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版画家在中国共产党构建未来新中国政治理想的感召下,在对延安边区农村新生活的体悟中,创作了很多的优秀作品。作品描绘了拥有文化知识和全新精神生活,怀有科学思想与民主精神,具备阶级观念和反封建思想、具有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边区“新农民”形象。这一“新农民”形象的创造,既是延安版画家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结果,又投射出了其自身的政治理想。它为党的“新农民”主体意识建构的政治愿景提供了艺术化的参照,亦对后来新中国“新农民”的培育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延安时期的版画既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符合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又具有社会的启蒙价值,能促人向“新”的创作,对当下文艺创作的方向路径与育新人使命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青春片如何在类型上进行创新成为摆在电影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跨类型方式是其中一种有效的创新路径。近几年亚洲国家出品的优秀青春片如《天才枪手》《燃烧》都采取了跨类型的操作方式,将呈现尖锐社会问题的现实题材电影与采用青年形象与成长叙事的青春片进行类型混合,形成现实主义青春片这一新类型,并发挥出了优势。国产现实主义青春片应借鉴有益经验,建立跨类型意识,综合运用多种类型愉悦手段,发挥多层次文化内容的丰富表达,不断改造和创新,创作出真正优秀的国产现实主义青春片。
文艺领域对于城市化这个题材一直十分关注,因为城市化对于土地以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影响太过剧烈。中日当代作家、导演在其作品中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现了经历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们的内部及外部冲突与纠葛。虽然国籍不同,但城市的时空变化、资本和欲望的涌动、自我确立的艰难等要素是相通的,因此针对超越国界的两国丰富文本的解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几部文艺作品探究中日当代文艺是怎样书写城市化进程侵入乡村后所引发的城乡冲突的。
冯文慈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重点着力于中国音乐史学及古代乐律研究,但他自1978年正式发表学术文章之时,即以勇担道义的批评意识充溢在自己的成果之中,其后二十余载刀笔耕耘,批评实践从未中断,且至新旧世纪之交以对社会文化思潮和杨荫浏著述的批评达到高峰。梳理并分析冯文慈在音乐学术、音乐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批评观念及其原初推动力,认识“冯式批评”的特征与要旨,对于当下艺术生活、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小奇创作了两千余首流行音乐作品,其作品以典雅、古意著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他的词作在准确把握汉语特点的基础上,在语言创新和规范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尤其在化用古诗词时,在遵循现代汉语语言规范的前提下,对古语词进行改写和二次创作。同时根据汉语语音特点,实现歌词与曲调在韵律上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流行歌词创作的三条语言学标准:创作时严格遵循语言规范;化用古典诗词时注意古语今化;在美学追求上注重词曲和谐。不少学者从音乐学、文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陈小奇的作品及相关现象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陈小奇的歌词作品。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被人民大众广泛接受的音乐类型,有其独特的文化土壤。本文从流行音乐的生发土壤着眼,谈及岭南文化对流行音乐产生的影响,探寻时代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引领作用,归纳流行音乐追求个性的独特旨归,为当下的流行音乐创作以及如何推出流行音乐精品提供些许指导。
在古今中外的多方影响下,中国古典舞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本体,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无论如何创新,中国古典舞都不能丢掉中国传统舞蹈的基础,更不能丢掉传统文化之“根”和“脉”。以当代审美视角重新探索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与发展,在提振文化自信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将“颜字”推至书法史的重要高度,认为颜体兼具帖学、碑学之长。本文从宋明两朝对颜真卿的接受、颜体中的“笔意杂沓”现象分别考证颜体的帖学、碑学属性,并探讨颜体碑帖双面属性对当代“碑帖融合”书法创作的影响。
“守护”与“拓进”出自于郎绍君学术文集《守护与拓进》,这两个词可以用于概括郎绍君的学术写作。郎绍君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重要的美术评论家之一,面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的双重矛盾,他一直致力于以辩证的方法探索中国画现代化革新如何“守护”与“拓进”,并试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画的多元、边界模糊的语境中,整合出批评的共识和标准,避免“一元批评”和“异元批评”的窘境。
在政治、工业、美学等多种力量交互作用下的台湾青春电影,于2011年至2012年前后出现了一些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品,它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周期。新周期中的台湾青春电影具有人才跨界、制作跨地域的显著特点,不仅在题材风格上朝着多元方向发展,也在亚类型的实践上向前迈进。而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电影的文化内涵上,这其中既有向主流的回归,也有对传统的消解,更有在回归道路上的迂回。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割舍中,台湾青春电影的未来值得期待。
