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I)
Research on Well-Known Literary Critics and Their Masterpieces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中国实践出发，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包含的价值观、文明观显现为一种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观，承载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新时代的中国文艺，要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站稳中华文化立场，牢牢掌握中华文明的审美权，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创作出更多增强中国人民精神力量、增强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优秀作品，以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反思中国文化，必须更加重视文化传统中的优秀内质和优秀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其中蕴含着的生命性、血脉性、基因性、恒久性、文明性、人类性、世界性、现代性。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间的重要属性：文化与文化的类型差异和异同问题，即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及其相异相同的贯穿性问题。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今天，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骨气、志气和底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是我们解答这个时代命题的科学方法论。由于文艺的形象性、可视性、独创性、审美性，整个中国的形象正在伟大的文明重塑和再现之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学风范。
图像何以表现声音，是一个艺术跨媒介表达的问题。中国古代听松图通过强化主体的听觉性在场、“一主一仆”图式的“合唱队”效果、构图留白隐喻风孔、以题画诗弥补画面松声等手段，使图像的松声得以审美显现。并且，频繁使用临水听松、松下士人图式，以音助圣，敞开自然的审美空间。此外，静听松风也是松声转化为遗音的过程，由实到虚，绵延回旋。对于听松图而言，与其说松声是通过画面空间表现的，不如说是由松声通过艺术动势，召唤空间、创造空间，以时间统领空间，从而完成了跨媒介的艺术表达。
总体性的“艺术”仅仅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统称，一个代表所有具体门类艺术的“家族相似性”概念。洛特曼把总体性的艺术看成一个大的“符号圈”，而这个符号圈中又存在由各门类艺术构成的多个小符号圈。符号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界性，即符号圈是有边界的，主要关涉内外关系；二是不均衡性，即符号圈区分为“中心”与“外围”，这是符号圈的内部组织规则。这两个特征都给“艺术文本”的跨媒介叙事带来了深刻影响。综合运用“家族相似性”和“符号圈”理论，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艺术与非艺术，以及艺术符号圈中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跨媒介叙事问题，而且可以合理地解释同一种文学、艺术体裁中的“互参”现象。
新世纪初产生的中国杂技剧创演潮流作为当代剧场跨媒介实践的重要形式，是杂技与戏剧、音乐、舞蹈及多媒体技术等多种媒介再媒介化的中国艺术成果。在西方后戏剧和新马戏创作理念影响下，中国杂技剧成为具有中国性、世界化的跨媒介剧场艺术，业界探索性地把有剧情、有人物、有情节及视觉奇观的杂技剧视为一种新型的戏剧性舞台演出样式。中国杂技剧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再次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与海外商业演出的主力军之一。
歌曲《我的祖国》在吸收转化中国传统曲艺元素和西方音乐形式基础上，构造出属于当代中国的民族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借由倒错的“领唱+合唱”的结构，以合唱之声反向指引领唱之声，将党的声音化作人民的声音，从而重塑人民的肉身。通过自己的喉咙歌唱出这些声音的每个人，都是当代中国的表达主体。这种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广泛并持续地作用于当代中国人的感觉结构，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实践的代表性案例，能够体现当代思想具身于人的方法。
近百年西方文学批评史理论迭出，诺思洛普•弗莱被誉为新批评理论的终结者和结构主义的代表。本文主要梳理其论著，分析其系统建构、思想发展和理论诉求。弗莱将西方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语言体系,在体系建构上以神话为本体，展示文学史的演变机制，提出文学的循环创造理论，以关怀性作为文学发展演变内涵。弗莱对整体性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但理论的建构如果超越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范畴，最终只能以审美自律归于乌托邦诉求。弗莱批评之路可对中国文论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是正道。
皮娜•鲍什是非常受欢迎的德国现代舞蹈家。她带领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是德国重要的文化窗口，也是当代三大新舞蹈流派之一。每当人们提及皮娜舞蹈剧场中日常行为、语言等非技术化的肢体语言时，都会引起一番争论。有的人认为舞蹈剧场作为一种以肢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舞蹈形式，虽然增加了台词等表现形式，但还是属于舞蹈的范畴；有的人认为日常化肢体语言和台词的加入，使舞蹈剧场更接近于传统的戏剧，让舞蹈剧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从舞蹈走向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因此，本文试图从皮娜•鲍什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入手，考察和分析其肢体语言的独特性与生产机制，以及隐藏在身体语言背后的文化逻辑。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12月18日，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以“当代风尚、理论视界与审美文化研究的空间”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审美文化理论的拓展”“传统与当代对话”“审美文化的新风尚”三个角度入手，结合中外思想，拓展审美文化的理论来源，反思审美文化中“传统”与“当代”的断裂与延续，把握当下审美文化最新的动态与风尚。
现实主义是一个随历史变迁而不断调整的概念，其在新媒介文艺中展现出诸多新质，网络文学为探讨新媒介现实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互联网上出现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将印刷文学理念生硬搬上网的移植现实主义作品，为获得政策扶植或奖项等进行题材定制的功利现实主义作品。当前网络文学中，即便是描写现实生活也多借幻想手段，这并非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是传奇和幻想在网络上具备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其实，网络文学并未偏离现实。跨界融合的新类型、差异运用的新手段、即时反馈的新经验，反映了网络时代更深层的现实。幻想和现实的斗争与融合，促使网络文学在曲径中探索表达的通途，新媒介文艺领域频繁涌现的内在矛盾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持续变革和不断拓展。
在现实虚拟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面临挑战，各种次文化、流行文艺表现出对现实的脱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完全逃逸了现实，而是在深层呈现了网络社会“新现实”。当代文艺表现的新现实主要包括虚拟现实的生活经验、网络化的日常生活，以及网络欲望现实三个方面，现实也呈现出人工化、可塑性与跨越性三重特征。在如何表现现实方面，现实主义可借用架空性实现现实性。虚拟现实也带来了交互性，现实主义文艺可充分利用交互性，实现反映论与反应论的结合，以此积极介入现实。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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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王跃文凭借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分子立场，以史诗性的笔法书写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传统乡土社会的变革与重建，擘肌分理地反省和批判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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