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艺术家感性的高度发展促进了艺术典范的出现。伟大艺术的示范既推动了后来艺术家的创作,提高了整个艺术发展的水平,但又以其崇高地位阻碍了异于典范的新艺术形式的探索。崇高而统一的艺术形式往往忽略个体的感性经验,而感性经验正是个体艺术创作能够面对的最基本的现实。个体化时代的到来,需要创造新感性与新形式融合的艺术。艺术的多元化是这种新艺术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是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文化自信的文艺。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有筑就艺术“高峰”的底气。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史诗”,是历史与诗的统一,首先是史,然后成诗,所以,正确的历史观是前提、是基础,是筑就艺术高峰最坚实、最牢固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新时代文艺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
明代中期发生在九华山下(今安徽省青阳县一带)的青阳腔,是中国戏曲由古典品格向现代品格过渡的一座桥梁。其以打破既有曲牌体制严酷规范的“改调歌之”,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大众化进程,完善且升华了中国戏曲的审美价值。通过对公堂评判的祠堂化迁转,增加了理性的和煦;复由对学堂情致的礼堂式调适,擢升了感性的温婉。遂使此后的戏剧舞台,柔和亲切更甚,世俗温度滉漾。与民俗民风民序浑然一体,成为举国大众乐于引为师楷、喜于耳鬓厮磨,迷乎痴乎醉乎其间的情感对象。今日之戏曲,当重拾温婉和煦、礼乐交融的生命状态,让戏院继续成为人们需去和想去的地方。
西学东渐,将西方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嬗变的“星丛性”矛盾植入我国文艺美学研究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纠偏了以往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在构建当代科学的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体系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借鉴作用;但同时,其真理与谬误共在的纠结性又难以克服地导致了观念与方法的“过度审美化”和“审美”范畴的异化两种理论研究误区。鉴于此,文艺美学的构建既要立足文艺理论已有的研究基础,也要借鉴美学理论的硕果,在不断汲取文艺学、美学和不同艺术门类的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综合创新,从而形成契合中国文艺实践的理论形态。
“技”“艺”是庄子美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庄子通过寓言故事对此进行了形象而具体的论证。“技”和“艺”是实现美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技”是基础,是通过刻苦练习而达到的一种熟练的技巧,但对“技”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机心”的产生,从而影响审美主体对“道”的把握,“技”的这种局限性限制了美的创造。“艺”在美的创造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审美主体在拥有熟练技巧的基础上,通过“忘我”而实现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使审美主体克服主客二分认识模式的局限,抵达“以天合天”“与道同流”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艺”的境界上,摒除机心的束缚,审美主体才能发现“天地之大美”的真容,从而完成美的创造。庄子对于“技”及“艺”与审美主体的理解,对今天的“美”的创造依然具有启迪意义,尤其可以有效校正消费时
作为观念的“世界末日”产生于人类为把握自己未来命运所进行的思考中。科幻电影将末日伦理置于与科技相关的假定条件下加以考察,以求激发观众对于深重危机的成因、消弭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的思考,并借用末日情境拷问人性、人情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世界末日的成因,可以从自然、社会与心理的角度加以考察;对世界末日所涉及的伦理关系,可以按照相应时段加以解剖;对电影通过世界末日的描写所表述的观念,可以抓住“天启”“救世主”和“浴火重生”等范畴予以阐述。
本文围绕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针对中国美术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思想观念进行分析,并注意前后之间相应的联系。在整体的思想脉络上,“关注现实,表现生活”这一创作思想依然是主流,个体意识的觉醒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则表现在“实验”与“创新”这一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如早期对表现题材与主题的突破,进而转向艺术的本体性问题讨论,在观念与形式上逐渐地拓展艺术的边界,跨学科的问题不时出现,对西方的现当代艺术,也经历了从学习模仿到自觉思考的过程,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在现象的陈述上,本文注意那些促使创作思想波动的事件与人物,有的并不在主流美术的范畴内,甚至是边缘状态。这并不等于忽略主流,因为主流是潜在的,也是稳健的发展力量,而非主流的思想倾向比较活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三次转向来概括。第一次转向是“新时期”,在突破“文革”期间的思想禁锢方面,文学方面的论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活跃了思想,开拓了眼界。第二次转向是“新世纪”,与世界接轨,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学和文艺学的国际对话,成为时代的主流。