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红色美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美术发展历史与成就的体现。但是，学界对于红色美术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并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红色美术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理解。红色美术既包括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历程，也包括以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为题材的美术创作。红色美术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史，而且也建构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形态与风貌，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审美品格。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的提出，与中国古代艺术实践密不可分，意象范畴亦是对中国古代各门艺术美感经验的总结。本文主要以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的水墨山水画为例，谈论中国古代艺术的意象之美：书法意象创造以物象为基础，由象到意，以象显意，意超越象，重在表现书法家的精神情感和生命气韵；水墨山水画的意象审美则突出指向意境的层次，以山水悟道，追求笔墨趣味，“淡”“逸”“远”的意境表现构成其典型性格。同时简述中国诗歌、音乐、戏曲、园林等艺术类型的意象创造，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艺术类型美感经验的阐释来揭示意象美学的内涵，使人们意识到意象美学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实践的重要性。

当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进入现代性的审美进程中时，人们对音乐意义的诠释呈现出了一种宽容，甚至是鼓励多重意义存在的态度。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基于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甚至是否定。在这一形势下孕育出的精英审美文化具有超越世俗、强调自由的品格。音乐艺术文本的意义诠释是一种“同化”的过程，听众的精神世界无法回避，且应当卷入创作者的精神世界，以一种重建的姿态来诠释音乐。但在此过程中，对音乐诠释中歧义的宽容仍应以作曲家为轴心，以听众的精神世界为外延。

邓以蛰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转型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学术的典型特征在于中西融汇。一方面借鉴了以黑格尔、克罗齐、温克尔曼等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中的“表现论”“绝对精神”“理想论”，另一方面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心画”“气韵生动”“意境”“境遇”等理论资源予以再阐释，自出机杼，新意迭出。这对纠正当代美学研究中注重文学美学而忽视艺术美学，艺术理论研究中脱离艺术本体，中西美学交流中食洋不化等弊端具有启示意义。

传统节日的当代复兴离不开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寄寓于传统节日可闻可见的诸要素中。从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包括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顺天应时，感恩思报，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人与他人关系方面的敬祖孝亲，慎终追远，佑护儿童，夫妻恩爱，敦亲睦邻，尊敬师长，与人为善，忠于国家；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的珍爱生命，重视道德修养的提升。当今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不断丰富其习俗活动和文化内涵，能使中华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长出新精神。

当代澳门话剧表现人情与人性，促使戏剧家更多地去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透过亲情、爱情、友情等的描写去表现人情和人性，透过人情和人性去揭示社会人生意蕴。这些戏剧，在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生、运用生活细节去刻画人物以及内心情感的外化和形象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艺术创造。其戏剧审美探索深化了澳门话剧的现实内涵，丰富了澳门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了澳门话剧的艺术发展。与此同时，澳门话剧的此类创作还需进一步探索，要在人情、人性的描写中融进澳门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

纪录片与传统修辞艺术具备相同的功能与目的：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乃至采取相应行动。但“说服”不是强迫或压制他人服从某种意愿，而是缩小甚至消除各方之间的距离与隔阂，促使个人或群体自愿改变观点或行为。由此，纪录片艺术活动中那些用来调节与协商各方之间的距离以能够论证观点和说服他人的方法和手段，即构成它的修辞活动，它以纪录片文本为中介，以表达真实和说服受众为目的，同时具有真实性、对象性的特征。

钟嵘对“滋味说”内涵的创造性阐发具有晋宋之际美学经验与诗风新变所带来的新意蕴。通过将“兴比赋”作为五言诗三义以及对风力与丹采的注重，钟嵘确立了五言“滋味说”的具体内涵。检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及其背后“寓目美学观”的兴起，可知钟嵘“滋味说”的这种新意蕴是时代诗风所带来的，明显受到了晋宋山水诗“寓目美学观”的影响。通过“滋味说”对比兴二法“因物”特性和赋法创作的强调，通过“滋味说”对“即目”“直寻”感知经验的重视，可以看出，“滋味说”是传统诗学与寓目美学加以调和的产物。因此，钟嵘的“滋味说”和刘勰的“情景交融”理论一样，当是儒家诗学发生转折的核心关节点。时代新变对“滋味说”内涵塑造的历史个案可深化关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美学层面。中华美学精神既源自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及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又活跃于当下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用三个“讲求”（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精准概括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三个“讲求”是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及美学资源中整合提炼出的基本美学命题，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审美意识，在不同门类的艺术中都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画论是非常丰富、颇具活力的美学思想资源，与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有内在的紧密关系。三个“讲求”在中国古代画论中普遍存在。以三个“讲求”为观照视点，可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华美学精神在中国文艺中的深度存在，同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在不断地摸索过程中艰难前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陈自明教授接过前人的“接力棒”，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脉传承和中国表述，为世界民族音乐的中国话语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走访36个国家与地区，以“局内人”“局外人”双重视角对世界民族音乐进行交互性考察与研究，部分成果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陈自明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建立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柳青小说的叙事形式几经变迁，努力在历史任务和审美品格中保持平衡，在叙述视点、情节安排、语言方式和人物设计等多方面实践了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理想结合，展现了作家的主体创造性，为“共同文体”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从柳青创作的文体结构与时代语境的互动角度反思柳青小说文体结构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种反观和复杂化我们关于小说形式固定性理解的尝试，不仅有助于厘清众说纷纭的文学价值问题，而且有助于明确作家的社会责任，为文学的时代性研究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借鉴。

