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来，文艺思潮波澜起伏，文艺现象日新月异。构建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既要分析文艺思潮发展之线索与趋势，又要把握我国文艺政策的演变脉络，更要紧扣文艺发展的前沿课题，找准新的学术生长点。本期围绕这一主题刊发一组文章，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建设新时代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要理清党的文艺思想红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论艺论历史传统。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推动我国文艺创作向高峰迈进。文艺的特质在于以审美方式即通过塑造形象来表达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对人生情感道德的价值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优秀的文艺作品创造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艺术形象，不仅给人以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启迪和对情感道德的净化提升，而且还给人提供健康向上的审美娱乐。

　　关 键 词：新时代　文艺评论　话语体系　文艺思潮

　　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是文艺事业的两翼，互补共进、两翼齐飞本应是文艺的最好生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娱乐化、低俗化泛滥造成的影响，由于淡化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失度地强化文艺的商品属性，带来了“唯收视、唯票房、唯码洋、唯点击率”的错误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应当“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显然，在这方面确实应当联系实际认真反思。要学会全面辩证地把握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属性，既看到它的商品属性，更重视它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既恰当地肯定它的娱乐功能，更要重视它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这样文艺才能真正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推动历史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能源。作为党的文艺思想战线的评论工作者，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要建立在了解和懂得世界和中国的大的形势的基础上，引领中国的文艺创作向文艺高峰迈进，文艺评论工作者要真正做到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就要加强民族学理思维，践行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讲清楚自己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理清党的文艺政策的红线，明确改革开放40年来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调整，遵照习总书记讲的三个“离不开”，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发展道路。

一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几天后，他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点就是希望老师和学生懂得世界和中国的大形势。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号召，要倡导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就是要求文艺评论引领中国的文艺创作，向最高峰迈进，摆脱低俗。我们要充满自信、明白大势，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地开展好文艺评论。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有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叫攻心联，反映了当年诸葛亮治国治军理政的经验，活捉了孟获七擒七纵，该宽的就宽，丢失了街亭必斩马谡，该严的就严。过去都讲“天下已治蜀后治”，诸葛亮因为懂得攻心为上，故能天下未治蜀先治。我们现在也要明白这个道理，文艺也是攻心的，不是只养眼的，更不是花眼乱心的。艺术当然可以并且应该养眼，但不可止于养眼，优秀艺术尚须通过养眼进而养心，提升人的素质，那些花眼乱心的劣质低俗作品，应当被摒弃和淘汰。文艺作品不能停留于满足感官享受，而是要诉诸心灵，带来认识上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

　　党的文艺理论有一条红线。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是在抗日战争环境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高成果，厘清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等重大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党领导文艺的指导思想。《讲话》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从属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也就是说，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新时期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全党工作重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折的大势下，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其进行了重要调整。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并亲自指示《人民日报》通过发表社论的方式提出了新的口号，叫“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

　　正因为这次重要调整，才适应新的大势，极大地激活了文艺生产，拓展了创作题材和视野，迎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的复活和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当时的文艺创作非常繁荣，一下子涌现出来一大批人才。从进入新时期开始，邓小平到文代会去发表重要讲话，这种领导文艺的方式和毛主席开文艺座谈会、作批示不一样，开了新先例。之后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也都到文代会、作代会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主要强调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很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把主旋律理解的非常狭隘，认为只有描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英模人物才能叫主旋律，把题材搞得很窄；另一种则把主旋律当成筐，什么题材都往里面装，十分泛化。两者都是不对的。主旋律当然与题材有关，但题材不是决定一切的，因为再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文艺家那里，也可能写得公式化、概念化，也就是茅盾先生当年批评的“糟踏了题材”；相反，再小的题材，在高明的文艺家那里，却完全可能开掘出深刻的时代大主题，如鲁迅先生写《一件小事》。因此，主旋律更是一种文艺家的创作思想和精神，这就是江泽民提出的“四个一切”：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诚实劳动开创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胡锦涛反复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历史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概括新时代的新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不仅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更包含精神生活的追求，还涵盖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有继承性的，他是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继承下来的。所以，他再三强调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艺评论的灵魂，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强基固本就必须继承传统，敬畏经典，相反，抛弃传统，颠覆经典，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和精神命脉。文艺评论家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就必须慎重对待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经典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伴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传承艺术经典实践中往往会注入新的时代感悟与阐释，集合经典的当代魅力，这里的关键是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遵循传统经典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代代相传、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伦理道德、人文情怀、价值取向，并与时俱进地加以丰富、深化、发展，使之既富民族精神，又富时代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给牛犇写的信，为我们树立了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正面榜样。他给乌兰牧骑的指示，强调要让作品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就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习总书记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是对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丰富、深化和发展。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今天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包括繁荣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

