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国庆档热映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以五个单元故事生动表现了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巨变。本文探讨了这部新主流大片的高效组织方式、策划定位与主题表达，认为聚焦“家乡之变”有利于调动创作者的生活积累与表达热忱，有力地拓展了表现主体与时空，唤起了大众的乡情乡愁，成功实现了宏大与亲民的对接，并进一步分析了影片作为一次纪实嵌入虚构的跨媒介跨体裁的创作实践，在喜剧机理、互文叙事、短视频运用等方面的艺术探索与接受效果。同时指出，影片在突出乡村主体性地位、开掘讽刺喜剧的文化功能方面，未来还可进一步期待。

从“黄金周”到“国庆档”，从“献礼片”到“国庆片”，中国电影在不断探索中，正稳步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新空间与新类型。2020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家乡》接续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的全民热捧热议，再次让集锦式创作的“国庆片”新类型成为了话题讨 论的焦点。在“国庆片”的类型突破与价值创新路径中，最鲜明的特征因素来源于影片创作理 念中不同以往且愈发重视和凸显的情感性、民族性和仪式性。“国庆片”类型发展的不断成熟与 完善，能够真正让电影艺术成为全国人民在家国同庆之际，持续凝聚理念共识、引发情感共鸣、 激勉精神共振的优秀文化范本，并让“国庆片”中洋溢着的中国情调、中国模式与中国仪式，成 为中国特色类型片不断探索与突破的有益启示。

中国抗疫之战尚未收兵，期待音乐工作者在对抗疫歌曲创作进行沉淀与反思之后，自觉将创作与抗疫史诗相匹配之作、与人民内心情感相呼应之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合之作作为艺术动能和执著追求，为中国抗疫留下厚重而感人的音乐记忆。

广大音乐工作者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予以抒写与讴歌，再次彰显了音乐艺术在国家大事要事、急事难事面前没有缺席，而且作出了积极贡献。

鉴于音乐艺术在今年抗疫活动中产生了无可替代的激励作用，亲密地陪伴了身处疏离态或半疏离态中的无数听众的抗疫生活，汇聚了他们的共同抗疫记忆，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它在整个中国艺术家族中的审美作用和文化作用都是独一无二和值得铭记的。

我们要打造更好的平台，关爱全民族，大爱苍生。如何让文化界、中国音乐界的力量能更好地发挥，是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郑正秋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的电影、戏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他更是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或许正是由于郑正秋在中国电影、新剧上的光环，使得学界忽略了其剧评家的身份，以及他丰富的戏剧批评实践。通过检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郑正秋的剧评观念公正、客观且充满善意，他强调“技”融于“剧”，即以舞台为本位的戏曲表演理论。郑正秋虽然倡导戏曲应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却不能失去演员之一环，保持充分的娱乐性，在当时那种戏曲改良的浪潮中，可谓一股清流。

张庚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也是中国戏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本文以张庚1949年之前的戏剧活动和文字为考察对象，以武汉、上海、延安和东北“鲁艺”为坐标，论述他在不同阶段的戏剧观念，以及对戏曲的认识演变。而张庚于1939年提出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重要观点更是标志着他对中国戏剧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田本相对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在新时期带动了学术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本文试图分析田本相一系列曹禺研究成果的形成、其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学术观点以及重要学术贡献等。对于田本相在学术研究中所运用的访谈调研、文本阐释、比较艺术学、文化现象学等批评方法也予以了总结和概括。本文指出，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从剧作家出发，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从戏剧文本出发，阐发了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从文化意义出发，揭示了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从悲剧内涵出发，阐明了曹禺剧作的美学价值和他自身的悲悯的人文情怀。

文化艺术品的创作生产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而是作用于人心的精神观念的生产，是培根铸魂的工作，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健康和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人民的文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新时代文艺如何表现中国精神？通过什么途径去表现？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并提，足见其重要性。

脱贫攻坚是一场时代的大决战。这桩历史性事件在文学创作上得到了及时而有力的反映和表现。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注重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塑造新时代新人，描绘农村变革的现实图景，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内容，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的亮丽景观。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国家战略收官阶段的逐步逼近，脱贫攻坚主题电影创作已然呈现出“井喷”的态势。虽然这些影片在题材、内容、视觉、角度上都已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现象级的“高峰”作品并不多。脱贫攻坚主题电影创作，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充分尊重电影的艺术规律和创作规律，力求让更多观众在满足娱乐、审美、情感需求的同时，看到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取得的重大成就，了解脱贫攻坚战略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要努力构建起共同体美学，充分发挥出电影艺术的教育、思想和传播特点，使其成为文化扶贫工作和战略中的排头兵，根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的“贫困文化”，激发他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发挥出脱贫攻坚主题电影应有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效能，为中国电影由大国迈向强国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立足新时代，肩负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推进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阐释行业建设的基本内涵入手，对新时代中国曲艺家协会在承担新使命、履行新职能的改革发展中开展行业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理性思考，立足业已积累的有益经验，从规划行业愿景、完善工作机制、聚焦核心职能、树立行业权威等方面提出发挥行业建设主导作用的对策建议。

文艺是美育的重要媒介。新时代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呼唤更具人民性、审美性和情感性的优秀文艺作品。只有深入生活用心体会人民情感，不断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和中华美学精神的研修传习，并真诚地倾注心血与情感，才能创作出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经典力作。

大美是中华美育精神的重要命题之一，与中华美学追求“美何为”的核心理论品格密切相关。中华大美之意趣，非着眼于形式化因素，其要义是对天地物我、小我大我之关系的诗性超拔及其阳刚健进的大无畏、大涵融、大自由之美。20世纪上半叶，“大”范畴生成了“大我”“大词人”“大诗人”“大艺术家”等系列话语谱系。它们和现代启蒙思潮相呼应，聚焦主体人格刚健、精神浩然、生命正大等美趣意向，突出美育的道德向度、崇高向度、自由向度等，生动体现了中华美育精神的民族传承与现代推进。梳理阐发中华美育的大美精神，是对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挖掘，也是对当代艺术风骨精神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