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历经摸索与尝试、改革与发展、转型与创新,以丰富的影像书写着新中国七十年的奋斗历程与沧桑巨变。当前,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一的电视剧生产大国与消费大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影视工业发展框架的中国道路,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本文立足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探寻电视剧变迁的时代印记,总结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承,反思电视剧行业的问题与挑战,以期为未来中国电视剧的再次腾飞提供参考。
中国音乐史学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学科建立伊始,受欧洲音乐史治史理念影响,多从艺术视角进行辨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史学界延续了这种治史理念并开拓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把握乐之时空特性前提下,围绕史学纵轴,多种新学科建立拓展研究领域成果丰硕,音乐史学界整合研究成果,提升学术理念,回归历史语境讲清楚自身特色,梳理礼乐和俗乐两条主导脉络,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整体架构逐渐成型,并有效推动中国音乐史学转型。
新中国戏曲70年历程中,传统戏的生存既幸运又曲折,历经从禁戏、纠偏到传统戏退出舞台的波澜,改革开放后终于获得正常的生存环境;现代戏始终是最受重视的戏曲类型,虽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一直受非艺术的工具化理念影响,得失均令人思考;新编古装戏中包含了诸多影响深远、代表当代戏剧创作高度的新作,并且与传统戏一道支撑着演出市场。而从盲目遵从现实主义理念到戏曲化成为普遍共识,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古装戏终于成为具有艺术共性的整体。
探讨艺术理论,可以采取既不同于非共通性、也不同于完全共通性的第三种视角,这就是艺术异通性视角。由此视角看,艺术理论是关于所有艺术门类现象中的异通性关系的学问。门类艺术理论、跨门类艺术理论和一般艺术理论的行家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论述需要跨越艺术门类界限,注重发掘艺术门类之间的异质性和共通性联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艺术即摹仿、美的艺术定义、艺术即无意识升华、艺术即直觉、艺术无法定义等观点,但有关艺术定义的传统知识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依然在各种艺术理论形态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变异地存在着。当前仍然存在以艺术为尊、开放性和分类性等艺术定义路径。有必要依托中国的感兴修辞范畴即兴辞并参酌西方有关理论而建立一种中国式艺术理论构架。
《康定情歌》是康定最有名的文化品牌,它向世界传递了康定是情歌之乡、浪漫之城的美好愿景,但是康定这一品牌资源的应用中也有着明显的短板。情歌文化游知识性、观赏性都不足,这也是文化旅游融合时代,我们最为迫切需要探索和提升的。
“守正创新”的“守”是强调对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要“守”;“正”强调的是正大光明、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立身的根基。“守正、创新”关注的是推进文艺发展的方法论,两者互补互制而有侧重,必然成为当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命题。
在近四十余年的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党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政策性调整,关系着文艺评论的生机与活力。同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艺与经济的关系的方针指南。文艺评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指引,获取历史镜鉴的启迪,更好地用中国文艺理论解读中国文艺实践,做到以文化人、以艺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文艺评论应坚持培根铸魂、道艺统一、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激励作家艺术家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
我们要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好黄坤明同志在本次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守正创新,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努力开创文联工作新局面,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笔者结合当下文艺评论的状况重新细读李健吾先生的《咀华集》,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并激活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其一,自觉的姿态——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李健吾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使我们认识到,就文艺评论家自身而言,对文艺评论本身的自觉,必然会提升其开展合规律文艺评论的自信;其二,真诚的心态——李健吾的《咀华集》洋溢着文艺评论家的真诚和勇气,这是当下文艺评论值得特别提倡的方面;其三,融情见理、鲜活生趣的语态——李健吾“含英咀华”式的文章说明评论家只有与作者同行,平等而诚恳地从走进作品,直到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写出既深中肯綮又富有活力的批评文字。
当下文艺批评常与创作脱节,凸显了批评必须及物的重要性。好的批评家必须有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识,以时刻准备出发或已在途中的姿态,投身到变动不居的创作大潮中,既对作者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对自身保持高度的警惕,由此将一种深刻的洞见赋予对象,开显出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当然,过程中须注意拿捏好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真正的及物应与对象既契合又疏离,两者的博弈尽显饱满郁勃的生命张力。此外,又须注意思想的可视性,不故弄玄虚,故弄玄虚也是批评不能及物的表现之一。最后,为及物批评能早日建成,批评家须加强人格修养,有明确的岗位意识和责任心。如此有守有为,才能使批评尽显高品位和高格调。