第三次转向是“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本文提出,当下的文论要走“拿来主义”“实践检验”“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画中女性形象塑造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复杂的历史境遇下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特殊方式。这些形象既是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观念演变的重要参照,也是中国画近现代探索历程的浓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中国画中的女性形象是极少被学界关注和系统梳理的领域,目前没有较完备的研究成果。本文按时间顺序对20世纪以来各历史阶段中国画中女性形象进行归纳和分析,提炼隐含在这些形象特征中的历史叙事和女性地位、生存状态的变化,呈现不同历史语境下形象的性别角色差异和艺术观念差异。
屈子骚体诗学的范式影响后世甚巨,对当代诗歌创作仍然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屈子美政理想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激励着当代诗人树立大我情怀;屈子熔铸神话,心游万仞的想象力值得当代诗人心慕手追;屈子诗学往而不返的抒情模式,能医治当代诗人的精神疲软;屈子诗学香草美人的象喻,标示着当代诗歌创作的意象营构;屈子骚体的民歌元素,启发当代诗人取法民歌;屈子骚体形式的解放,引领当代诗歌追求形式上的新变;屈子诗学得力于江山之助,对当今诗人重视采风或游历也富有启示。
打破新诗古诗二元对立,杜诗对新诗有诸多启发,地理名词的运用即是其一,它相当于杜诗建筑学中的钢结构。百年新诗不乏运用地理名词的优秀之作,但潜能远未释放,运用效果高下不一。其中的南方想象存在唐宋化倾向,造成的束缚尚需打破。
从崇高美学角度出发,聚焦影视音画对立手法,分析崇高美学在影视创作中的妙用,进而探析崇高视阈中的痛感超越、思想超越、精神超越等对影视创作的美学启发,于今后国产影视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应不无裨益。
散文可以分为三种不同范畴的类型。作为一种非虚构文体,其区别于小说的根本在于真实性。散文的真实性是在事实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结合了判断真实和想象真实的一种艺术真实。艺术真实的本质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在于想象。散文需要合乎艺术真实原则的想象。
叙事作品对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的触及,决定了作品的生命感,决定了作品的品质。叙事作品中人物的生命能否有大格局、大气象,取决于人物遇到的精神问题是不是根本性的,取决于人物在面对精神问题时内在挣扎的经历和程度。
文学与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既是人类记忆的产物,也是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当代作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记忆,并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向世人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虽然这些作家们国籍不同但对记忆的表达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些关于文学与记忆的艺术探索势必会推动文学不断深入发展。
习近平关于文艺经典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是习近平同志对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三个基本要素的揭示。笔者认为,这种对于文艺经典的理论建构,是以往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都未尝有过的,但它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华哲学传统之中。而从另一方面看,习近平关于文艺经典的这种理论建构,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现实指向,对于当下的文艺创作具有明确的导向性质。
21世纪以来,“红色经典”已成为影视产业中的一个类型,是弘扬主旋律的一种主流文化产品。新时代“红色经典”再生产要有使命意识,着重在增强文化自信中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路径。“红色经典”再生产要尊重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就是尊重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这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伦理底线;追求艺术真实、注重审美创造和艺术表达能力,是“红色经典”再生产塑造英雄人物的价值尺度。
作家对生活世界越有自己完整的判断,就越能从纷繁杂乱的各种价值中形成独有的发现。小说反映社会反映生活是个批评的概念,而写好人物写活人物才是作家的看家本领,作家当以看家本领优先。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内涵的发现是通过所写人物及其关系而感知到的,越鲜活的人物越有助于读者感知故事的社会内涵。但是如果作家将批评的概念当成写作遵循的不二法门,渴望反映社会和反映生活的主观愿望优先并压倒写活人物,则小说的社会内涵就会变得干涸和枯萎,其美学趣味就要大打折扣。
本体与价值:论当代戏剧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内容摘要:中国戏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特的艺术品格,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是对世界
《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特别策划理论探索专栏刊发如下2篇文章: 后理论时代与文化诗学批评思潮的流变 本体与价值:论当代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