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中国古典剧作留下丰厚遗产，成为戏曲演出剧目的重要来源。昆曲是在舞台上保留和传承古典剧作的最主要的剧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昆曲改编演出古典剧目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从演出折子戏、单本戏到“缩编”全本戏，从强调批判、扬弃到主张“敬畏”传统，积累了不少经验。应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研究探索如何对古典剧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作深度解读，以更好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虽然散文创作不应墨守陈规，但是总归还是有一些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基本规则。要讲真实，做到内容真实与情感真实；要讲深度，注重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就其语言而言，既要典雅精致，又要明白晓畅；文本既要鲜活，又要灵动；散文是作者学、识、情的有机结合，体现作者的文化底蕴和学识素养；散文的疆界非常宽广，不要被文体上的固化概念束缚住手脚。

武侠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曾几度辉煌，随着内地电影产业化的急剧转型，武侠电影的侠义魂魄却丢失在不规范的市场浪潮中，他们往往借视觉奇观和艺术“诡道”遮盖故事单薄和伦理失范，虽能在“眼球经济”里谋财却无助于“养心”。21世纪国家间文化博弈的胜算在于文明内涵与艺术品质，精神内核的丢失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的败退和文化软实力的受损，武侠电影人应该遵从“艺行大道”的公理，不断从优秀的审美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审美的方式塑造真正的“中国特色”电影。

无论是与传统经典的“错时”相遇，抑或是对当代杰作的阐释解读，都难以避开“当代性”视野的观照与审视。据此，传统经典的魅力得以穿越时空，而每个时代的观照构成了审美的“目光史”。其间，细读的方法是重拾，更是补课。特别是，在考量和评判传统艺术经典及当代艺术创作时，现实关切常常成为一种视角和维度，艺术批评因此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和敬意。

古意象和现代性气质兼备的视觉新形象，是叶锦添美学设计的核心表达。为此，他从四个层面进行探索：一是回归“原初信念”和“心灵本真”，寻找东方文化之根；二是解蔽“古意象”，构建东方文化之体；三是进行后现代拼贴措置，重塑东方文化之形；四是借用数字媒介，传播东方文化之象。他在电影美术、服装造型设计等多个领域的理论探索和跨界艺术设计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起一个东方美学世界。

从IP到网红，再到网大、短视频，互联网时代的视听艺术发展更替“越来越快”。面对这种快节奏的变化，西方电影学提出“慢电影”（slow cinema）作为美学反制。慢电影用叙事和剪辑的缓慢，来改变人们在工业社会的线性时间观念，凸显出强烈的时间意识。但对互联网时代而言，更需要彰显另一种“慢电影”（slow film），其意指不在形式，而在于深厚的兴味蕴藉，即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缓慢”地释放出审美体验，引发兴味酣畅。

电视选秀节目的出现，让很多节目和参赛者火了一把，电视选秀节目的价值导向是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纵观流行音乐的发展，电视媒介不可避免地充当先锋作用，但其价值需重新评估。除了电视节目，专业的音乐频道也存在娱乐化现象，如何平衡音乐节目的发展，如何利用电视媒介更好的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本文力图对当代书法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面临的审美转化、过度注重形式表现及在技术展现上趋向僵化等问题进行分析，以重新审视当代书法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维度，使书法语言表达转向当下。

电影《智取威虎山》中导演徐克处理座山雕出场的镜头语言体现了延宕的特点，有如韩愈诗中所说的“盘马弯弓惜不发”。但他这一系列镜头并不成功，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藏”与“露”的关系，没有弄清楚把“外貌描写”改换通常的位置，就要赋予其戏剧性功能。叙事艺术中的盘马弯弓、先藏后露，在施耐庵、李渔、斯皮尔伯格等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艺界的共识。而讲好故事，就要掌握丰富的叙事技巧，把看似基本的功夫学会练熟，才能把心中的种种情感、理念、哲思精妙地传达出来，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

本文从网络剧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和主要特征入手，结合其后现代主义和青年亚文化的精神底色，在大众文化和传播学视角下，对网络剧与现实的“关系悖论”进行梳理，同时从近几年来网络剧的创作生产和文本分析入手，对《白夜追凶》《军师联盟》《琅琊榜》等作品从IP改编、文本意义、审美特征、传播特点、技术互动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旨在揭示网络剧创作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双重景观：一方面，网络剧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对宏大叙事和历史意识的主张，抛弃了对深度意义的挖掘和现实主义的厚重；另一方面，网络剧又依赖于生活现实和技术现实，用大众文化视阈下的平民视角、审美表达和传播方式作为确认其“民间”身份的重要手段，依托自由度较高的互联网环境实现着自身的扩张和发展。

