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相比,当前古装剧呈现出诸多不同“面相”。在美学探索上,从戏剧美学向纪实美学、生活美学、中式美学转向;在文化表征上,通过对古代知识的考古,融入现代意识,展开历史想象;在价值传达上,向主流价值回归,同时也存在诸多导向问题。总体而言,当前古装剧是较为成功的,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出创作者的美学自觉和文化自信。
现有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研究多从文化整体观视角出发,围绕舞蹈、环境和人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由表及里的文化阐释。在此基础上,“身体”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创作的主要艺术载体,在民族民间舞语境中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理应对其媒介性、自主性、多元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图像人类学从人本主义视角切入,强调媒介自身的意义与独立性,并将身体的概念置于其理论中心,可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路径参考。在将图像人类学中“三具身体”的理论范式置入对民族民间舞创作实例的考察后,可以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传承,只有在原生形态与艺术形态的转换中,把握住集体传统中身体文化基因的提纯与延续,才能在传承创新中保持其原真性。
借助斯蒂格勒对于“记忆工业”的思考,反向探索作为记忆对立面的“遗忘”与技术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可以发现,在哲学、感知学、社会学意义上,在技术的自我隐藏、感知的技术截除以及技术社会的集体隐形等层面,技术均呈现出事关“遗忘”的种种踪迹。继而与“记忆工业”共生的“遗忘工业”概念也有其现实所指,即“文化工业”中生产“遗忘客体”的隐秘机制。跳读与倍速、断章与挖坑、玩梗与弹幕这三组分属网络文艺消费、生产及交互的现象可以被视为“数字遗忘工业”运行机制的三种表现。其表明,数字技术“界面”与商业资本“平台”正在通过“遗忘机制”发挥效力,数字式的“遗忘”在涣散的状态、递归的循环以及压抑的遮蔽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反思“遗忘”在数字技术环境与网络文艺活动中的作用,指向了对当前数字主体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切。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译介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西译本是从英法译本转译且介绍也是参照英法译本的。学界对间接译介现象的现有解释不尽完善,本文拟从文化研究角度提出另一种解释:这一现象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崇欧”传统的继承,西班牙想要表现出在汉学等文化领域与现代化强国的“一体化”“同质性”,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文化威望。本文认为,此现象体现出“西方”强国对西班牙在译介方面的“规训”和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在译介活动中的隐秘运作,这启示我们“以间接促直接”和“直接对接”两条路径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走进西班牙等小语种国家。
汉语新诗一直在吸收并转化新鲜的文学经验。新边塞诗运动后,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一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则传递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
中国的城乡关系以融合为发展趋势,立足点主要是城市。而以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例,可以看到还存在以乡村为中心的城乡关系。在近十年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中,有三种城乡融合的叙事话语:一是以乡村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融合,二是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知识融合,三是以精神文明为基础的秩序融合。“组织起来”是延安时期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经验,而从当前电视剧中的城乡叙事可以看出,新的“组织起来”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于城乡融合发展维度中的新风貌。
刘震云在文学创作中一直试图去触及中国乡间文化的核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他以复归中国传统叙事的方式实现了创作上的突破,又从河南人的“喷空”里得到创作灵感,展现出当代乡村世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喷空”在刘震云的小说里形成了一个具有元叙事特点的叙事结构,既有西方现代小说之技法,又糅合了古典文学的意趣,是中国古典“贵民”思想在当代的回应。
如何找到小剧场戏剧与这个时代观众的生存经验、现实关切的对话方式,如何在主题表达、个性表达、探索实验、商业运作等多样化的创作诉求中寻找到最适合的路径与彼此平衡的交汇点,这些既是新时代十年小剧场戏剧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剧场戏剧发展之路需要不断研究的课题。新时代的小剧场戏剧,一方面应进一步巩固好自身既有的品格,另一方面也要在新媒介、新受众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的演艺环境中,主动应变、善于求变,从创作的观念、立意、剧本等核心环节协调好实验与实用的关系,真正让小剧场戏剧成为戏剧美学创新、人才孵化的动力源,让观众通过小剧场戏剧感受到时代最鲜活的气息、心灵最真实的表达。
书法的艺术意义根植于线条形式美感,但又无法脱离汉字语义系统,文意与书意如影随形,但书法如何勾连语言与图像符号系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书法与语言的内在关联,现象学提供了另一条阐释路径。现象学重返会言说的主体,认为表象上意指关系一一对应的语言符号,实际上充满诸多意义间隙,而书法正是书写过程中的不可见意义间隙的凝结。中华民族在以语言进行意义表达的过程中,同时开启书法“复象”系统,以最为切近语言符号的图像方式再次“言说”语言,指向无法进入可见秩序的“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图像相互穿越,共同建构多维度、动态性的书法艺术意义空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既是文化进化与传承的时代课题,亦是影视文本生产观照文化传统的内在需要。古装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态和推进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媒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开辟了一条青春化、轻松化的道路。在古装剧中,传统文化围绕道德观、法治观、民本观三个维度与当代文化进行价值适配,并通过内涵的提炼与补替、话语的时尚表达、情动与情感召唤三个环节实现当代转化。在未来发展中,应当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三组关系的平衡统一,在更高层次上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国际传播。