　　可见，这里有一条红线。我们的话语体系，要建立在了解大势，学习、领悟、践行好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特别是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实基础上。要坚持历史发展的逻辑，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继续前进。

二

　　要真正弄懂大势，必须清醒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对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调整。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为适应全党工作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性转折的需要，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重要调整，以“二为”方向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次调整，意义重大，来之不易，是对党领导文艺进行历史反思的结果。

　　有一次，我随朱寨、张炯先生应召去一位中央领导处座谈，他问我们：“‘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务于政治’这个口号科学吗？”一下把我们吓着了，这是毛主席提的，怎么还敢怀疑？他接着问：“以四川籍现代作家为例，其代表性名著是何时创作的？是的，巴金的《家》《春》《秋》、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艾芜的《南行记》……都是解放前创作的”。他再问：“按理，解放后政治环境好了，为何反而创作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呢？我记得，沙汀先生曾向我解释过，解放以前写的那些作品，都是‘我要写’的，那时扎根在生活里，厚积薄发，夜不能寐，不写不快；而解放后写《青杠坡》，自己担任了作协领导工作，待机关时间多，下生活少，是‘要我写’的”。“我要写”与“要我写”之差别，发人深思。

　　1978年，我从成都赴京工作。陈荒煤同志让我随延安鲁艺来的朱寨先生直接参加国家的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的写作。当时，刘心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有人要批判，朱老以评论家的胆识与气魄写了篇文章，从生活出发高度评价《班主任》，肯定谢慧敏这一形象来自于生活，是一个极左的典型、受害者的典型，一下子就确定了刘心武在新时期小说创作发韧期的地位。后来，朱老又写了一篇文章，评《人到中年》，奠定了谌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我经历过很多调查，也写了一篇文章，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山东文艺》把它登了出来，到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有幸去旁听，当时听见邓小平说这句话：不要再提文学艺术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当前的政治任务时，清楚记得他加了三个限制词，还接着说：我这样讲，丝毫不意味着减轻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相反是加强了你们的责任，因为归根到底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当前，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政治，文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个论述多辩证！他知道，有些人非此即彼、好走极端。一说不要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他就会说文艺和政治无关，文艺只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这样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艺要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这是科学的、精准的。当年，毛泽东把思想性、政治性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性放在了第二位，这是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恩格斯却在《致斐•拉萨尔》中阐明他坚持的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是把美学的即艺术的标准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我们来分析研究为什么恩格斯把美学标准放在前面。因为在恩格斯看来，他提出的是一个共时性的标准，他认为对文艺作品衡量第一位的工作，是进行美学考量和艺术分析，经得住再说思想多么丰厚，历史多么深刻，才有意义。如果美学和艺术这一关就过不去，根本不是个艺术品，后面就不用说了。而毛主席是在战争环境里，所以一定要首先考察政治态度，这是政治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必须做出的抉择，这是一种历时性标准，两位经典作家的论述都具有真理性。

