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由思想的古今对照反观，AI介入艺术带来的如何面对艺术创造的困惑，源于对“模拟”概念的误读。剥离“复制”与“模拟”的表层纠葛，还原AI艺术的原作身份便可发现，透过“创造”概念的内涵纠葛，揭示的实则是AI艺术中“技”与“艺”的关系问题。阐明近代语境中的艺术如何在由“技”而“艺”的感性转换中呈现“艺”的创造品质，厘清古代背景下的艺术如何在由“艺”而“技”的理性更替中彰显“技”的摹仿本色，便可发现，AI艺术在模拟之中亦关联创造的因素。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模拟与创造的关系，既非古代世界中“创造”的无处现身，亦非近代思想里二者的内在张力，在“人”“机”分离的背景下，作为暗影的“创造”恰恰伴随“机器智能”的模拟而呈现。

在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场景时代”与“时代场景”深度交织，形成“场景里的新时代”文艺生产与接受新语境，要求文艺评论适配媒介传播逻辑、回应时代精神需求。尤其对高度依赖“在场性”的舞台艺术而言，文艺评论亟待重新明晰自身在场姿态与价值定位。本文从舞蹈从业者现实困惑与行业追问切入，聚焦当前文艺评论功能性缺位、技术性“预制”与专业性失语等现实短板，探讨新时代语境下评论主体如何厚植人文根基、革新在场方式、强化人文担当，倡导评论工作者立足时代语境挖掘作品深层价值，摆脱技术化桎梏，葆有鲜活思想力量与独立批评精神，助力建构中国文艺评论自主话语体系，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艺价值。

在陈涌泉的戏剧创作中，“鲁迅题材”作品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选择鲁迅及其小说作为“编创”的“底本”，一方面是因为鲁迅作为一个“超级能指”，拥有巨大的“所指”空间；另一方面也源于二者在人格、心性、思想逻辑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性。基于此，陈涌泉在思想启蒙、小说与戏剧文体转换、审美形态建构等层面，与鲁迅形成了一系列深度的隔空对话。“对话性”既是其“鲁迅题材”戏剧编创的一条主脉，也是读者阅读、理解这一组作品的内在逻辑与思想理路。

数智技术正在重塑音乐表演的形态与审美逻辑。本文关注技术赋能下音乐表演的审美同质化危机，分析其在不同音乐表演类型及创作、呈现、传播等过程中，由技术逻辑、资本驱动、受众心理与主体缺位导致的多重成因，探讨“本真性”在当代的核心意涵与复归路径。研究指出，技术异化导致内容趋同、情感扁平与价值单一，本真性作为艺术差异化的根源，核心在于维护表演者的主体性、情感真实与艺术独创性。本真性复归需在技术工具理性与艺术价值理性间寻求平衡，强化人文主导、构建技术伦理并培育健康审美生态。技术并非本真性的对立面，应以人文精神引导工具理性，使其成为拓展艺术深度的媒介。

陈望衡的十卷本《中华美学全史》自觉把美学史的边界扩展到审美意识史，在研究和书写中深刻把握住了中华美学的民族性、国家性和人民性。结合《中华美学全史》中相关的史和论，笔者分别阐述了这三个特性之于中华美学的意义：对民族性的强调突出了中华美学在历史融合中有机生长的风貌，对国家性的标举凸显了中华美学美善统一的文化风骨，对人民性的弘扬赋予了中华美学生生不息、深入人心的特殊活力。这部美学史将“江山”“天下”“家园感”等一系列重要范畴纳入中华美学框架，也应和了中华美学的民族性、国家性和人民性。