当代四川新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1980年代从四川兴起的“第三代诗”席卷全国,成为其时中国诗歌的中心所在,更重要的是从“第三代诗”到1990年代后“存在”诗群的演进所折射的“陆地气质”。这种“陆地气质”是四川文化内在品格的体现,在与西方文明“海洋精神”的现代遭遇中形成其成熟形态。当代四川新诗群体正是在这种中西方本质精神的遭遇中展开其写作实践,是重造传统又借鉴西方并植根于本土性经验中生成其先锋性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追求。可以说,以四川新诗群体为例来阐释中华民族诗学精神的某种内在本质维度,也有利于在经历中西方文明碰撞的“差异性”体验中推动当代中国新诗回归本土,走向世界。
“新诗”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时代性,既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产物,也主动介入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这种介入体现了想象立场的改变和诗歌功能的调整,带来了题材、主题、语言策略的一系列变化。由于社会转型的内忧外患,中国现代诗人介入时代的方式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诗人,更加多元和丰富。转型社会人们会接受不同介入方式的诗歌,但更期待有内在表现力的作品,希望诗人能够用本民族的语言感觉和想象世界,用语言之光照亮时代现实中晦暗不明和难以言说的部分,为之找到恰当的言说形式和韵律。诗人介入时代,不仅是道德上的时代担当,也是接受思想与言说能力的考验。
中国新诗既是“中国梦”的助力者,也是“中国梦”的行动者,还是“中国梦”的有机构成者;这从对中国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源流的梳理中清晰可见。虽然新诗成绩和新诗问题并存,但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良好,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碎片化呈现,对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沉思,深入开掘个体心灵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回应,网络诗歌越来越火热,史诗性诗歌写作愈发迫切,走向世界、拥抱世界、与世界分享、与世界共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新诗不断探索,形成了丰厚的诗学经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新诗的诗学“新梦”,即诗用与诗美的互动,主体性与社会性的拉锯,言志与说理的纷争,自由与格律的抗辩,明朗与朦胧的分野,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角力。总之,新时代深切期盼着史诗性
诗歌是对丰富心灵世界的生动呈现,也是对时代发展,社会主潮的有力揭示。中国当代诗人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如何辨析我们的诗歌传统,认识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经验,理解我们时代的前进方向,倾听砥砺前行中的人民心声,这是值得当代诗人深入思考和努力践行的重要命题。
回望百年新诗,即便是新诗研究者也对新诗的仍不成熟心有惶惑。从来没有一种文体,像中国新诗,需要不断地确立自我,不断地清理门户,直到新世纪之交,关于“纯诗”与“非诗”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对古典诗歌的背弃,对古典诗意的“破坏”,几乎被目为百年新诗的一项原罪。中国新诗虽然是由于“反传统”和“叛逆性”而生,但是古典诗歌的影响始终潜藏乃至涌动在新诗作者的血脉深处。面对百年新诗美学品格的建构历程,宜重建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承续关系,同时也应坦然承认新诗“以夷为师”的重要倾向。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遵循诗歌基本诗学法则与审美之维,令新诗走向形式的自觉,重建新诗文体,是百年新诗回顾的题中应有之义。
百年新诗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相互关联又相互缠绕的问题。如何理解百年新诗,其实也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现代性问题解决不了,新诗的问题也就解决不好。新诗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但历经曲折,由模仿学习到向内寻根再到草根化及逐渐本土化。关于百年新诗,一直存在极端肯定与极端否定的激烈争论,正显示了中国现代性之复杂。这种复杂的现代性也体现在一些代表性诗人身上,本文以北岛和昌耀作为分析对象,来探讨此一问题。
本文通过回溯伊格尔顿的“实质性社会功能”概念,在当前数字时代重申和重建文艺批评的社会使命。本文在对伊格尔顿的“实质性社会功能”的历史线索进行必要梳理的基础上,就文艺批评的实质性社会功能作了明确的阐发,并就批评的实质性社会功能与文艺的社会主义道路、批评的实质性社会功能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等问题作了阐释。
乔治•斯坦纳的文艺批评思想首先强调“谦卑”而又充满主体尊严感的“阅读”态度;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斯坦纳的文艺思想逐渐延伸到了二战背景下对欧洲文艺(文明)成果的深刻反思;面对新时代,斯坦纳展现了一种从文学到语言、哲学、文化的整体关照,并努力对未来的发展趋势给予新的回应;相比于学院研究谱系,斯坦纳带给艺术创作者的影响可能胜过前者并给予深刻的反思。
别林斯基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对俄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甚至对世界文学理论批评,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丰富,他关于文学批评性质和使命的看法,关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的、美学的文学批评原则的看法,关于倡导有信仰的、真诚的、真率的、有敏锐诗意感觉的文学批评的看法,关于把文学批评当做艺术来看待的看法等等,对于我们建设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的发展中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从1978年开始招收首届音乐学研究生至今,现代音乐学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今天的音乐学正朝着跨学科、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方向和深入现实生活的应用方向继续发展,学科建设的愈发成熟预示着独立学术视野正在形成。“一带一路”“中国音乐理论话语”“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国音乐‘走出去’”等研究话题都使得音乐学逐步成长为能够在更为宽广学术平台上发挥影响的学科;2018年的音乐学研究,丰富了大众的音乐生活,推动了音乐事业的持续发展;作者站在历史的节点围绕音乐交出了一份关联社会、文化、传统、大众、舞台、生活等因素的真实答卷。历史的节点也是面向未来的起点,音乐学过去40年所获得的成绩,都将成为明天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