文艺评论是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改变了文艺评论生态，评论与创作、专业与业余、评论者与读者的边界被打破，评论影响的深度、广度、方式、效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评论场域随之形成。与此同时，唯点击率、利益交换、圈层部落化等现象影响了文艺评论的生态健康。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专业理性和网络修辞，是新生态下新批评所应该形成的共识。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系列论争。论争各方观点不同，但都聚焦于如何在当代语境中赋予传统范畴有效性的问题。推动“意境”范畴的现代阐释和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传统理论自我革新的内在需要，也是外部环境变化之后的时代需要。作为推动古典审美范畴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它启示学界在阐释古典美学和构建当代美学时，既须正视传统美学本身存在的前现代缺陷，同时也须避免出现脱离本土传统深厚的思想脉络的“无根”创新。

戏曲表演的“功法”和中国绘画的“笔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学问题。本文从中国美学的角度，以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为对象，着重探讨戏曲表演的“功法”和中国书画的“笔法”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中是如何融通的。论文从“戏曲和绘画的相通”“由技入道的艺术境界”“意在笔先与传神写照”以及“文戏武唱和武戏文唱”等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戏曲和绘画的相通，由技入道的艺术境界，融通、传承与创化的问题，以及包含在“功法”和“笔法”的形式之下的意义结构等中国艺术的根本问题。

人民战争催生了战地文艺，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战地文艺实践原理的归纳总结，是战地文艺传统的理论结晶。这个文艺传统是伴随着残酷的战火考验而生长壮大的，它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从前时代的文艺，并且改变了从前时代关于文艺的命题、对象和方式，战地文艺一切以战争中的人为中心，一切艺术形式与修辞都围绕着参与战争中的士兵与民众进行，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以他们当下的需求激发创作。战地文艺的传统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总结提升进而成为“人民文艺”。时至今日，战地文艺的传统有的部分逐渐远去，而有的部分则依然沉淀在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国产电影对于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记忆的表达，部分呈现出伦理化叙事的特征。这些影片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微小视角切入，通过展现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实现对宏大历史记忆的表达，这正是以伦理叙事面对历史记忆的一种创作选择。另外一些影片则努力呈现“革命年代”的“私人情感”，将真实历史中被普遍屏蔽的个体情感浮现为影像中的历史记忆。其中，历史的困苦常会在艺术创作中获得相应的表达与偿还，这成为通过影像手段疗愈创伤记忆的文化实践之一。作为一种叙事传统，伦理叙事不但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也可以追溯至更为久远的中国古代的叙事历史。于当下，它也表现于其他类型的电影之中，成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味的“中国叙事”的创作实践。

民族复兴是新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新中国七十余年社会实践，以切合各历史阶段形势大局和现实需要的不同主题侧重，历史地赋予民族复兴以笃实的价值阐释和现实形态。新中国美术因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主题，整体地介入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追求，其呈现于美术交流、美术创作、美术研究和大众教育等主要实践领域的形态面貌、价值取向及阶段特征，都透着追求民族复兴目标的动态整体性，可谓民族复兴之志的艺术表达。

笔者以中国诗画为例，集中探讨艺术意境的特征、艺术意境创构以及艺术意境论的当代价值等三个问题。艺术意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情景交融、意与境浑，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生活酝酿乃是艺术创作的前提，进而作“意匠经营”“意象经营”，实现艺术意境的创构。中国的艺术意境论，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以天、地、人三才说作为哲学基础。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呼唤中华美学精神的回归和对天、地、人三位一体价值理念的继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

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及戏剧等基础门类间的统一性问题构成艺术学的学科基石。处在西方艺术学科史的早期，柏拉图关于艺术的论说覆盖了几乎所有现代的“美的艺术”门类，而在“剧场政制”语境下，柏拉图将各门艺术集结在由戏剧所承载的制度理想中，提出了政治、哲学和知识承载等原则，贯穿在其关于诸门艺术的论断中。柏拉图的多样原则虽未直接形成艺术体系或现代“美的艺术”概念，但它们以严密的逻辑勾联、支持并凸显了诸门艺术的内在统一性和理论化特性，为后世西方艺术理论的体系化、学科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匠作之喻已然成为中国诗学批评的普遍经验。从工匠范式向诗学批评的理论跨越，匠作之喻创生了镜像、参照、模范、介导等工作模式,将工匠范式转换为普遍的诗学批评理论。工匠范式在诗学批评中既能承担发现理论与经验转换的概念角色，又能形成彼此沟通与譬喻的阐释机制。匠作之喻不仅能对诗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做出自我筛选，还具有分解与切换诗学批评话语的书写方式，彰显出中国诗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生活化特色，或成为古代诗学批评的基本工作路径。澄明此论，有益于当代中国特色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