在跨文化视阈下自觉探索中国文艺理论的自主建构路径，是王一川先生的新著《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的重要指向。作者创造性地将源自外来文化的“现实主义”与具有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心性论”传统进行理论融合，进而重构出具有当代中国文艺特色的新范式——“心性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论著本身即是充满探索精神与开拓意识的理论旅行范本：一方面，它并未满足于理论旅行中的被动接受，而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建构了一个从哲学本体到文艺实践的理论系统，成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典范；另一方面，它成功打通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心象之间的壁垒，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创作、阐释和评价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话语工具，展现了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阐释力。但是，该论著在成功实现理论的“再生产”与“再创造”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对现实主义批判锋芒的钝化与温情稀释，对“心性现实主义”诸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实操性之困难等。总之，“心性现实主义”文艺范式的提出，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其在未来文艺实践中也将释放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一部改编自影视IP的当代禁毒题材舞剧，《破冰》并未复刻《永不消逝的电波》所确立的革命谍战舞剧范式，而是立足题材的现实属性，探索出差异化的创作路径。本文从情感立意重构、舞蹈语言适配、角色塑造探索三个层面，分析《破冰》在精神内核、动作美学和人物刻画上的多重突破，同时指出其在叙事逻辑、群像功能以及部分角色深度等方面仍存在可提升空间。本文旨在通过对个案的辩证分析，为谍战元素的跨题材运用乃至现实题材舞剧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提供参照。

“时代”是自然节律、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语境的综合，而“时代精神”则指向深植于民族精神谱系、反映当代价值追求的核心要义。针对当前部分电视剧创作中贴“时代”标签、时代精神表达空洞的问题，“场景”不失为一种破解方法。电视剧通过时间、空间、情感与媒介四个维度的场景建构，将抽象的时代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沉浸的具身体验。时间场景勾连历史与现实，空间场景承载情绪与价值，情感场景实现从个体共鸣到集体认同的升华，媒介场景则借助新技术拓展美学表达与传播效能。最终，电视剧得以超越简单镜像反映，主动完成时代精神的审美转化与意义建构，成为联结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中国正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过程中，“强起来”是新时代的突出特征。从科技上的自立自强、文化上的自觉自信，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艺要找准这个时代坐标，打破“思想殖民”的枷锁，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从中国实践出发，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建立自主的价值体系和叙事体系，文艺才能更好地“会当今之变”，积极回应时代，主动面向未来，瞰世界变局，写沧桑大道，发中国声音，实现文艺的真正自觉。

当下戏曲创作繁荣的背后存在同质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单一叙事模式和扁平化人物形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创作导向偏重政策与评奖、市场风险规避、编剧人才断层、剧种意识弱化以及评论缺位等因素。为突破困局，创作者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强化“问题意识”，挖掘题材的深度与独特性，注重人物塑造与冲突设计；二是回归“剧种意识”，依托不同剧种的美学特色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三是注入“现代意识”，文本与舞台应契合当代审美与价值观。

以“集体取关”现象为切入点，本文探讨了粉丝如何在“饭圈”、数字平台与商业资本共同组成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对现有的文化秩序与平台规则发起抵抗，进而建构主体性的过程。研究发现，不同于被数据劳动驯化或受平台资本剥削的被动个体，参与平台抵抗的饭圈粉丝呈现出对情感量化、数据至上等权威意图的否定，以及对开放式对话、多义性表达的偏向。具体而言，饭圈粉丝的抵抗精神与自我揭露指向了某种暧昧的主体意识，他们通过发出复调、怪诞的声音，反思自我与其所批判的体系之间的共谋关系。粉丝话语的矛盾与模糊并不一定会阻碍主体性的发挥，反而为个体之间创造了新的互动方式，促成群体内部复杂的情感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中国电影创作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在大后方和解放区不断下沉并向基层延伸，建构起广泛且有力量的民族话语共同体。通过话语表达类型的不断调适，中国电影创作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越发紧密，抗战叙事的人民主体性意识不断深化。抗战时期中国电影民族话语共同体的建构，为中国文艺创作与民族国家、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缔结紧密的交流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话语经验，彰显出中国电影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所迸发出的韧性与力量。

当下，ChatGPT以及其他一些生成式AI程序已渗透到文学艺术领域，深度学习和海量数据集使这些AI模型能够创建视觉艺术、音乐作品、诗歌和小说等。艺术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使得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AI在创意艺术领域的应用，在国际学界引发了关于创造性与复杂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尤其是围绕原创性、作者身份和真实性问题的论争备受关注。若是谁都可以通过按按钮来从事艺术创作，那么创造力、独创性和艺术性可能会逐渐失去价值。“AI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