观当下语境，眺远方所亟，艺术创作不仅存在着做“大”难、做“厚”更难，至简难、至繁更难等命题，还存在往往是从“低”到“高”乃至“更高”的过程，也是不断超越“难”与“更难”的过程。这些命题均为艺术创作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军事动作题材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屡创佳绩，目前已包揽了中国影史票房的冠亚军。究其原因，影片创作方面，采用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思路，质量过硬，给观众带来了良好的审美体验；市场需求方面，满足了中国电影市场对于能够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流影片的渴求；社会氛围方面，体现了新时代观众对于新时代中国英雄形象的渴望。产业发展方面，显示主旋律电影已发展为“新主流大片”，是中国电影产业螺旋式上升的一个重要标志。观众期待更多体现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中国英雄影片出现，为人们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故事。

粤港澳大湾区舞蹈文化创意体现在多个方面：舞蹈与岭南传统文化交相辉映，活用海上丝绸之路元素，传统与现代流转协调；不仅开拓形式之新，还拓展思想之深，舞文跨界，内外兼生。大湾区舞文艺术将更加立足本土，走向海外，兼容并包，跨界共融。

本文从“武”与“侠”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历程，把中国武侠电影归纳为“武”“侠”“打”三个阶段。文章通过对武侠电影史三个阶段的梳理，探究了中国武侠电影与“侠”的结合关系与分合历程，阐释了武侠电影化的时代特征和美学意义。

歌舞片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类型在中国一直是种边缘性的存在，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歌唱片到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歌剧片、民族歌舞片，再到八九十年代的音乐故事片、舞蹈片，中国歌舞片不仅数量极少，也一直未能形成清晰的类型特征。进入新世纪后情况有所改善，不仅出现了像《如果•爱》这样把好莱坞歌舞片元素同中国叙事、审美体系相融合堪称经典的作品，也出现了像《天台爱情》这样以市井浪漫赢得市场的商业片范例。虽然歌舞片作为一个独立类型的存在感还很弱，但独具的艺术魅力和市场潜力已经显现。歌舞片已具备突破性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未来能否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对于中国电影的多样化发展以及电影强国战略的实施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改变了对我国电影性质的认知，从单纯强调电影的宣传教育性质，到逐步重视电影的娱乐性质，具有明显娱乐特点的电影不断增加，也促使我国自电影产业化改革后仅用了十余年时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电影娱乐化一家独大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造成叫好叫座影片不多的问题。我国要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实现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和电影文化影响力的本质提升，除了在电影叙事、电影技术、产业链完善、电影管理等方面着力外，也需要拓展对电影性质的认识，特别是认识和强化电影作为文化实践的公共参与性。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电影行业的多元而健康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责任的实现。

沈从文在短篇小说《知识》中讲述了一个有关生死的奇特故事。作者通过对佛经母本的刻意改写，有意拉开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传达出对知识的独特见解。知识、智慧和生命构成了沈从文检视知识有效性的三个维度，对于知识的过度推崇，对于生命力量的有意忽视，会消解智慧，使知识变成无用的欲望载体。沈从文的知识观与文学观互为映照，他对于作者重要性的强调，对于知识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对于创作与生命问题的考察，对于人民的热爱与尊重，为当代作家知识观与文学观的树立提供了借鉴。

在尤金•奥尼尔的生命和艺术历程中，1912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一年他得了当时堪称白色瘟疫的肺结核病，被送入疗养院治疗，生死未卜。正是在疗养院休养治疗期间，他通过阅读包括斯特林堡、易卜生等人在内的现代剧作，确立了从事严肃戏剧创作的人生目标。30年之后，他在自传性的著名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他和他的家人之间不为外人所知的家庭隐秘和辛酸历史，而且细致地回顾了自己在决定投身现代戏剧时所受到的父亲所主导的家庭生活的复杂影响。

本文梳理了台湾流行歌曲和香港粤语歌曲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在广东的最早传播路径与接受历史，分析了台湾和香港的音乐人对广东音乐人的言传身教，及其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启示和意义。

《初心》于2018年初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不但收获了高收视率，而且受到农村观众的大力追捧，显现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独特市场优势。但是该剧并未获得匹配的网络口碑，主要在于生活质感不够，审美理念略显封闭，未能对接观众多元化的价值格局。在宣传营销环节，该剧固守传统宣传模式，运用新媒体营销手段不够，直接影响了传播效果。《初心》作为一部典型的农村电视剧，其生产运作得失对于当下农村题材及主旋律电视剧创作具有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