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有声艺评（2018年第2期）-《中国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纵览

      内容摘要：当代新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成为人文思考的必须，而且也为当代美学思考带来新的挑战。这一挑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自然”因为技术发生了巨变，自然美因此出现了新的内涵;其次，“社会”(包括日常生活)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美出现了新内涵;再次，艺术活动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技术进步带来艺术新的处境，艺术美呈现出技术化特征。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未来美学发展应该积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需要主动吸收新媒介技术理论对美学领地加以扩展。

　　关 键 词：美学　媒介　技术　挑战　自然

　　一、当代美学面对的技术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进入后实践美学时代，百家争鸣，各有所长。国际美学界在二战以后也出现了诸多流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美学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反思，重点回顾了美的本质观与美学本体论研究、美学原理研究、西方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现状，并且讨论了“应用美学”“审美心理学”“文艺美学”“门类美学”“艺术哲学”“审美文化”和“审美教育”等研究专题，对当前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艺术终结、生态问题、环境、日常生活和审美现代性等都做了详尽的考察[1]。这些问题固然十分重要。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急速发展，技术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正逐渐成为美学乃至整个人文思考的关键。

　　1. 技术对人文思考的挑战

　　首先，数字技术为何成为问题?技术虽然表现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但其实质却不在人之外，而是构成人本质。因此，技术虽然是人的创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技术使人成为人。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与时间》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2]。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技术一直参与到包括审美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它一直生成人。既然技术一直都在，为何今天的数字技术成为当代人文思考的核心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当代数字技术及其产品力量巨大，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状态的塑造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技术。以往被掩盖的技术塑造过程在这个技术工具层出不穷的时代被人们第一次认真的注意，引发了对技术力量的感叹和惊奇，而惊奇正是哲学的第一步。第二点，数字技术带来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领域的新问题。只有当某物发生了问题，它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考察视野，成为一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人的新异化。说是“新异化”，是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论及的“异化”相对而言。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是从对工业化生产条件下人的生产的分析而来，“新的异化”指的则是当代数字生产带给人的异化。

　　其次，人文知识分子对数字技术进行思考是职责所在。虽然技术的发明创造一直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家们的工作，但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却是人文科学义不容辞的责任。现代之初，就有知识分子对技术如此之快地改变了人的生存表示过忧虑。然而，就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依赖资本一样，已经嵌入资本主义生产要求中的技术，也必然以远超以往的速度不断更新。当下问题产生的一切的秘密就在于“速度”：技术的速度超过人适应技术的速度。当然，这种不适应也会带来技术的调整。但总体来看，技术似乎具有一种强迫症，如同资本一样，它希望扩大自己的应用领域。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对技术与社会变化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进入21世纪，人文[3]知识分子对层出不穷的各类新技术及其后果进行了多方思考。在哲学层面，技术哲学展开了对科学、技术的深入考察;在政治层面，我们关注技术对国家、民族和种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层面，我们思考技术带来的新经济模式及问题，如互联网商业模式、微信营销等对传统销售方式的冲击;在伦理层面，我们探讨新技术与个人幸福的关系;在宗教层面，我们注意到技术对自然的改造所造成的对信仰的挑战;在社会层面，我们思考技术带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在历史层面，我们思考技术史的问题;在文化层面，我们思考技术如何改变文化和文明形态等等。因此，如果要对“技术”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需要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未来学、历史学和大量自然科学知识。笔者的兴趣主要在技术所带来的审美问题。

　　2. 技术对当代美学的挑战

　　基于马克思《巴黎手稿》所展开的当代实践美学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从人类的劳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展开的过程。人类实践活动包括自然领域的实践、社会领域的实践和艺术领域的实践，故国内美学界一般将审美活动分为自然、社会和艺术三大领域。与国内不同，当代西方美学界则围绕着自然、日常生活和艺术进行思考。此两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美学强调个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强调整体性的“社会”，相同之处是都指向人类或人类的一种“非艺术活动”。“日常生活”还是可以归入到“社会”概念之内，故而我们还是可以将审美活动归于自然、社会和艺术三大领域。