本文从社会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的差异的角度,描述城市诗的美学轮廓。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探讨如何处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确认城市是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混合体,展现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不是互相排斥与否定的关系,对自然的亲近、敬畏乃至崇拜的情感与愿望,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包括当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城市诗美学结构之核心是气氛、特征、灵魂。
本文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采蘑菇的小姑娘》《那就是我》《在希望的田野上》《江山》等作品为切入点,从陈晓光是如何用音乐塑造形象,如何表达情感,如何与时代同频,如何丰富歌词艺术的思想性等四个方面对其歌词作品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晓光歌词创作实践的研究,对其作品的时代感、历史观、人民性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百姓情结给予了肯定。
互联网技术与文化的兴盛打开了纪录片原有的形态边界,微纪录片、跨媒介叙事、内容众筹、众筹点映、资金众筹等成为新的呈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其中纪录片的文本内容可以分布至多类媒介,受众则变为积极参与、恣意漫游的网络用户,纪录片的传播、读解、盈利范式都产生了改观。纪录片的跨媒介运作融合贯通各媒体平台,将叙事内容分拆至不同类型的文本中,让其文本呈现“网络化”“可进入”“体验式”的特征,为纪录片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向。
“动画”是美术与电影、艺术与技术跨界融合的产物。由于动画兼具美术与电影的特征,使得充当动画阵容的先锋旗手——实验动画一直游离在两者的边缘,“跨界”成为了实验动画特有标志之一。当下,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的进一步融合导致媒介边界的坍塌,使跨界现象在实验动画的创作实践中尤为突出。通过跨学科、跨门类、跨媒介等方式不断地创造的新的可能性, 展示了实验动画特有的时代特征和内涵。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晓庄、育才、行知等学校培养出来一大批杰出学生;而且影响了20世纪几代中国人,至今仍在许多方面对现代教育提供启示,值得珍视和研究。伍必端是重庆育才培养出来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研究伍必端,很难不追溯到陶行知和育才教育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伍必端,也可回溯、探究育才美术教育的许多重要问题,并重新思考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意义。
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体现了人与自然相贯通的哲学,也体现了诗化自然的文学趣味与文人思想,以画中的山水抒情表意,并以为真山水。当代山水画创作如何与古为新?应该重新理解真山水的内涵。本文认为,真山水对应的是真精神,需要通过真实的主体性建构才能绘写。
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维持了文艺生产正面的价值诉求、高尚的趣味和健康的文艺水准。建设健康的文艺生态,在做好文艺普及的同时,还需强调文艺的提高,如此才能保持有益的均衡,才有助于文艺精品的产生。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文化复兴需要精品的滋养,这不仅倚重于创作者内生的努力,也离不开外在条件的保障和外部力量的激发。文艺评论是外部力量中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建设性的批评对形成有利于精品出现的创作氛围必不可少,而这种批评必须是善意的,有洞察力的。这是所有文艺评论工作者的目标和职责所在。
吴为山的雕塑创作已经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在几十个国家留下了中国的艺术形象。他的创作没有止步在一个阶段或一种类型上,相反是一直处于一个上升、成熟、丰富、发展的进程中,显示出他巨大的创作潜力。他的艺术成就为中国艺术、中国雕塑赢得了国际荣誉。他的雕塑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既有雕塑的世界性语言的风范,也有独特的中国美学精神,更有飞扬的天赋秉性。
青春电影如何吸引观众重新走进影院,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途径,是要用真正的青春电影为其恢复名誉。真正的青春片,不仅要有青春面孔和青春表情,还要向生命深处追问,去触及青春的内核,触及生命的本质问题。在年轻的生命里,叛逆、自由和独立杂糅,理想、浪漫和欲望交织,从而生成奔放自在、天马行空、恣肆无忌的青春力量。每一个年轻生命的青春内核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青春片就是通过触及年轻生命个体中独特的青春内核,表达他们的生命诉求,表达他们理想和现实的断裂,把日益离开青春自身的观众带回青春自身。青春内核不是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个精神过程。青春片与怀旧或自我抚慰的大众口味无关。
互联网赋予了中国原创音乐全新的产业模式与审美特质。互联网音乐与传统音乐的边界正被打破,更多具有互联网基因或互联网思维的原创音乐逐渐成为行业主体。互联网技术与传播特征催生了原创音乐定制化服务与部落集群的产生,在原创音乐所处场域中,“艺术把关人”的改变与“粉丝经济”的出现让整个行业呈现出全新的生态景观。在其中,音乐审美的分众化与多元化已成常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具有共识性和公赏性的音乐文化语境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