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现实主义是一个随历史变迁而不断调整的概念，其在新媒介文艺中展现出诸多新质，网络文学为探讨新媒介现实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互联网上出现过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将印刷文学理念生硬搬上网的移植现实主义作品，为获得政策扶植或奖项等进行题材定制的功利现实主义作品。当前网络文学中，即便是描写现实生活也多借幻想手段，这并非现实主义已经过时，而是传奇和幻想在网络上具备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其实，网络文学并未偏离现实。跨界融合的新类型、差异运用的新手段、即时反馈的新经验，反映了网络时代更深层的现实。幻想和现实的斗争与融合，促使网络文学在曲径中探索表达的通途，新媒介文艺领域频繁涌现的内在矛盾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持续变革和不断拓展。

在现实虚拟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面临挑战，各种次文化、流行文艺表现出对现实的脱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完全逃逸了现实，而是在深层呈现了网络社会“新现实”。当代文艺表现的新现实主要包括虚拟现实的生活经验、网络化的日常生活，以及网络欲望现实三个方面，现实也呈现出人工化、可塑性与跨越性三重特征。在如何表现现实方面，现实主义可借用架空性实现现实性。虚拟现实也带来了交互性，现实主义文艺可充分利用交互性，实现反映论与反应论的结合，以此积极介入现实。

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自古至今向来是聚讼纷争的主题。在当今这个数字合成异常兴盛的时代，这个问题再度引发我们深思。要对此进行回应，首先要突破真与假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将其纳入到复杂的互渗、交织和转化的动态关联中。文学创作尤其是间谍小说为审视此种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线索。以勒卡雷为代表的当代间谍小说，不仅深刻延续了克拉考尔等学者所阐释的对空洞现实的诊视，更是围绕背叛这个要点引发我们重思主体性与自由这个根本的主题。结合海德格尔晚期对无基和离基的思辨，以及德里达对幽灵书写的阐发，我们试图将间谍小说中所塑造的背叛性主体视作数字时代见证真理、探索自由的未来可能。

VR、元宇宙与人工智能（Sora）虽然都已经成为社会热点，但所涉及的问题众多，远未达成共识。科幻电影为有关这些范畴、技术或应用场景的前瞻性思考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当下，虚拟现实的构建启发人们从连续体、三基性或元宇宙中重新定位“现实”，科幻电影则从设身处地的神入、本体替身的化入、脑机接口的连入、亲临其境的身入构想了进入元宇宙或虚拟现实的多种方式。无论是由神入、化入、连入到身入的设想，或者与虚拟现实应用相伴的眩晕、安居、退出等问题的应对，都体现了信息科技迅猛发展、信息革命不断深化和人类自身进化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随着Open AI公司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Sora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虚拟和实在的关系的讨论，有人认为实在性已经崩溃。但虚拟性和实在性真的是对立的吗？其实虚拟和实在的二元性本身就是近代理性哲学发展而来的一个产物，而真实的情况是，任何实在都离不开虚拟和虚构，只有通过虚构，实在性才能呈现在我们面前。马库斯•加布里尔的“意义场”理论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任何实在性只有相对于不同的意义场才有意义。那么，在未来人工智能的视频和影像中，与其说用虚拟性取代了实在性，不如说电子游戏、人工智能的视频影像的生成式模型，生成了不同的意义场，并获得了多重实在性。

理解黄药眠美学思想，首先需要把握其革命美学家和革命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其次需要看到他面对朱光潜美学和胡风美学的双重挑战。由此理解前提去看，他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的美学思想中呈现出唯物的和人民的、客观的和主体的、政治的和艺术的、社会的而非个人的等成分，具有社会主体性美学的鲜明特点。当前需要在新的语境下从中引申出新理解。

自2003年黄药眠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以来，黄药眠文艺思想研究在中国学界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比于对朱光潜和李泽厚等美学家的研究，学界对黄药眠理论的当代意义仍然评价不足。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文化视野和理论框架。黄药眠文艺思想也不断显示出新的意义。本文从存在论、主体论和阶级论三个方面对黄药眠理论进行归纳，以期理解黄药眠文艺思想的内在逻辑。他的实践哲学、能动主体和复杂的阶级论，对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建设仍然具有引领作用。

由黄药眠的革命文学实践以及《黄花岗上》等诗作，可以分析出橙色创造社的存在。橙色创造社在革命文学的洪流中加入了红色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与实践，同时也救正了红色创造社的一些疏漏与不足，并且以自身的贡献证明了革命文学运动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的内涵。对于创造社来说，橙色创造社还是连接红色创造社与蓝色创造社的重要纽带。即使是在左翼文学运动史上，橙色创造社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展示的价值也不容低估。橙色创造社开辟了以浪漫、唯美和象征色调表现革命情绪的文学路数，其实是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将革命情绪作个人化、艺术化和审美化处理的一种值得肯定的路数，当然其结果会导致红色革命情绪向橙色情绪淡化、漫漶。