　　马克思将人理解为制造并使用工具的生命，工具又正是技术的产物。那么，作为贯穿人类发展史的技术恰恰就是人的必然维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它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不断丰富、不断展开，具体延伸到人类实践的自然、社会和艺术领域。新技术对美学的挑战也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首先“自然”因为技术发生了巨变，自然美也因此出现了新的内涵。一般而言，“自然”有自然界与自然状态两大含义。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我们看到当代技术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摹仿”，而达到对自然的“再造”。这一再造既包括再造一个真正的自然界(比如复活已经灭绝的生命)也包括再造一个虚拟的自然界(比如使用电子技术再造一个虚拟场景)。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状态”，我们会发现技术正在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正以远远超过人类自然进化的速度飞速改变人类进化了数百万年的身体。就个人而言，电子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进程，参与我们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最为典型的是基因工程，从试管婴儿到器官移植，自然生成的生命遭遇到技术的全面接管。基因技术可以预测新生儿的基因缺陷加以人为干预，克隆技术可以克隆人体器官进行移植，甚至技术产物可以与人类身体结合，使人变为哈拉维(Donna J. Haraway)所说的“Cyborgs”(赛博格)，成为与自然人不同的新人类[4]。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身心一体的生命，人类对自己身体进行如此深入的技术处置必然影响人的心灵，激发心灵对“自然状态”的新思考。当我们抛弃旧的身体，重塑一种自然的身体观念，心灵当然也就不再肯定自身以往的“自然状态”，而是同时获得变化，把握一种新的“自然状态”，进而习以为常，成为数字时代新人类的一般内在精神。这就是心灵史在数字时代的新进展。审美活动基于这种心灵新进展而展开，新的审美原则也基于这种新的心灵追求进行建构。比如“穿越”问题。上世纪科幻作品中已经出现了穿越要素，然而只有在今天，穿越才成为一种“审美类型”。穿越的出现正是对自然状态的抛弃，是一种对自然状态的极端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不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定，因为穿越的物理基础可能是存在的自然规律，而是对我的现在的自然状态的否定，是我想要重塑我自己的现实自然的一种手段。一旦技术开始对“自然”有了如此改变，作为一直对自然进行关注的重要理论资源，美学势必应该对此加以关注和讨论。

　　其次，“社会”(包括日常生活)在当代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美也出现了新的内涵。新的交通技术改变了空间，新的交流技术改变了时间，新的制造技术带给我们新的产品。这些结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新的传媒和技术不仅使个体的日常生活不断技术化，而且对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及军事活动影响巨大。如网络意见左右政治局势、网络极端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军事冲突数字化等。如此巨变导致了新的美学问题的出现。比如如何评价“人造美女”、如何看待数字技术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技术社会的审美趣味，进而设计符合审美趣味的电子产品等。这些都是数字技术时代亟待解决的审美问题。

　　再次，艺术因为数字技术的出现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技术进步带来艺术新的处境，艺术美呈现出技术化特征。我们知道，“技艺”作为“艺术”的来源包含着明显的技术内容。古代艺术本就有丰富的技术内容，然而往往被其承载的内容所蒙蔽，艺术的精神性被置于艺术的物质生产技术之上。从中西方艺术史角度看，一直存在艺术的技术手段与表达内容之间的融合与割裂。今天的问题是，电子技术对艺术形式的改造远超古典技术，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们一般公认的传统艺术(建筑、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会因技术发生形式上的新变化。比如文学的网络化传播，绘画、音乐大量采用电脑特效，电影随着技术进步出现的新体验等。虽然开始是形式的变化，然而形式即内容，起码会推演出部分内容，因此形式的变化也会引起各艺术的整体变化。其二，如同摄影术催生摄影艺术、摄像技术催生电影一样，新的数字技术也将会催生出新的艺术形式。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与之前艺术截然不同的新艺术，然而艺术的发展和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因此而忽视人类创造新艺术的冲动。无论如何，数字技术必将成为构成新艺术的核心维度。

　　总之，当代数字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当代自然、社会和艺术状况，进而引起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新内涵。美学思考如果从技术对自然、日常生活和艺术的影响入手，可以具体化为三大问题：技术如何影响自然，进而创造新自然美;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日常生活、环境)，进而创造新社会(生活、环境)美;技术如何影响当代人的精神，进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要全面而充分地回答这三大问题，需要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艺术等学科，进行广泛的跨学科的讨论。因此当代美学首先需要跨学科研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必须寻找技术理论的支撑。

　　二、当代美学研究的两大出路

　　1. 进行跨学科研究

　　20世纪的科学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跨学科态势。一方面，各学科内部不断进行学科细分，另一方面，各学科之间又不断交叉，产生了为数众多颇具生命力的交叉学科。不仅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内部，而且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研究已经成为学科推进的必由之路[5]。跨学科不仅能带来研究视野的扩展，更能带来研究的新方法[6]。当代美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从重哲学到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发展历程。这一转变历程的开端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以费希纳倡导“自下而上”的美学为开端。从方法上看，美学研究从传统的哲学思辨中解放，转向经验和实证研究。从内容上看，美学研究从对美本质的哲学探讨和醉心于美学体系的构建转向对各门艺术、自然与环境和日常生活等问题的关注。“当代国际美学前沿问题，主要集聚在‘艺术哲学’、‘自然美学与环境美学’和‘生活美学’这三个主要方向上”[7]。从手段上看，20世纪以来,美学研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美学不仅吸收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各艺术、文化学、心理学、生态学、景观学等)的方法，而且吸收了自然科学的一些前沿概念，如“场”和“系统”等，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应用到美学研究活动中。正因为采用了这些新方法对美学问题加以关照，才直接促成文艺美学、艺术美学、审美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等美学分支的蓬勃发展。

