性的批评对形成有利于精品出现的创作氛围必不可少，而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有洞察力的。这是所有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目标和职责所在。

吴为山的雕塑创作已经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几十个国家留下了中国的艺术形象。他的创作没有止步在一个阶段或一种类型上，相反是一直处于一个上升、成熟、丰富、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出他巨大的创作潜力。他的艺术成就为中国艺术、中国雕塑赢得了国际荣誉。他的雕塑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既有雕塑的世界性语言的风范，也有独特的中国美学精神，更有飞扬的天赋秉性。

青春电影如何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影院，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真正的青春电影为其恢复名誉。真正的青春片，不仅要有青春面孔和青春表情，还要向生命深处追问，去触及青春的内核，触及生命的本质问题。在年轻的生命里，叛逆、自由和独立杂糅，理想、浪漫和欲望交织，从而生成奔放自在、天马行空、恣肆无忌的青春力量。每一个年轻生命的青春内核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青春片就是通过触及年轻生命个体中独特的青春内核，表达他们的生命诉求，表达他们理想和现实的断裂，把日益离开青春自身的观众带回青春自身。青春内核不是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个精神过程。青春片与怀旧或自我抚慰的大众口味无关。

互联网赋予了中国原创音乐全新的产业模式与审美特质。互联网音乐与传统音乐的边界正被打破，更多具有互联网基因或互联网思维的原创音乐逐渐成为行业主体。互联网技术与传播特征催生了原创音乐定制化服务与部落集群的产生，在原创音乐所处场域中，“艺术把关人”的改变与“粉丝经济”的出现让整个行业呈现出全新的生态景观。在其中，音乐审美的分众化与多元化已成常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共识性和公赏性的音乐文化语境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中国古典剧作留下丰厚遗产，成为戏曲演出剧目的重要来源。昆曲是在舞台上保留和传承古典剧作的最主要的剧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昆曲改编演出古典剧目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从演出折子戏、单本戏到“缩编”全本戏，从强调批判、扬弃到主张“敬畏”传统，积累了不少经验。应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研究探索如何对古典剧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作深度解读，以更好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虽然散文创作不应墨守陈规，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则。要讲真实，做到内容真实与情感真实；要讲深度，注重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就其语言而言，既要典雅精致，又要明白晓畅；文本既要鲜活，又要灵动；散文是作者学、识、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作者的文化底蕴和学识素养；散文的疆界非常宽广，不要被文体上的固化概念束缚住手脚。

武侠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曾几度辉煌，随着内地电影产业化的急剧转型，武侠电影的侠义魂魄却丢失在不规范的市场浪潮中，他们往往借视觉奇观和艺术“诡道”遮盖故事单薄和伦理失范，虽能在“眼球经济”里谋财却无助于“养心”。21世纪国家间文化博弈的胜算在于文明内涵与艺术品质，精神内核的丢失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的败退和文化软实力的受损，武侠电影人应该遵从“艺行大道”的公理，不断从优秀的审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审美的方式塑造真正的“中国特色”电影。

无论是与传统经典的“错时”相遇，抑或是对当代杰作的阐释解读，都难以避开“当代性”视野的观照与审视。据此，传统经典的魅力得以穿越时空，而每个时代的观照构成了审美的“目光史”。其间，细读的方法是重拾，更是补课。特别是，在考量和评判传统艺术经典及当代艺术创作时，现实关切常常成为一种视角和维度，艺术批评因此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和敬意。

古意象和现代性气质兼备的视觉新形象，是叶锦添美学设计的核心表达。为此，他从四个层面进行探索：一是回归“原初信念”和“心灵本真”，寻找东方文化之根；二是解蔽“古意象”，构建东方文化之体；三是进行后现代拼贴措置，重塑东方文化之形；四是借用数字媒介，传播东方文化之象。他在电影美术、服装造型设计等多个领域的理论探索和跨界艺术设计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一个东方美学世界。

从IP到网红，再到网大、短视频，互联网时代的视听艺术发展更替“越来越快”。面对这种快节奏的变化，西方电影学提出“慢电影”（slow cinema）作为美学反制。慢电影用叙事和剪辑的缓慢，来改变人们在工业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念，凸显出强烈的时间意识。但对互联网时代而言，更需要彰显另一种“慢电影”（slow film），其意指不在形式，而在于深厚的兴味蕴藉，即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缓慢”地释放出审美体验，引发兴味酣畅。

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让很多节目和参赛者火了一把，电视选秀节目的价值导向是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纵观流行音乐的发展，电视媒介不可避免地充当先锋作用，但其价值需重新评估。除了电视节目，专业的音乐频道也存在娱乐化现象，如何平衡音乐节目的发展，如何利用电视媒介更好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本文力图对当代书法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面临的审美转化、过度注重形式表现及在技术展现上趋向僵化等问题进行分析，以重新审视当代书法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维度，使书法语言表达转向当下。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导演徐克处理座山雕出场的镜头语言体现了延宕的特点，有如韩愈诗中所说的“盘马弯弓惜不发”。但他这一系列镜头并不成功，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藏”与“露”的关系，没有弄清楚把“外貌描写”改换通常的位置，就要赋予其戏剧性功能。叙事艺术中的盘马弯弓、先藏后露，在施耐庵、李渔、斯皮尔伯格等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艺界的共识。而讲好故事，就要掌握丰富的叙事技巧，把看似基本的功夫学会练熟，才能把心中的种种情感、理念、哲思精妙地传达出来，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本文从网络剧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和主要特征入手，结合其后现代主义和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底色，在大众文化和传播学视角下，对网络剧与现实的“关系悖论”进行梳理，同时从近几年来网络剧的创作生产和文本分析入手，对《白夜追凶》《军师联盟》《琅琊榜》等作品从IP改编、文本意义、审美特征、传播特点、技术互动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旨在揭示网络剧创作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双重景观：一方面，网络剧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对宏大叙事和历史意识的主张，抛弃了对深度意义的挖掘和现实主义的厚重；另一方面，网络剧又依赖于生活现实和技术现实，用大众文化视阈下的平民视角、审美表达和传播方式作为确认其“民间”身份的重要手段，依托自由度较高的互联网环境实现着自身的扩张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