黄药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最初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与朱光潜、蔡仪等人美学观点的批判性对话与争鸣中提出了“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的观点。“美是评价”的观点将美学问题的研讨置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之上，以“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基本论断为理论逻辑前提，提出并阐发了美以人的存在而存在、“审美现象首先应从生活与实践中去找寻根源”、“美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的把握”三大理论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当时占据主流形态的认识论美学范式笼罩之下发出了价值论美学研究的先声，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理论借鉴和启示意义。

黄药眠在“美学大讨论”发动初期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提出了美在“社会存在”的重要观点，并与朱光潜争论，对此后的美学的论争和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关注。黄药眠的其他一些美学论文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他对“价值论”的重视，给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旅法艺术理论家、艺术家熊秉明经历了从中国到西方，再从西方返回中国的跨文化；从哲学到艺术，再从艺术延伸至其他学科的跨学科；还有博涉雕塑、书法、诗歌等多种艺术的跨门类，从而使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艺术体验与理论思考熔铸一体。他的艺术探索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个性——异学互鉴，也就是中西两种异质性学术文化之间发生相互借鉴从而产生新的艺术思想的情形，其中包含五个环节：异学互望、异学互激、异学互惠、异学更生、异学新境。此外，熊秉明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是20世纪艺术界理论与实践兼备的通会人格化身，并致力于构建理论与实践之间互通反哺的双向路径。熊秉明跨文化的艺术经验与面向实践的理论构想对于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复兴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2022年，曲艺被纳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并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获得了本硕博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的“户籍”，意味着可以成建制地发展曲艺专业和学科。“戏曲与曲艺”并列，与“戏剧与影视”一起构成艺术学学科的重要板块，可以丰富“戏剧与影视”的学科内涵，培养具有传统艺术素养并且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曲艺人才，形成独特的曲艺人才培养机制和现代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将戏曲与曲艺的传统予以现代化的发扬，将戏剧与影视艺术予以民族化的转化，借鉴融合、美美与共，有助于构建话剧、戏曲、曲艺三位一体的表演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演剧体系。

“当代中国演剧体系构建的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探索”是中戏从校级层面策划和设计，举全校之力，历时十年进行的本科教学综合改革成果，也是中戏以人才培养助力文艺高峰建设的举措。这是一个独具学科专业特色，具有一定示范效果、便于实际操作、利于广泛推广的人才培养教学模式。针对其体系化、创新性、科学性的模式建构及所取得的成效，探研其整体的设计思路、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实践方法，可以一叶知秋，管窥专业艺术院校人才培养的独特风采，为文艺高峰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参加国内外重要声乐大赛已经成为我国青年歌唱家登上国际舞台、获得业界认可、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优化我国声乐艺术拔尖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本文拟对国内外重大声乐赛事进行全景式观察，从大赛的创立及特点、重点考察的几种能力、赛事曲目选择的审美取向及艺术风格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我国拔尖声乐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建设性思考，以期对我国新时代新征程的声乐艺术人才的培养有所裨益。

作为艺术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的艺术心理学应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心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目标，为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出贡献。本文认为，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要注重学科的自我指涉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借鉴西方艺术心理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艺术发展谱系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充分体现艺术心理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学术体系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艺术心理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为学术体系建设提供支撑；建构中国艺术心理学的话语体系要坚定文化自信，打造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传递中国声音，提高中国艺术心理学话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争取中国艺术心理学的国际话语权。

一个南人北相的媒体人，不为时尚与功利所动，出乎意料地写出别具情调的温情诗文，给人带来某种久违的、完全归属于诗歌的、扑面而至的亲切感。诗人善于捕捉身边细小的物象，能在庸常生活的细微末节中，发现隐藏于各种物象背后的生命的真谛，其诗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能在情景交融中去感悟人生哲思，诗中不时有奇思妙想，能在恬然、沉静的生活观察中开掘出汉语特有的诗性美。

“山河之美”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创作中“应该展现什么”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之一。它与“历史之美”“文化之美”共同构成了艺术表达中的中国之美。“山河”既是可视的风景，又是承载土地、故乡、家国的文化意象，与“新主流电影”互为表现的媒介，并与“新主流电影”在文化内涵上相互印证。自然的“山河”通过银幕的媒介化，成为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文化的代言，是构建中国式影像书写的一种诗意方式。

中国大学校歌与中国现当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相伴而生。伴随着百余年来政治局势与文化生态的阶段性变化，大学校歌歌词的形式与内容在不同阶段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突出表现为“五四”文学、延安文艺和流行文化对校歌面貌的影响，其中延安文艺最为显著、深刻。这不仅触及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几次大变革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还是一个有助于文艺鉴赏与创作相互促进的话题。作为历史与现实资源深度融合的成果，以及当下中国本土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学校歌歌词与民族形式建构密切相关。

“为民众而艺术”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驱力与核心诉求之一。探析、还原这一艺术观的历史生成、价值方位及其所内蕴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意识，不但对深刻认知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轨迹有着知识意义，而且对建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与批评话语有着重要参照价值。

本文通过梳理曲艺艺术历史发展脉络、艺术特点及规律，阐释曲艺艺术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理论依据，分析曲艺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和功能价值，总结曲艺学科建设历程和成果，明确民族复兴时代曲艺应承担的使命任务，探索曲艺艺术进入学科后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