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王朝闻在美学方面成就卓著，不仅主编了《美学概论》（1981），更在十年间完成《审美谈》（1984）、《审美心态》（1989）、《雕塑雕塑》（1992）等美学专著，架构出完整的审美关系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美学体系。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本土文化传统，运用辩证法、心理学、比较法，将审美关系、审美主体作为研究重心，揭示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规律，并开创雕塑艺术美学研究。其美学成果以独创性、多样性和鲜明个性拓展丰富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推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发展。

“清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审美范畴，有着深厚的美学意蕴和理论价值。宋代张炎将清空与质实并举，尚虚的清空理论范式遂在宋代词学场域中初步生成，并作用于明代诗学理论批评之中。在清代道问学与尊德性合一的实学思潮带动下，清空理论范式也在清代诗学中发生了转换，内在理路转变为由实而虚，理论框架转变为学问根柢与神理文理的二元组合，审美理想转变为尚实，并与质实理论调和起来。清空理论范式在清代诗学中转换成功并被诗学共同体运用于诗学批评之中，这既为理论范式提供了实例依据，又彰显出理论范式的合法性、实用性与生命力，也体现出清代诗学富有极强的总结性与创新性。

委拉斯开兹的《宫娥》作于1656年，是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典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主体的消除作为他《宫娥》谈的结论，认为舍此再现自身的再现就无从谈起。是故图像与语言脱节，尝试用形象、隐喻或明喻展示我们正在言说的东西，是徒劳无功的，绘画辉煌的空间并非我们肉眼所能见，而是取决于话语的序列因素。W.J.T.米歇尔读福柯的《宫娥》解读，以“元图像”为主题呼应福柯上述命题，认为福柯是在绘画、画家、模特、观众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百解不厌的迷宫里，完成了《宫娥》的自我指涉。今天我们读福柯的《宫娥》论，在云遮雾罩的后结构主义布局里，依然欲罢不能，即便有塞尔这样的分析哲学大家，提醒我们再现不可能是无本之木。

人工智能艺术是否能实现真正的艺术创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古典意义上把技术和艺术放在一起考察，并区分三种技术形态：工具、道具和元道具。固然人工智能艺术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然而除非它能形成新的生产力、有真正的具身性或者能与人的想象力直接连接，自主的人工智能艺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创新能力。

文明比较显示，中国诗教体现了“人能弘道”的文化特质。这种价值建构方式既是自由的又是共同的，涵盖了情感审美与语言艺术、思维方式与认识体系、人格境界与言行能力、社会礼俗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塑造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心灵史。“人能弘道”的诗学特质，即以生命自觉之“情”为本源，在实践中“感”自然和人事之“物”（现象），对天人之“道”进行自证和体认，以情理交融的审美“境界”为归宿。

书法蕴含了审美主体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书法作品通过线条刻画来表现自然形质与审美意象，展现了书法家神与物游的心迹流淌，揭示了审美主体对宇宙、世界当中生命的理解。在书法实践与审美体验中，让主观意识寄予实践活动，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注入客体对象并使之带有一定的主观意蕴，既可以通过外物意象对书家产生一定的审美移情，也可以把人的主观情感移情于书法作品。同时，借助于移情的发生，也可以在书法家与鉴赏者之间实现间接性的主客体审美情感交流。当移情发生的时候，人的情感与外物之间伴随着审美移情而发生转化，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相互作用，互为一体，最终达到人物合一、心手合一的理想状态，从而在书法创作与鉴赏过程中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审美体验。

网络文学的“现实书写”在“人”的现实、“世界”现实、“书写”现实和“文本”现实等层面显示出与纸媒写作的不同，其媒介属性、生成方式和文化表达带有鲜明的互联网时代特征，从而提示“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必然带有区别于既有现实主义理解的面相。当媒体时间越来越多地占有现实时间份额，媒体所建构的共同体想象空间更多地承载起表征当下大众心理、情感结构、审美取向的功能，成为镌刻大众文化记忆的一种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网络文学“现实”的寻踪，实为透过文本和文化现象观审大众美学，这理应是网络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维度。

冯契先生基于鲁迅的“金刚怒目”说，进一步将此深化为中国美学思想两大传统之一，并认为这一传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故而其相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羚羊挂角”审美传统更重要。“金刚怒目”式的审美关注现实的人格，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实现了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并提出了新时期具体的人格培养方向，即自由的平民化人格。这在本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涵摄与吸收，彰显了新时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独特品格。

“空间转向”作为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表征之一，在艺术观念和实践层面，集中体现于后现代艺术的空间范式重构上。由此观之，场所性不仅可以被视为后现代艺术空间范式的基本特征，而且具有区别于此前艺术空间的本体论内涵。后现代艺术在观念与实践维度的事件性与跨媒介性两个基本面向，则是构成这一场所性的空间范式的客观依据。空间范式的这种重构性不仅为反思“后现代之后”的空间议题提出了更明晰的路径，而且为我们立足中国当代社会语境考察艺术空间乃至艺术史书写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理论参照系。

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苏轼无疑具有崇高的地位。在古代文人中，他以好吃、会吃扬名，写过很多诗文宣扬自己贪吃，表达对美食的喜爱。苏轼是一位卓越的美食家，美食家的盛名与大文豪的美名相得益彰。他凭借自己丰厚的人文修养和审美修养把饮食这一生活的本能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将之与人的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美食的描写，展现了奋发昂扬的精神气质和乐观的人生情怀，赋予饮食以美学的意蕴。苏轼对美食的认识与记述紧密关联着他的生活境遇与思想情感，对美食的探索与追求是其积极生存的隐喻。探讨苏轼的饮食美学，不仅看他对美食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选材、加工、制作、食用的认识，更要联系他的生活理想和生命意志，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发掘他追求美食的本真意图，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他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意义，揭示他在中国美学史上的价值。

