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本文以花鼓戏《桃花烟雨》为个案，从它生活化的喜剧样式、散文化的结构特点、角色反差的喜剧技巧、回归本体的民间趣味出发，分析了戏曲地方剧种发展的喜剧路径，认为化合剧种特点、地域特色和生活趣味，对探索现代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作家柳青是扎根生活、深入群众的作家典型。由剧作家唐栋编剧、西安市话剧院创作排演的话剧《柳青》为“人民作家”立传，生动地塑造了当代舞台新形象。该剧通过选取典型的戏剧动作、设置精准的人物关系，开掘人物身份的多重性，塑造了柳青“人民作家”的生动形象，表现了主人公“身入、心入”群众的艺术追求与情怀。然而，该剧对柳青潜心投入《创业史》创作过程的开掘还欠深入。作品可进一步突显柳青的主观视点，通过《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中生活原型的对比映照，强化对柳青的艺术思维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表现。

由北京京剧院演出的小剧场京剧《好汉武松》颠覆以往小剧场戏曲过度创新、实验的属性，在情节、主题、表演上“致敬”传统：情节上保留传统剧目的核心情节；主题专注于深化原著中的武松精神；表演承袭传统武生戏的表演程式和审美特点。《好汉武松》指出了小剧场戏曲如何在古典形式和现代理念之间寻找一条平衡的途径：用先锋的外壳，符合现代观演习惯的节奏和视觉效果，以达吸引观众的目的；尊重传统京剧的精神内核，以守住戏曲本体。

近年多部西藏题材电影进入院线后取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引起了话题讨论。尤其是以公路片形式表现“朝圣”内容而实现心灵救赎主题的电影，因为汉族和藏族导演地域身份的差异，呈现出的电影类型风格和传递出的题旨意念很不同。汉族导演往往以“他者”视角，延续西藏“香格里拉”的神话形象，为当下现代化却也荒原化的城市精神文化提供了疗伤的途径和审美救赎。藏文化源地导演则去魅西藏的宗教神秘和地域奇观，还原当代社会生活场景中藏族人民本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复杂，开拓了西藏题材电影的类型，改变着大众传播媒介中西藏形象的既有模式和印象。

就个体角度来说，郑浩天的形象充满了悲剧性。无论在大阅兵的活动中如何表现，有多么重要，他仍然是悲剧性的。而正是这种悲剧色彩使郑浩天形象得以在舞台上矗立，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落的经典写照。

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变法》是一部以史实为基础，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融合的作品。小说借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元素，结合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具有清晰的历时性表层结构和内容繁复的深层结构，对戊戌变法发生的全过程做了详尽描述。小说试图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捡拼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铭记为社会转型、历史进步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以凸显其现实意义。

本文紧密结合歌剧理论、循着歌剧艺术特殊规律，对四幕歌剧《兰花花》进行了学术性研究。论文基于歌剧总谱分析，围绕戏剧冲突所关联的人物与环节、主题设计布局和整体结构间的关系，以及运用现代作曲技法讲述中国故事的经验进行了分析。对作品运用西方歌剧形式，充分发挥歌剧音乐表现的结构与戏剧张力作了深刻阐述，并指出作品不仅为现代中国歌剧创作开拓了新的天地，也为歌剧创作提供了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

2018年3月小剧场戏剧《最后的卡伦》首演，反响热烈。这部喜剧寓庄于谐，既有深刻丰厚的内在意蕴，又不乏诙谐荒诞的喜剧形式，在解构与重构的舞台叙事中充分强化了喜剧的游戏性、表演的身体性和形式感，在质朴的美学趣味中回归了戏剧的本质。特别是，喜剧演出挑战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既有观念和美学风格，在继承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更契合了新时代和观众新的审美需求。

对于所有艺术工作者来说，“飞天”形象是中国艺术的标志性符号，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不断生化的可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相继出现了以“飞天”为主题的舞蹈作品，如双人舞《飞天》和《丝路花雨》中的“飞天”群像等，后期又出现了独舞版《飞天》《大梦敦煌》中“飞天”舞段，春晚版《飞天》，奥运会版《丝路》等不同舞蹈作品。同一个形象的“飞天”，可以有众多不同版本的舞蹈艺术创作。在整整70年的历史长河中，一部部经典的《飞天》作品见证了中国舞蹈的蓬勃发展，以及编导们不取苟同、多歧为贵的创作手法。

话剧 《广陵散》的“选择”命题超具有独特的人生况味，剧作家从“竹林七贤”的人生选择中提炼的是独立的个体人格；导演从古典戏曲中借鉴的表现方法，体现于《广陵散》的是创造性的话剧转换；演员的创造性表演则是突破戏曲的范式在手段转换上的精神性追求。《广陵散》的现代性气质是现时期中国戏剧的一个成功范例。

