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在人类由传统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科技助力艺术创造震撼，体现了二者相辅相成的一面。艺术为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所震惊，通过作品加以渲染与批判;科技理性对艺术感性加以制约，人工智能显示出取代人类从事艺术活动的趋势，科技实力裹挟艺术精神，则体现了二者彼此博弈的一面。

本文从叙事主题和视听语言等视角分析，将“小清新”的美学特征总结为“小”格局视角下的主观表达和写意与写实并存的“清新”风格，并提出该类电影对青春成长母题的另类解读，即通过团圆结局来表达对青春遗憾的释然和对追寻个体身份认同的指导，从而对小清新风格进行了可操作的界定。当前尚不大成熟的大陆青春片需要解决视听语言与主旨内涵的割裂问题，才能充分借鉴台湾青春电影的成功经验，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在对于范本的长期临摹中，与古为徒吟咏范式，明乎书理，感乎时变，也就能华实相扶，今古交汇，建立一个属于个人的临摹系统，逼真于前人之作的临摹，为个人日后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临摹这一精神生活过程是不可思议的，个人的书法精神生活也就失去了提升和抵达深刻的可能。

香港文学的“在地抒情”是以香港的眼光审视香港事象与社会人生，以香港的话语说香港故事的书写特色，充分展示了香港文学的独特风貌。在当代的香港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都不乏在地书写、在地抒怀的佳构。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创作人，有相当自觉的“在地关爱”意识，且形成了从生活出发这种“在地抒情”的传统。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当代中国昆曲舞台上演出频率最高的剧作。2011至2015年，全国七个昆剧院团总计演出7119场次，其中汤显祖剧作演出总计3571折次，占全部演出频率50 16%。五年总计演出《牡丹亭》949场。五年中《游园惊梦》单折演出为2485折次，平均每天演出1 36折，但遗憾之处在于不能永远只是以一部《牡丹亭》为中国昆曲的旗帜。

魔术来源于巫术的证明手段，最初的“假神汉”特点使社会上某些人对魔术有一种惯性偏见，喜欢把它和骗人、迷信相提并论。魔术师群体对此十分困惑。本文从中外魔术史角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其后来发生的变化，从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后世魔术已逐渐成为表演艺术的理由，论证魔术确是一种表演艺术。

就中国画方面而言，即呈现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思想方式，以陈旧论、过时论混淆抹灭中国哲学玄思的心灵自由与精神解放的审美品质与艺术表现。这是值得重视的倾向。

“志怪”传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经验之一，中国当代网络小说的诸多叙事元素也受其影响，在小说类型、叙事观念、叙事模式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透过这些“志怪”成分，网络小说承袭了中国文学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中国话语”的品格。倘若在“志怪”的传统下看待网络小说，后者对鬼神虚妄之事的津津乐道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与志怪文学相比，又暴露出思想底色不足的缺失。

本文认为，假如以网络写作和非网络写作来划分写作形态，网络文学也要自省其限度，而当下的精英写作需要审视网络文学与读者及大众心理的密切关联。

作为传统艺术，京剧至今仍在大众娱乐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仍是让华夏子孙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名片，对京剧的保护和传承应具有动态性思维，让古典艺术在保持传统艺术精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现代技术手段的优长，反映新的时代精神。本文通过深入辨析京剧所承载的传统美学精神，探讨京剧在文本、舞台呈现、传承观念等方面争取现代呈现的原则与路径。

跨界创作在当前许多艺术领域普遍存在，戏曲跨界创作也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案例与现象。戏曲与魔术、杂技、话剧、摇滚音乐、游戏动漫等艺术门类的跨界，是从业人员尝试将戏曲与时尚审美、流行元素相结合，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一种努力。戏曲跨界创作也存在着“杂拌”式的拼凑、戏曲本体与剧种特色消减等问题。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固定见解，难以诠释百年中国的艺术走向。当谈论艺术的传统和现代时，需要追问所谈论的是谁的现代，谁的传统。由此就可以发现，传统和现代是被征用的一种话语，以生产、确立新的文艺观念、权力主体和社会秩序，其中所包含的一系列“中心”观念值得反思。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也为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

今天的中国观众关注波兰戏剧，不仅仅是因为波兰把这么多优秀导演的戏剧带到了中国，更主要的还在于透过波兰戏剧，可以发现波兰戏剧发展过程中戏剧与文学、传统与创新、哲学与艺术之间的碰撞与思辨，探寻波兰艺术家是如何在戏剧中发现自己、揭露自己、反省自己，并不断将戏剧引向人类精神的更深处。这也是波兰戏剧带给中国话剧最大的文化启示。

来自德语国家的剧场作品越来越多在中国上演，使“戏剧构作”这个陌生的词汇为戏剧界熟知。德国戏剧构作的关键就在于关注当下，把经典文本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德语国家戏剧构作以解构主义理论为出发点，不把舞台演出视为阐释某个既定文本意义的手段，而认为文本的原义实际上并不存在，文本意义是在演出的现场交流过程中，通过观众感知的参与而“生产”出来的。

文艺评论同样如此。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评论要努力让自己的批评体现出根性，而且这一根性是建立在熟悉中国文学、文化、哲学、美学以及中国经验、中国话语、中国传统的基础之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摇滚乐曾在中国大陆音乐界、文化界以及普通听众中掀起巨浪狂潮，那个时代涌现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至今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于戏曲流派而言，其现代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理论话语与实践过程的系统化、明细化，避免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现代意义的戏曲流派，若只在程式、唱腔上有所创格，与过去出现的流派无大差别，可能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当风格个性依托剧目得到积累和沉淀，各条件要素具备，流派自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遗忘”机制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哲学与美学意义，就在于“遗忘”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在文学发展中都起到一种调节平衡的作用。在心理学上，遗忘是保持的对立面，也是巩固记忆的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