《茶馆》剧照

　　到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取代了流行三十余年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调整，实际已经证明“三性统一”在思维上是不科学的，在创作中效果不好。首先，哲学上有一个法则，只有在同一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一定的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判断的科学性。举个例子，我们在这分析“人”，就要选择一个逻辑起点抽象出子概念才能展开思维过程。如果选择性别，就会抽象出男人与女人构成了一对对子。就只能在性别范畴里下判断，男人与女人统一于人，这个判断从内涵到外延都是一致的。如果我把逻辑起点变了，变成职业，就会抽象出工农兵学商三百六十行，那么，就只能在职业的范畴里下判断，三百六十行统一于人，这个判断从内涵到外延也是一致的。但我们决不能在性别范畴里抽象出男人与女人，与职业范畴里抽象出的农民捏合在一起下判断，男人女人农民三统一，这个判断逻辑混乱，是不科学的。“三性统一”在思维上就犯的同一错误，须知，思想性、艺术性是创作美学范畴的概念，它的逻辑起点是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自身的内容决定它的思想性，自身的形式决定它的艺术性。正因为如此，从恩格斯到毛泽东都只讲这两条。观赏性呢，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品格，而是接受者的接受效应。思想性艺术性存在于作品，是恒量；观赏性存在于观众，是变量。第一，因人而变。比如《还珠格格》，中小学生都说好看得很，逃学都要看，晚自习不上也要看，我就说很难看。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和他们不一样。第二，因时而迁。比如，前一段时间，北京人艺濮存昕他们这一代又演《茶馆》，一票难求。“文革”以前，也演这个戏。最后一场戏，王掌柜撒纸钱，马上就有人抓阶级斗争、抓敌情，很警惕，认为这是在话剧舞台上为资本家招魂烧纸钱，观赏结果定为“毒草”。改革开放以后呢？开始是于是之演，幕布拉开四张桌子，于是之一出场往台上一站，台下掌声雷鸣，话剧评论家童道明赞道：于是之简直周身都浸透了文化！观赏结果是香花，是传世之作。第三，因地而异。同一作品，当评委正襟危坐专心致志观赏，是一种效果，拿张碟回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是另一种效果，因此，所谓观赏性，本是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内在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绪，以及观赏者与艺术品发生关系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审美空间的综合效应，这是极其复杂的。当然，“三性统一”口号的提出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既反说教式电影又争取票房。但是，由于理性思维的失之毫厘，导致创作实践谬之千里，最后，发展到以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给人带来的思想启示和精神美感，这就错了。

　　经典作家从来没有说过“观赏性”标准。因为这是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艺术品应该按照本身具备的历史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把受众吸引到你这个精神高度上来，根本不存在一种自立于艺术性之外的观赏性。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电影界，突发奇想，提出了观赏性。他们提出来时我就说不对，但是当时我人微言轻，一提就是30年，越提越荒唐。开始只是要求电影，接着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要“三性统一”。我们想一想，音乐作品是拿来听的，它又不作用于你的视觉世界，而是作用于你的听觉器官，哪儿来的观赏性？文学作品是平面的，是靠语言描绘，哪儿来的观赏性？最后一直发展到连“五个一工程”奖都必须坚持“三性统一”。“五个一”的第一条是一篇理论文章，如果也要讲观赏性那就麻烦了，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不能评奖了，因为没有观赏性啊。这一提法发展到后来，电影界就提出了营造视听奇观的美学主张，用一个“奇”字来代表艺术的追求，这是倒退呀!君不见，连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论及鉴赏，也强调用“奇正”来反对“奇邪”呀！

　　清醒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就不能把这一接受美学范畴的问题笼统地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作品自身去解决，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造成创作者去消极地迎合而非积极地引领市场——什么东西看的人多，就搞什么东西去迎合。于是，消极迎合则势必强化市场中那些落后的东西，被强化了的那些落后的东西又势必反过来刺激创作品位更低下的作品——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由此产生。这很值得警惕。总之，从理性上科学认识观赏性，从实践上清醒追求观赏性，事关文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也事关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切不可等闲视之。

　　记得2014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的时候，百岁老前辈马识途老先生给我送了副对联，上联“隔靴搔痒，赞何益”，下联“入木三分，骂亦精”。用他苍劲的隶书写成，旁边是“录板桥句，赠小仲”。他希望评论家要说真话，入木三分，就是骂也是对的，隔靴搔痒，吹上天也没用。不久前，马老在《人民日报》有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我看了很感动。他说：“一切文艺作品都有思想性和艺术性，但近年来也有人提出文艺作品有思想性、艺术性、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的所谓‘五性’，我不以为然，却难以分析，直到读到仲呈祥同志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判明。他提出要区分文艺理论上两组不同的概念，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产生于作品创作过程中，而认知性、教育性和娱乐性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观赏性则产生于作品问世以后。一个在当时，一个在事后。思想性和艺术性属于创作美学的范畴，认知性、教育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等都属于接受美学的范畴，是不可以混同的。” [1]马老首肯，我既汗颜惶恐，又备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指出，一切文艺作品都必须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没有观赏性。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通篇从头到尾一万多字，没有出现过“观赏性”，他号召我们应该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然后号召我们应该向人类的先进思想方面去开掘，向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所以，要讲清楚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艺术标准问题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科学标准，还是唯收视率、唯票房、唯码洋论。现在有一种理论，动不动先研究观众喜欢看什么，然后去做什么。这是迎合，不是引领。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上就提出把满足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现在还未落实。我们成长的时候，文化宝塔尖上是“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文革”以后又加上了钱锺书、陈寅恪等文化大师。前些年，有人用经济思维指导文化建设，把这些文化大师搞下去了，扶上去的是一些文化娱乐领域的所谓娱乐明星和偶像。我并不是否认这些人在提供娱乐生活方面的贡献。但是，应当反思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领军人物从鲁迅跌落到娱乐明星这中间的文化落差、精神落差、思想落差有多大？