新世纪以来，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成为美学热点话题，并在中国重要美学家专题研究、部门美学研究、重要美学问题研究、中国美学史总体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不仅展现了中国美学学科的建构方向、特色与价值，也凸显了美学的实践性、人文性与启蒙性品格。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而言，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形成了以“美学—知识”“美学—思想”和“美学—实践”三维相结合的研究视野，并以“史论结合”的视角实现美学知识与文本实践、美学理论与审美价值、知识建构与文化启蒙相融合的景观，促使美学研究者立足当下视野对百年美学研究进行理论对话与反思。美学现代性问题、中国美学的理论定位问题、美学研究学术资源问题、美学审丑缺位与生态缺失问题等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崭新的理论生长点。中国百年美学研究在历史性和当下性、时代感和当代性的辩证统一中不断走向深入和开阔。

王朝闻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围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以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审美特征等最为突出，他将为人民服务作为理论探索与追求的重点，运用唯物史观，结合实践辩证地探究艺术规律，既研究艺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探讨艺术为什么可以为人民服务等重大理论问题。王朝闻揭示了诸多艺术规律，扩充了文艺理论研究范畴和对象，拓展了探讨领域与空间，以统观的视野与路径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不仅推进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艺理论。

现实主义戏剧在中国舞台上经历了百年风雨，于20世纪初回应时代的呼唤而诞生，因其深刻的批判精神而茁长，中间因强调过甚曾一度偏离，最终照应了时代舞台的审美需求，在多元化手段注入的基础上形成新特征，成为深刻影响当下戏剧舞台的重要风格流派。

宗白华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从中国哲学中拈出一“象”，以此统摄生命世界，并建构了独特的以“象”哲学范畴为根基的艺境大厦。“象”作为宗白华艺术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地位不容忽视。宗白华以其广阔的中西方哲学视野和丰富的审美体验，首次系统阐释了“象”的性质和结构，并创造性地将“象”提高到与西方形而上学并峙的本体论地位，完成了象哲学的现代转化这一难题。重回宗白华哲学语境，论证“象”中形而上学本体的合法性，探究“象”本体的性质、时间空间结构及其内涵，发显“象”之体用关系，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发掘与阐释，对现代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特别是中国意象美学思想的建构或有启发。

在长期的历史化过程中，文艺高峰日渐累积为一个高度互文的文本网络，呈现为一个开放的超文本世界。这一超文本世界主要由原文本、承文本、元文本、副文本以及各类广义文本构成。原文本位居核心，以其独一无二的本真性散发光晕，展现文艺高峰可供仰望的膜拜价值。数量庞大的承文本以其对原文本的种种改造，呈现着文艺高峰的展示价值。作为阐释性话语的元文本则承担着发掘意义与建构价值的作用。在诸多文本的互动交织中，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显著呈现出文本的增殖、叙事的增殖、意义的增殖与风格的增殖等几种特性。

本文从党的文艺事业的角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入领悟讲话所蕴含的深刻道理、深思哲理、深厚学理，阐释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

作为理论观念和学科建制的美学，有着两条不同的学术路径：一是受到西方启蒙哲学和理论诗学的影响和启发，在对“绝对理念”的追问和探讨中，催生出的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二是从文艺实践层面上的引进、生发和建构，为美学中国化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现实和生活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在最初阶段并非“一见钟情”，而是充满了冲突和碰撞，也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重精神”到“重实用”的对接与磨合。在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作用下，“实用美术”的引进和发展推动了美学的实践品格的形成。这也是美学构建历程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环。

丹托曾六次在著作中引用禅宗史上著名的“见山三阶段”公案，前后时间跨度贯穿其艺术哲学研究的四十余年。丹托对该公案的阐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借公案论证理论对艺术品身份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第二阶段，用公案证明波普艺术的历史意义是赋予寻常物以艺术身份。第三阶段，用公案阐明某物是否是艺术，应归于其本身性质的不同，即看不见的“意义”。丹托体现在公案论证中的思想转向，与其整体艺术理论的变化发展相一致。丹托对“见山三阶段”公案的多次使用，让禅宗有效参与到当代哲学对话中，这不仅有益于丹托跳出西方思想传统看艺术，也助其于视域融合中实现极富个人特色的跨文化美学。

自发批评是被学术界长期忽视的一种文艺批评类型。由于批评标准、批评机制以及批评旨趣与职业批评的差异，使其长期处于文艺批评的边缘位置。但是随着“微时代”的到来，自发批评逐渐获得了多样的批评载体与实践空间，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以来职业批评一家独大的文艺批评格局。“微时代”的自发批评所显现出的在场性、及物性、互动性、对话性以及超文本、跨媒体等综合性特征，使其在批评主体、批评场域、批评效度等方面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对于构筑良好的文艺批评生态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艺术与技术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起来，大量新的以及不断更新着的虚拟现实设备、运动跟踪技术等，为交互艺术提供了无限可能，沉浸式的艺术环境带来了数字交互舞蹈创作和表演的崭新阶段。本文追溯了从数字表演艺术、数字舞蹈剧场到数字交互舞蹈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来源，探讨了数字交互舞蹈的定义、分类、交互设计原理、特性等，展现了中国数字表演艺术的图景以及数字交互舞蹈艺术实践的现实情状，旨在为跨界跨学科艺术实践者、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也为数字交互舞蹈在中国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