　　2. 重视吸收媒介技术理论

　　技术理论来源广泛，技术哲学、传播学、文化研究都涉及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其中,传播学中的媒介生态学流派对技术的思考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的传播学三大流派之一。它奠基于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1970年，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生态学博士点。1998年，以纽约学派为中心创建了“媒介生态学学会”。媒介生态学学会副主席林文刚坦言，“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在创立三十余年后仍然默默无闻，“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8]。传播学研究的传统一般被认为是两派之争，即管理(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效果，后者主要关注媒介的控制和所有权。按照国内媒介生态学研究先驱何道宽教授的看法，媒介环境学试图“三分天下”，“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9]。从媒介生态学公认的几位代表人物的理论来看，他们的讨论都涉及到技术问题。如伊尼斯讨论的媒介偏向、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波兹曼分析了书籍与电视媒介的文化差异等等。胡翌霖博士指出，媒介传播学虽然表面上围绕“媒介”展开，但“媒介”只是其思考的表象，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媒介”背后生产媒介的“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人类文化[10]。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媒介生态学“官方”的定义也指出自己主要是处理技术问题:媒介生态学是“对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s)的研究，其观点是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11]。

　　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媒介生态学家普遍持“泛媒介论”。“媒介”的范畴不仅包括报纸、电话、电视，更包括语言、文字、道路、服饰、城市、时钟等。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总是“寓于技术”的“共在”，那么所有人类生存于其间的技术环境都可以算作“媒介”。波兹曼举例说：“在皮氏培养皿那里……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皿中的一种物质(substance)，能够使培养的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取代这种物质，这个定义就能够成为媒介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12]。由此，媒介生态学的“媒介”概念超出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概念，甚至比狭隘的技术定义还要宽泛。其次，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命题是“媒介即环境”或“环境即媒介”。媒介是人类生活于其中，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的背景。同时人类之所以有可能感知、理解和行动，也是因为人们总是处在文化之中。因此，与其说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媒介问题，不如说“人类事务”或“文化的生长”才是真正的关切。

　　因此可以说，媒介生态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人类文化，这些正是当代美学思考所需要的。基于媒介生态学代表人物对技术问题的不同思考，当代美学可以将这些思考融入其中，形成如下美学研究内容：

　　基于刘易斯•芒福德对技术与文明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文化的研究;基于雅克•埃吕尔对技术与宣传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塑造的思考;基于哈罗德•伊尼斯对技术与政治经济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基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对技术与感知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感知的思考;基于沃尔特•翁对技术与历史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革命的讨论;基于尼尔•波兹曼对技术与人文关怀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人文主义的讨论;基于约书亚•梅洛维茨对技术与社会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社会史的研究;基于保罗•莱文森对技术与进化问题的讨论，我们展开审美进化的思考。

　　目前对这些领域具体内容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美学研究还没有充分重视媒介技术理论对美学思考的启发性。但是依此路径,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当代美学所面对的媒介技术问题，获得当代美学思考的新视野。

　　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新媒介技术蓬勃发展，深入自然、社会和艺术活动的时代，美学思考离不开跨学科视野，更离不开对媒介技术思想的吸收。因此，开启当代美学研究的新媒介技术路向，既可以反思人类社会技术化问题，又可以为美学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陕西网络文学产业发展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7Z038)阶段性成果。

　　*陈海：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吴江涛

      注释：

　　[1]Donna J. Haraway.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Routledge.1991.

　　[2]吴国盛：《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90-97页。

　　[3]吴国盛：《技术与人文》，《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

　　[4]Donna J. Haraway.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Routledge.1991.

　　[5]金吾伦：《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哲学思考》，《哲学动态》1992年第9期，第25-26页。

　　[6]金吾伦、王维：《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统合的问题》，《理论视野》2001年第5期，第18-23页。

　　[7]刘悦迪、李修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14页。

　　[8][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9][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2。

　　[10]胡翌霖：《从技术哲学出发解读媒介环境学》，http://yilinhut.com/2012/02/16/3872.html，2012-2-16。

　　[11]Lance Strate. Understanding MEA. In Medias Res 1 (1), Fall 1999.见媒介生态学官网：http://www.media-ecology.org/media_ecology/。

　　[12][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