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由曹路生编剧的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主角》以小说主人公忆秦娥经历的磨难为主线，颇具取舍眼光和剪裁功夫。《主角》残忍且冷酷地把女主人公柔弱的心灵放在冰冷而粗粝的岩石上擦磨蹂躏，将她遭受的挫折与不幸直接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该剧更塑造了因虚荣和嫉妒造谣诽谤忆秦娥的楚嘉禾，尤其是让谣言变成对主人公巨大精神压力的恶质文化，深化了戏曲舞台上的主角“不屈辱，不成活”的主题。惊艳的美需要淬炼，但淬炼的过程令人心碎和心痛，但美的艺术永留人间。

《夜谭续记》的问世意义重大，它提升了《夜谭十记》的文学史价值，提高了马识途的文学史地位。从酝酿到出版，“夜谭双记”穿越八十余年遥远而有力的呼应宣告了“新龙门阵”书写范式的出场：在结构上，以“连环性外加框架”借鉴西方小说叙事；在价值上，突破“龙门阵”因果报应的传统价值取向；在叙述上，继承和创新了川籍作家“龙门阵”叙事。从《夜谭十记》到《夜谭续记》，“夜谭双记”展现了马识途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气派的一贯追求。

侨批是华侨华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经济行为。长篇小说《平安批》通过潮汕商人郑梦梅在暹罗从事侨批事业的拼搏与奉献生涯以及他背后整个家族奋斗故事的书写，展现了潮汕侨胞心系家园故土、支持家乡建设与祖国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家国情怀和潮汕精神。作者通过人物塑造与艺术叙事，在讲好中国故事、揭示潮汕精神当中，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合。小说融理性思考与文学书写于一炉，为地域文化的书写树立了典范。

作为“新锐军旅小说家”的代表人物，西元的创作以军旅题材为主，同时尝试跨越军旅文学的文类疆界，借助自主能动的先锋叙事实验，探询现代世界的意义之网，揭橥不同群体的精神困境。西元近期小说注重观照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体经验，围绕“虚妄”与“希望”这组辩证命题，擅长将宏大壮阔的战争场景与细腻的微观叙事结合起来，通过对废墟意象、垃圾美学和疾病书写的文本呈现，隐喻机制的运用，荒诞情景的营构，叙述策略的选择，在紧张的叙事节奏中穿插评论干预，强化小说的哲思色彩。西元以繁复精致的叙述手法观照历史与当下，追问意义的深度模式，融诗性与哲理于一体，在搭建的叙事迷宫中彰显人文学的想象力。

原创民族歌剧《英•雄》以共产党员何孟雄与缪伯英的生平事迹为凭，用丰富的音乐元素对戏剧内容进行编创。音乐创作分别着眼于宏观戏剧环境氛围的营造，对英雄主义戏剧立意的诠释，对剧中人物身份及性格的精细雕琢，以及戏剧情节的冲突性和浪漫气质等方面。该剧不仅巧妙运用了包括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在内的多种歌唱形式，还融入了丰富的湖南民间音乐素材，形成浓郁的民族风格。该剧在音乐构创的一些细节处理方面，偶有一些值得商榷或有待调整之处，通过后续改良，可以使之更为完善。

话剧《谷文昌》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然也引发了众多的评论。本文一方面就作品成功的原因，从创作角度加以分析和总结，认为除却相对饱满的人物塑造以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其结构，该剧在诗化表达方面的实践，为赞美型正剧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本文另一方面围绕作品的戏剧批评现象展开了讨论，通过对正剧美学与现实主义美学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的梳理，认为对赞美型正剧创作提出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要求是一种错误的批评方向，该体裁作品的创作应该在不改变自己艺术规定性的基础上，朝着更有艺术性的方向去发展。

话剧《活动变人形》呈现了一组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从未有过而意义重要的中西方跨文化典型形象。多重灵动场景装置以及在舞台边缘处为倪藻设置的双重叙述者位置，便于观众对倪吾诚的现代知识分子跨文化旅行产生距离感与疼痛感相交融的多味体验。下跪仪式宣告倪吾诚家族生活改革举措遭遇挫败。倪吾诚、姜静宜和姜静珍共同构成一组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倪吾诚属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位半知半觉式典型，存在崇西贬中症、原因误认症和知行分离症等特征。

以艺术真实反映历史真实，以艺术性表现思想性，是电视剧《觉醒年代》叙事的逻辑起点。该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立场，以形神兼备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双主角形象，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以毛泽东、陈延年为代表的启蒙、救亡并举的“新青年”形象，从而建构起“人物谱系”的叙事逻辑。此外，该剧通过建构“北大 思想阵地、《新青年》 思想载体、演说 思想传播方式”这另一重叙事逻辑，将文化思想嬗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予以具象化、生动化呈现，取得了“以形象思维触及人民灵魂”的艺术效果。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多部优秀主题电影的出现，表现出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视野、新创造，艺术典型创作的新超越、新突破，艺术表现的新探索、新提高，也为主题性电影创作的创新发展带来积极启示。主题性电影要产生更大的影响，需要特别重视拉近与人民的距离；重在写出特殊性，在特殊性中表现共通性、普遍性；避免概念化、雷同化，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主动性；扩大和深化艺术创造形式，不仅需要类型融合、方法融合，还应该看到中国化和世界性的融合。