本文从创作美学层面对暑期播出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这一深受欢迎与赞誉的现实主义力作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典型人物与人物群像塑造、影像风格与意境等方面的精神启示与艺术创新。文章还对新时代现实题材主旋律剧的艺术经验与不足展开思考，围绕创作在开掘生活与艺术转化、事理逻辑与情理逻辑的把握、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审美价值倾向、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利于今后该类创作的长足发展。

2018年5月国家京剧院在合肥上演京剧《伏生》，对比以往中国古典戏曲里呈现的悲剧“大团圆”结局，该剧本质上颠覆了长久以来传统戏曲在悲剧范畴内依存的圆融之美。这是一部尊重史实、富有思想进步意义、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艺术作品。从学者们对于中国悲剧理念的摘要评述来看，《伏生》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悲剧。实践表明，它的悲剧美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大致体现在观众获得悲剧快感、与主人公产生反抗意识的共鸣之后，接下来产生的自我净化、自我审视与自我升华。

新编越剧《游子吟》以唐代诗人孟郊和母亲的情感关系为主线，于寻常生活中提取戏剧情节，以诗化的意境、舒缓的节奏展示剧中人物真实的内心活动和情感体验，呈现出永恒不变又具有时代质感的母爱主题，吸引观众在对剧情产生强烈共鸣的同时，对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进行观照和体认。

《大明尚书》塑造了杨一鹏这位中国古代贤明、廉洁的高官形象。作品情节安排自然而跌宕起伏，富有吸引力；较好地表现了湘北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但在心理描写等方面存在不足。

《头号玩家》是电影与游戏之“跨媒介融合”的成功之作。本文从电影的“跨媒介叙事”“跨媒介视听”“跨媒介文化融合”三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跨媒介叙事”形成“既电影、亦游戏”的叙事美学;“跨媒介视听融合”塑造出“游戏直播”式的银幕奇观;“影游文化融合”则以电影为游戏“正名”，寓言了成人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一次沟通与和解。影片将电影叙事美学与电玩游戏美学及文化精神相结合，带来新鲜有冲击力的审美效果和文化力量。影片也许能给我们的电影创作和产业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以之为代表的此类“游戏电影”或“科幻-游戏电影”喻示的影视与游戏的联动与互赢的审美趋势与产业动态，可能引领开辟中国电影业与游戏业“影游融合”的新时代。

“北京人”这一舞台形象的出现，与青年时代的曹禺对理想追求的热切与朦胧有关。在曹禺早期的剧作中，无论氛围多么压抑，环境多么黑暗，作品中总透着一抹曙色、一缕春光、一点念想、一线希望。就艺术处理而言，一个象征宇宙蛮力、原始野性的实体形象直接登上舞台，意味着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曹禺观念与技法的变化，说明他试图寻找在舞台上表现理想人性与美好社会的新方法。赖声川以黑色幽默与荒诞解读《北京人》，以怪异的色彩运用，将“北京人”作为一个登场角色的重点强调，在抽离了价值建构的形式嬉戏中，生命变得漫漶不清，曹禺力图超越现实文化的苦闷与朦胧的理想追求，化为一个暧昧不清的神话。

《红海行动》的影像风格呈现出“重工业生产”的质感，表明它在我国军事战争片创作史上的工业化升级程度及专业化细作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成为国产军事战争片的新标杆。

影片《冈仁波齐》上映后在取得票房突破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之一即虚构与真实的关系问题，因为片中人物的真实目的与动机同导演的搬演与虚构平行并存让影片的身份定位变得模糊复杂。但是回顾纪录电影的历史与理论，构建于真实人物和真实动机基础上的《冈仁波齐》模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融通“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的理念、冲抵纪录电影与剧情片的对立，在实现虚构与真实自然交融的同时开拓了纪录电影的创作方法和形态。

贾平凹的《山本》是一部围绕秦岭自然风物与涡镇革命斗争而谱写的自然—历史小说。小说以历史主义笔触串拢情节叙事，以自然主义主题标定小说基调，以自然主义的冷描写与历史主义的热叙事经营小说结构，从而使小说在价值形态上呈现为一种自然主义之重与历史主义之轻并存的全新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既为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打开了新的视域，也为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尝试。

本文聚焦《艾约堡秘史》的主人公——一个实业巨富的创业历程与情感世界，展示了当代经济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生态以及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的矛盾，挖掘并剖析了主人公在追逐财富、权力、亲情、爱情中寻求灵魂自我救赎的人性奥秘。本文还从作家的创作层面肯定了其人物塑造及语言探索上的突破意义、对民俗文化的学术性表达、独特的精神叙事风格，认为该作品是作家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最成熟的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