碑帖融合论一直受到晚清民国“碑学”理论的影响,20世纪初期,随着书法新材料的出现,碑帖之辨不断被扬弃,碑帖融合观念在回归墨迹到刀笔相参的探讨中得到发展。然而,其理论化的完成又受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理论的影响而发生断裂。当下,碑帖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已成为书坛发展的契机,发掘碑帖融合新义,构建其独立的研究领域,将有助于当代书法评论的深入发展。同时,对碑帖融合的创新是一条无止境的探索之路,亟需当代书法评论的引领,以呼应新时代笔墨艺术的需求,从而赋予其新的使命与意义。
【内容摘要】 疫情的蔓延限制了美术馆等公共艺术空间的可及性,数字化的策展模式成为新的讨论焦点,同时挑战着传统的策展理念与方法。本文通过辨析“数字策展”的概念,梳理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历史谱系,结合案例研究,就数字策展的现状提出三种模式:基于德勒兹“光滑空间”理论的分布式策展,基于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关系美学”理论的参与式策展以及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等理论的开源式策展。本文旨在为策展学研究提供新的
近年来,中国古装网络剧逐步迈入精品化道路,涌现出一批兼具口碑效应和市场价值的作品。出现这一良好效应的重要原因在于剧集依托民间文化元素,实现了民间世界的架构与文化空间的生成,从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层面凸显鲜明的本土风范。古装网络剧在“草根”色彩、生活理想与历史意识的赋能下,具备民间性的内在逻辑,以其开创的故事世界及其文化经验连接起过去与当下的精神场域。古装网络剧基于民间立场昭示的中华美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置于文艺作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具备了讲好中国故事、弥合文化分歧与共鉴人文情怀的深层意义。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网络电影改变以往“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表现出一种“同在”关系,并形成一种新型的人图关系。其本质是作为“游牧”主体的互联网受众对“电影—图像”审美生成的直接参与,与图像共构并同在一个电影的艺术世界。当我们看到中国网络电影的人图关系带来的新的审美范式时,不仅要警惕被资本所操控的数字技术对电影艺术价值取向产生的威胁,还应该注意到“人参与图像”的热情度、积极性以及创造力,并对电影艺术的人图关系发展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
美术馆是艺术与社会的交汇,馆藏作品的展示与传播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美术馆建馆六十多年来,收藏、保管了十三万余件美术作品,构建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国家收藏体系。丰富的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和“典藏活化”系列展,集中反映了人民不懈奋斗、经济发展、开放多元的国家文化形象。作为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场所,美术馆应通过馆藏作品展增强文化艺术对于国家意识的建构与视觉传达,与公众建立联系,实现其生命力的延续。
非虚构动画片是技术成熟与艺术观念发展演进后的新型艺术样态,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动画,内在核心则是纪录精神。十几年来在学界引发广泛讨论的“动画纪录片”正是这一类艺术形式渐趋发展所带来的观念冲击。如果立足于动画的立场去看待这一争论,我们会发现在非虚构动画片中,动画只是艺术创作的一种手段,非虚构仅限于内容的非虚构。在内容与形式的重新组合下,“真实”焕发出别样生机。
纵观古今中外图书的发展,文图相伴始终是普遍现象,越是经典的、畅销的书籍,越会吸引名家绘制插图。进入21世纪,出版物越来越丰富,但是插图书籍、尤其是以原创美术作品为插图的书籍却越来越少。通过梳理古今中外出版物中插图的流变可以看到,当今的读图时代正出现一种图像对另一种图像的霸权:大众传播领域中大量图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再生的自然”,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诗句,恰巧隐喻了读图时代的某种窘境:在图像的海洋里图像正在“消逝”。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插图何以几度兴盛?作为绘画中的一个很小的艺术门类,插图除了装点文字还有哪些独特的价值?融媒体时代,插图的式微又会带来哪些新问题?本文尝试就上述话题略作探讨。
从育人的角度讲,艺术批评教育带领受教育者发现、感受与评判艺术之美的过程,亦是引导其接受美育的过程。而且,对于文艺作品价值的阐释与评判,可以促进受教育者的审美人格与道德人格的成熟,助力美育之内在德育功能的实现。更为关键的是,艺术批评教育,不止于培养和提升受教育者的艺术感知力、理解力和鉴赏力,且与美育的“完人”目标高度契合,同样指向情感的和谐与人性的健全。鉴于此,新时代学校美育课程体系建设,有必要将艺术批评教育纳入其中。
文化创意实践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能创造不一样的审美对象、塑造不一样的审美主体,具有突出的美育属性,可以克服现有美育工作的“美中不足”,助益学生的全面发展。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设计与现场演出、仪式进程紧密贴合,制作水平一流,本真展现了当今社会高度媒介化、“实用主义”的音乐创作美学。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是对本土音乐文化的历史回顾与当代书写,客观依循社会的主流音乐审美;遵照特定的文化、应用价值方略,服从超大型文艺创作工程的“顶层设计”。当音乐成为综合艺术创作中的某种“中心要素”,主客观条件达到协调统一,应用音乐创作同样能获得极高的艺术价值。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正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业态变革与价值转向。如何在更为多元的创作实践中求得艺术性与应用性的兼容是摆在广大音乐创作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