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现实主义作为“十七年”一种必须遵循的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 使得艺术创作在题材、内容乃至表现形式上被赋予的明确的政治含义和阶级立场，对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淡化了舞蹈家主体精神与思想感情的开掘和表现。到思想解放、文化转型的新时期, 现实主义仍是推动中国当代舞蹈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虽然已不再是唯一动力，但仍是一种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范式。

30年前，香港是“小纽伦巴”，后来虽然有发展，然而北京和上海已经和纽约、伦敦、巴黎直接来往，而且见她们之贤而思齐了，甚至将与贤齐了，香港的“借镜”价值大不如前。内地崇西之风仍盛，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意识的产生，却毕竟是一种反省，一种泱泱大国精神的兴起。

德里达指出了绘画的神性境界，即诸神在画幅中现身的境界，神性借伟大艺术家之手，在人性与物性中，闪耀出光芒。

“文学经典化”越是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段中越能够呈现出“经典”的韵味和本色，优秀的“文学经典”应该是诗意的文化结晶。

杨公骥似乎毫不掩饰自己对理论的兴趣，以思想家原则为学术的第一原则。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

粉丝经济的价值不仅是对情绪资本的增值和操控，更在于粉丝通过创造性消费过程所形成的全新写作空间和参与式文化结构;而IP开发，则应该在保护本土粉丝文化创造力的前提下，推动其跨媒介、跨文化传播，继而形成突破传统媒介生产惯例和全球文化产业壁垒的独特中国经验。

网络游戏的发展需要创新推动，创新需要精神内核的支持。网络游戏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悠久的中华文明也需要通过当代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但如果通过歪曲事实、哗众取宠的方式进行游戏创作，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对后人的不负责任。

网络综艺在以其符合年轻人需要的独特风格和个性内容获得越来越多人欢迎、动辄点播过亿的同时，是网综产业表面繁荣之下的生产过剩。它们集中体现在内容创意、文化尺度和明星消费三个层面。一、内容创意：从“清奇”个性到“猎奇”误区；二、文化尺度：从“网感”基因到“污力”过度；三、明星消费：结构困境与转型路径。

如今的国际传播竞技场上，全球化和融媒体是两个最显著的当下特征，这就要求有着鲜明的主体性诉求的“中国故事”必须要具备跨文化和跨媒体的流通性。本文认为，IP化是全球化和融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优质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本文集中讨论古元在碾庄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试图揭示古元的深入生活与其木刻创作的内在关联，以对今天有所启示。

无论是对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倾向的批判，还是对传统文论创造性转化的吁求，我们都有必要张扬一种“在场的诗学”。

电视文艺实践也同样表明：越是有文化意识的电视作品，越能获得高度的认可。

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下，传递正能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与构建性的审美语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社会体验是当代艺术的关键价值所在。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国美术批评需要呼唤诗性和审美，不必因西方当代美术批评的去审美化而避谈审美。

“文化自信”是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力，也是总书记近年来使用较多的一个词汇。

“天人合一”一直被中国近现代学者称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色。中国的艺术正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艺作品通常会经历生活传奇化、人物性格化到内心生活审美化的发展过程，这个并非线性交替的过程也反映了叙事作品现实的存在状况，决定了英雄注定是叙事作品重要的表现主题。

在同类英雄题材的大量舞蹈作品中，当代的舞蹈艺术创作愈发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怀与鲜明个性的艺术表达，追求宏阔的主题和恢弘题旨下的细节闪现与提炼，侧重内心独白式的动作语汇的施展，向往更自然，更富心理和情感色彩的描绘。

英雄是最适合话剧舞台呈现的形象。纵观新中国成立至今话剧舞台上英雄叙事的发展轨迹，我们经历了从神化英雄到人化英雄的审美嬗变。

戏曲现代戏中的英雄形象本身承担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决定了它在美学上的先天痼疾，如原型人物的真实性易导致英雄形象的趋时性和功利性，原型人物的意识形态导向性相对限制了英雄形象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等，致使人物个性在丰富性和深刻性上有所欠缺。

谷建芬是我国当代一位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为歌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唱者，她的歌曲抒发了时代情感，成为时代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