《寒梅》既延续了罗怀臻对于“都市新淮剧”的思考，又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它突破了淮剧《党的女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创作模式，走进“白色恐怖”笼罩下寒梅、李炳辉这对革命夫妇从相爱到“相杀”的心路历程，建构了以“人”为本的革命历史叙事；确立“一人一事”的叙事结构，注重对题材内在抒情空间的开掘，运用“诗”的象征调动观众的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进一步实现了文本的“戏曲化”。三代淮剧人塑造的三代“党的女儿”，鲜明地标记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淮剧“都市化”和“现代化”的探索轨迹，构建了上海淮剧团代际相承的人才培养格局，为其他剧种以“红色经典”改编为契机，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长篇当代纪实文学《钟南山：苍生在上》中，作者熊育群塑造出了博爱敬业、敢医敢言、温暖真实的钟南山院士形象，在其血肉丰满的形象背后，是叙事策略的推动。通过时空交错的倒叙、叙事视角变动中诗性叙事的介入、宏大与细节叙事的熔铸这三个策略，在疫情时期这一宏观层面之下，伟岸而不伤真实性的人物形象得以浮现，纪实性和文学性得到融合，作品之中的爱国主义主题得以凸显。

刘庆邦的煤矿题材小说擅长描写女性形象，《女工绘》是刘庆邦第四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其至今唯一一部书写煤矿女工故事的长篇小说。作为后知青时代的年轻煤矿女工，小说中的华春堂是在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自我奋斗、主动追求幸福人生的成长型人物。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深入挖掘华春堂形象的丰富内涵，展现刘庆邦笔下对于煤矿女性命运的关切和同情，探讨当代女性在家庭场域和社会场域中，如何处理“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关系。

《扶贫志》是一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作者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出发，走访了大湘西十几个县区,以列传体的形式讲述扶贫人充满传奇的脱贫攻坚故事。作品精准地呈现了扶贫人的精神面貌，在人物传记体结构上又运用了社会学调查、人类学观察视角、文献考据、数据佐证多种方法。书中有大量如何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的案例，其实用性非常明显。真人真事现身说法，亲切可信，传递了脱贫攻坚的精神能量。

大型当代杂技剧《化•蝶》对经典爱情故事《梁祝》进行创造性演绎，以开放的姿态融入戏剧、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和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本文对《化•蝶》进行细读，尝试从理论层面对其在美雅化和当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进行小结。杂技表演以象形、谐音、会意等多种方式探索蝴蝶破茧而出、重获新生、竭尽所能展现飞舞之蝶的精神光芒，弘扬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中和之美。肩上芭蕾将整个杂技剧推上高潮，英台立于白云之巅，纯洁、高尚、专注，世俗的成见与之相形见绌，《化•蝶》以身体极限喻精神超拔的崇高品格对当代改造传统经典具有示范意义。

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是一部意蕴复杂的作品。从小说叙事的总体面貌和艺术气象而言，这是一部借助个人与西北小镇人的命运透视整个中华民族百年历史命运的寓言体小说。强烈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是贯穿于《七步镇》的精神立场。《七步镇》是陈继明从事写作三十多年之后的最新奉献，这部作品与陈继明此前所发表的众多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一起，共同构成了陈氏笔下的“西北系列”。如果我们认真爬梳一下陈氏小说中的“西北系列”，便会发现：陈继明的小说创作不仅思索敏锐、深邃，而且艺术表现简洁、劲健。他是一个被忽视但足以引人注目的作家。

原创音乐剧《血色三河》锐意创新，创用“舞台艺术+影像艺术+电子游戏”的高科技全息全景投影，“重现”革命历史，锻造出新时代、新创意、新气象的粤派红色文艺作品，入选2020年第十四届广东艺术节参演剧目。作为革命战争题材音乐剧，该作品在舞台艺术的虚实相生、歌剧音乐剧融合、刚柔相济表达展军魂、家国情怀的地方风格等层面多有开拓，对红色文艺创作多有启发。

电视剧《装台》聚焦古城西安“装台人”这一特殊群体和“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讲述了普通民众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温暖真切的日常故事，富有生活质感地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本质内涵。剧中每一个装台人，在喧嚣而又窘迫的生活中，用他们的情怀、担当、韧性支撑起一个温暖的人性世界，表现了不慌不忙的坚强。其中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与温情，又潜在地与传统的民间伦理相契合。艺术上，电视剧通过大量引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元素，将秦腔文化与现实世界构成互文，叙事张弛有度，既有感人的生活细节，又处处闪烁着生命与文化思考的亮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得以延续的重要要素；而传承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口述片、项目实践片、传承教学片等三个文献片和一个综述片的制作。这些作品具有地方性与历史性并存、学术性与完整性并行、艺术性与原生性并举等显著特征。通过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的影像记录，使传承人的珍贵“技—忆”得以长久留存，有助于其多样性传承和传播。

古希腊神话《奥菲欧》以其表达人类如何面对困境的永恒主题，成为世界众多著名作曲家歌剧、器乐名作经久演绎的题材。中国青年作曲家王斐南在其歌剧《奥菲欧》（2018）的创作中，基于以自觉的当代意识与东方文化观念重构的戏剧时空与戏剧结构，成功地以化古融今的个性化音乐语言与象征性的音乐修辞构筑出意味隽永的音乐世界，并与历史上同题材歌剧在音乐上形成了具有互文性的意义网络。此歌剧彰显了作曲家以艺术的感知捕捉并表达对于个体生命的严肃思考和对社会文化潮流与相关社会议题回应的创作特色。

电影《地久天长》围绕两个家庭的故事表现出对以孝为本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破坏和重构，通过隐忍、克制的表达折射中庸哲学思想，在人物的偿还与救赎中彰显中华传统文化中公平正义及至诚的价值追求，是特定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中国人生活和命运的真实写照，最后以“大团圆”式的结局礼赞地久天长的友谊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影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及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