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作为一部新都市女性主义题材的“轻喜剧电影”，以轻松、幽默的风格和对男性中心世界的自觉疏离，以及戏弄式对峙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看，从当代电影作品有责任让广大观众从作品中得到情感境界上的提升和审美启蒙这个社会意义上说，本文认为《好东西》不是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作品。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要有好的故事、优秀的艺术技巧，还应该把生活中被掩盖和扭曲的东西呈现出来，从而让观众看到、听到、感知到现实生活中的真理性。

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身处后现代学术语境，受反本质主义影响，出现了三种否定中国电影中国性的观点。第一种如贝丁森（Gary Bettinson）从历史、现实、内涵的多元化、复杂性，否定存在连续的统一的中国性；第二种是周蕾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认为“中国性”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投射；第三种则是乌登（James Udden），不仅用其他国家电影的相似案例，否认存在专属中国电影的技术与风格，而且，用定量研究方法，举出中国电影作品与其理论概括之间难以吻合的现象，进而提出了中国电影并不存在某种确切的审美特性的观点。海外学界所概括的中国电影的中国性审美内涵，主要是参照中国传统画论，而且仅仅聚焦于第五代早期电影作品。如此的中国性，存在缺乏电影史维度、作为本体的叙事美学、丰富的现象经验等严重缺陷；如此的中国性批判，自然也就落在了空处。

本文通过对李庆本《跨文化艺术美学》一书的解读，认为其从跨文化角度，就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人类文化的发展，在知彼知己中建构现代文化主体性，倡导“普遍的多元主义”，具有重要的现代文化理论价值。此外，本文对相关的“本源与本体”、“术语与话语”、比较文学定义、语言特质与东西方文学，以及当下与未来人类文化所面临的困境等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深度媒介化的短视频时代，故事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受制于数据主义与流量逻辑，面临多重危机。故事讲述方面，故事越来越倾向于被处理为数字信息，讲述方式日趋单一。故事传播方面，原文本被短视频平台的大量伴随文本与媒介事件所裹挟。故事接受方面，短视频的情动技术打破了完整的故事时间，使得观看者追求高强度、欲望化的信息刺激。当下的故事生产越来越善于调动网感/流量思维，创作高度情绪化的故事，满足观看者的爽感/情绪价值。未来，迫切的是要探索如何摆脱深度媒介化的裹挟，重建个体与经典、现实与媒介之间的良性关系。要大力倡导经典叙事作品的阅读/观看，重申现实体验对于故事创作的重要性，全方位提升对于短视频叙事的媒介治理。

本文在充分肯定短视频广泛应用的成绩与价值的前提下，检视并反思短视频媒介属性的先天局限及其伴生的文化症候。首先，因追求流量变现与用户粘性造成的内容轻浅、自我重复，这一问题与观众对不同传媒艺术及文化的接受期待紧密关联。其次，短视频的跟风模仿、同质化趋向由其媒介属性——网络迷因（Internet Memes）的模仿性所内在决定；而短视频的接受总是基于用户的习惯与兴趣、由大数据算法不断重复推荐，这也造成了短视频创制—接受不断同质化的“完美”闭环。最后，本文进一步反思短视频在容量因素之外，对流量、热度与爽感的追求造成了生态中的优汰劣胜、深度匮乏；而短视频对影视剧的火爆营销在观众审美习惯的劣化与审美降维问题上均难辞其咎。

在当前新的媒介生态、艺术生态和产业生态中，文艺性短视频迅猛发展并快速崛起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新形式。文艺性短视频特点鲜明、优势独特，但创作生产中的偏倚乃至错位使其健康、有序发展蒙上了一层层厚的壁障，尤其是审美意义的萎缩、后情感主义的矫饰、逢迎与投合的趋奉、模式化与同质化的误区等，使破壁除障和艺术自觉成为了艰巨、持久的任务。实践表明，面对数量与质量、雅与俗、普及与提高、审美与娱乐、艺术与经济、事业与产业等一系列二元关系，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不仅是一种美学观念，更是一种实践要求。鉴于文艺性短视频和其他“短”“微”文艺的风行，唯有彰显艺术底色和审美本色、强化新颖形式与优质内容的有机结合，才是文艺性短视频及类似文艺形式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打开方式。

高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生涯与该书写作入手，畅谈了中西美学沟通的重要性，并结合学术研究现状抒发了自身对现代美学发展前景的思考，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书画中看不见的身体》一书的认识，而且为“三大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