　　文艺批评同样跟创作一样，要以人民为中心，要强调这个问题。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人民鼓与呼，为自身留清名。这里说的人民，是覆盖了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干部队伍、老中青少的。文艺批评也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什么《平凡的世界》这部创作于30年前的作品，今天拍成电视剧后又引发了一种“平凡的世界”文化现象？这值得我们思考。30年前的路遥不盲从，他坚定不移地以柳青为榜样，走了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实践证明，他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而我们文艺批评也应该反思一下，虽然这部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在那些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里从来都是不重视它的。同样，我们想一想，与路遥同期的或更早的一些改革题材作品，为什么现在也没有它生命力强？因为那些作品大都是聚焦事件，写改革成功与否，而路遥则聚焦于改革大潮中孙少平、孙少安的心灵世界和精神轨迹，他没有匆忙对他们做出是非判断，只是真实而有深度地反映出他们精神嬗变的历史轨迹。这一事实证明，文学是人学，今天的电视艺术也是一门人学，只有尊重艺术规律才能获得永恒。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也必须关注这样的大势。

三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第一，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 第二，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 第三，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这三句话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哲学是智慧学、明白学、聪明学。我们前几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的地位、作用、功能、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有人更看重艺术的娱乐功能、观赏功能，更看重艺术的经济效益。甚至只承认艺术的商品属性，淡化乃至取消了艺术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只认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石破天惊地告诫我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不能迷失了方向，当市场的奴隶。现在有人还是经济效益谈得多，精神效益说得很少。我们文艺战线的任务，就是旗帜鲜明地承认，整个文艺事业是人类的一种审美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既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文艺又是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所以，文艺工作理应进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范畴，并予以高度重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从根本上驳倒那种过度娱乐化的论调，说什么文艺就是乐呵乐呵，给群众带来欢笑就行了。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娱乐功能，抹杀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教育功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我们必须自觉摒弃过去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左右摇摆、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代之以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实现哲学思维上的根本性飞跃。

　　第二，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没有历史感，是搞不好文艺评论，也构建不好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我们应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自觉珍视和继承发展好中华民族数千年在文艺评论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优秀历史传统、思维优势、美学范畴、学术话语，这叫做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仍须以“各美其美”为本，中华民族古典文论、诗论、艺论、画论、书论、乐论、戏论、舞论乃至园林论，浩如烟海，名作迭出，信笔道来，不胜枚举，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叶燮的《原诗》、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刘熙载的《艺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石涛的《画语录》、孙过庭的《书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其间，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精神、审美思维和审美风范，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一系列独特的美学范畴和学术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就在讲话中精辟地用了一个词，叫“文化基因”。概括说：“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审美运思的优势；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审美表现的要诀；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是审美显现的特征。他还再三强调，全党、全国人民、学术界都要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什么? 从“天人合一”到“道法自然”，从“自强不息”到“厚德载物”，从“天下为公”到“大同世界”，从“仁、义、礼、智、信”到“忠、孝、节、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所有这些文化基因都可以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审美精神的哲学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谐理论。我赞成以毕生精力研究“意境论”和“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取得突出学术成就的蒲震元教授的概括：中华传统文艺批评模式是一种以人与天调为基础，在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层次批评中，体现中华民族深层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体性的东方艺术批评模式，一种合天人、通道艺、重体验、温中和、明品级、显优劣、标圆览、示范式的文艺评论。[2]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代代相传的价值取向、美学观念、道德标准、审美思维特征与优势，而且创造了如象、形象、物象、意象、兴象、境象、大象无形、象外之象、澄怀味象、境生于象外、立象以尽意，气、气韵、雅气、俗气、大气、志气、逸气、正气、和气、元气、精气、神气、气即风骨、文以气为主，道、大道、明道、传道、文以载道以及情趣、格调、品味、刚健、阴柔、圆照、博观等美学范畴上的学术话语。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务必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真正做到寻根溯源，不忘本来。当然，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决不能闭关锁国，仅止于“各美其美”，还须同时放眼世界，以博大胸怀和气度“美人之美”，善于从人类先进文明和文艺评论中吸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东西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并进而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将两种美交融整合，“美美与共”构建既富中国特色又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话语体系。在这方面，学贯中西的现代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张岱年、王元化、王朝闻、钱锺书、钟惦棐和张世英、叶廷芳、叶朗诸先生，都以其独具风采的文艺评论华章，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第三，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这里讲的文学，不是单指的小说、诗歌、散文，而是泛指人类一切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文艺方式，类似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的“诗歌”。马克思早就说了: “资本生产同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诗歌相敌对。”他发现: 一切资本运作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要赚钱；而人类审美的最佳境界却是——超功利。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西方的从毕达哥拉斯到黑格尔，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都认为审美的最佳境界是“超功利”。唯具如此，马克思才指出两者“相敌对”。

　　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哲学是管总的，一通百通，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位智者，帮助我们照见过去、洞见今天、预见未来。文学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提供精神正能量，文艺家重任在肩，使命光荣。我曾与一批老艺术家到海南采风，当地人民欢呼雀跃，把50年前随谢晋导演赴海南深入生活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祝希娟围着，高呼“吴清华回来了”。其实，红色娘子军在海南不过一年多，而吴清华乃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但她深入民心，代代相传，成为海南人民引以自豪的文化名片。而在那里浴血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司令冯伯驹将军，却因为缺少成功的艺术形象而至今记得他的人已不多了！由此足见，“文学力量推动”的重要性。

　　中国文艺批评不能写成西方文论。中国电影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电影评论要讲清中国电影的优秀历史传统。上世纪40年代前后，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十字街头》为代表，以赵丹、白杨、上官云珠为演员代表，形成了左翼文艺运动影响下的进步电影传统。新中国诞生以后，尽管有左的干扰，但是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创作了《青春之歌》《红旗谱》《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五朵金花》《早春二月》等一大批佳作，形成了共和国的人民电影传统。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上影厂的《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西影厂的《人生》《野山》《黑炮事件》，长影厂的《人到中年》等力作。当时全国人民都来讨论《人生》里的高加林进城后该不该离婚，对一部电影的鉴赏提升了全民族的婚姻道德修养。一部《人到中年》又引起大家对陆文婷的人生命运的讨论，营造了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其主流是为人民、写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是礼赞中国精神的。这些影片，共同的审美追求是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共同着脉搏，与人民解放思想的思潮共同着呼吸，创造了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上的又一次高潮。这种在20世纪进步电影与新中国人民电影优秀传统继承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现实主义深化、具有鲜明反思意味、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电影新传统，弥足珍贵。现在，要继承我们自己这一传统，那种背离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道路，走东施效颦美国好莱坞的路，是行不通的。

　　我们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电影创作中适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但这种学习、借鉴即“美人之美”，必须建立在“各美其美”即对中国电影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充分自觉与自信的基础之上，并进而实现“美美与共”即交融、整合、创新。应当看到，当今电影界确实存在一种对中国电影优秀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缺乏自觉与自信的盲目“西化”之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一针见血指出的：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电影工作者不能为区区几百亿票房就放弃中国电影彰显弘扬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的神圣使命，不能放弃中国电影优秀历史传统坚守的价值观、审美观。我们要增强对中国电影优秀历史传统的文化自信，坚定继承发展中国电影彰显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

　　社会主义文艺评论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对与时俱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力充满自信，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优越充满自信，要对走有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发展道路充满自信，有了这些自信才能在当今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文明冲突中、文明大战中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是非判断力和理论定力，也才能真正构建好新时代中国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

　　*本文系作者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研讨班上的辅导报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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