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 Spots Observation • Online Influencers and Followers: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of A Cultural Phenomenon(I)
Special Topic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arkings and Its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作为互联网社会的重要文化景观，“网红” 退网现象近年频发，集中体现了技术与制度、商业与价值、个体与公共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关系。通过追踪30位网红的“退网”声明、行为及影响，本文从媒介意识观念的视角作出三个维度的解读：一是“退网”作为“自我关怀”的方式；二是“退网”作为“被动抵抗”的方式；三是“退网”作为数字展演的方式。这类“退网”事件既反映出“网红”群体看待互联网平台机制的价值态度，也暴露出当前网络文化生态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可以为网络生态构建与互联网文化治理提供一定参考。
数字时代的网红已超越了早期网络红人的简单指代，涵盖了从人到物品再到城市等各种类型的广阔的文化景观。网红景观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以流量为尺度的经济目标和渴望“成为中心”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现象的网红，代表了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观念，并导致了“网红拜物教”现象的盛行，“网红拜物教”现象的出现映射出消费需求虚假化、消费审美表象化和休闲生活程式化等社会问题。网红“塌房”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忽视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的典型后果，因此，对网红消费现象展开文化治理是紧迫的和必要的。
她是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也是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还是《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她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上大银幕，走进观众心中，又从台前走到幕后，参与时代发展，推动行业前进。本期专访走近表演艺术家祝希娟。
他的现实主义油画反映革命历史，讴歌英雄人物，抒发个人感怀。他的抽象油画则以点、线、面、色、质直接表达对自然与人生的体悟，对不屈与拼搏的赞颂。本期专访走近油画家林岗。
“玩”字发源于原始部落巫觋以玉器祭天的宗教仪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意义从“以玉通神”演变为“以物通理”，成为对天人合一境域下的心物交流的动态描摹。作为“象喻”思维的范畴，“玩”兼具义理探析和审美娱情两种功能，在借助“象喻”化的运思与言说、深入探究所“玩”之物深刻义理的同时，又能从中获得超脱世俗的审美快感。对古代文艺而言，“玩”是贯穿创作和批评鉴赏始终的审美范畴，既揭示了审美主体同对象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心物交融的紧密联系，也体现出审美主体在天人交融、主客一体的精神高度自由的境界中所生出的惬意、悠然的审美心态。
一种艺术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观念必然密不可分。一个地域的音乐艺术也同样依附于该地域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延绵至今而不堕，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中国传统音乐也体现出这一特点：统一的音乐观念、趋同的音乐形态和程式化的表现方式，以及延续性的乐教观念、强大生命力的音乐形态和音乐思维的传承性等。中华美学精神贯穿在儒道思想的对立与交融之中，儒家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和道家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促使中国传统音乐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态：以声乐为主的音乐体系、象征隐喻的器乐表现、缺乏功能性的结构和一曲多用的体制，以及崇尚自然的题材、独白自娱的器乐表现和“虚”的意境与“含蓄”的表现方式等。这种思维方式和表现形态渗透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各个领域中，成为中国音乐的精髓。它在千百年的中国音乐发展历史中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蕴含着丰富的用笔思想。“用笔”本质上是一种“以书入画”的运笔方式。针对晚唐画坛刻意求似的风气，张彦远批判画家过度依赖“界笔直尺”，主张将用笔作为画家的核心素养。在“书画用笔同法”的艺术理念下，他将用笔分为疏密二体，着重强调笔法在绘画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张彦远还认为，画家不仅要掌握用笔，还要注重立意，只有通过“意存笔先”的构思方式和“以意运笔”的实践路径，才能突破匠气桎梏。画家通过立意用笔，描绘的不再是简单的“形”，而是蕴含主体情感的“象”。“以笔画象”能够传达出物象的骨气与神韵，产生“画尽意在”的审美效果，实现“气韵生动”的至高境界。张彦远的用笔思想极为丰富，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实现价值转化，为艺术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启示。
文艺是现实的镜像与表征，智能时代的文艺与现实也是如此。AI文艺映射出智能化的生活经验、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和风格化的欲望认知。在表征现实的过程中，AI文艺通过超理性呈现人机间性，以生成性与过程性对应世界的无限可能，以随机性与想象性构建超越现实的世界，以模拟性与速度感来完成智能复制与灵韵重塑。但文艺不仅要表征现实，更要批判与反思。AI文艺在叙事性艺术创作尤其是在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创作方面存在局限，难以把握复杂数据的内在逻辑，且缺乏人类情感和道德判断。因此，智能时代呼唤的现实主义要在以技术为支撑的同时，融合情感驱动，强化人类价值的导向。
费诺罗萨是19世纪后半叶著名的东方学家。虽然本人未深习中文，但在将中国的文字以及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介绍到西方世界方面，费诺罗萨的著作具有划时代的影响。费诺罗萨以“妙想”（idea）为绘画的最高境界，认为东方绘画优于西方绘画。他的《中日艺术时代》是西方人撰写的第一部东亚艺术史，以唐代和宋代山水为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并以郭熙的《林泉高致》为中国画论对于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费诺罗萨仰慕中西古代艺术的辉煌，哀叹他那个时代艺术的衰败，可以说书写了有别于“东方主义”话语的另一种浪漫主义东方镜像。
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事件”不仅引发了围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展开的“科学大战”，而且唤起了文艺理论家对于文艺批评工作的自省。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的文艺理论家针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艺批评方法开展了重评工作。法国理论家拉图尔，美国学术机构的塞吉维克、菲尔斯基等后批判理论家以及斯皮瓦克等文艺批评家分别从批评力度、情感维度以及伦理的视角反思批评家身份和批评方法等问题。跨学科的文艺批评在其限度上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在新的情感结构、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中被激活，并被赋予新的使命。述评近年来欧美文艺批评理论界的新动向，对当下中国文艺评论的理论发展有一定启发意义。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邵艺辉导演的电影《好东西》作为一部新都市女性主义题材的“轻喜剧电影”，以轻松、幽默的风格和对男性中心世界的自觉疏离，以及戏弄式对峙的生活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如果我们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看，从当代电影作品有责任让广大观众从作品中得到情感境界上的提升和审美启蒙这个社会意义上说，本文认为《好东西》不是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作品。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要有好的故事、优秀的艺术技巧，还应该把生活中被掩盖和扭曲的东西呈现出来，从而让观众看到、听到、感知到现实生活中的真理性。
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身处后现代学术语境，受反本质主义影响，出现了三种否定中国电影中国性的观点。第一种如贝丁森（Gary Bettinson）从历史、现实、内涵的多元化、复杂性，否定存在连续的统一的中国性；第二种是周蕾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认为“中国性”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投射；第三种则是乌登（James Udden），不仅用其他国家电影的相似案例，否认存在专属中国电影的技术与风格，而且，用定量研究方法，举出中国电影作品与其理论概括之间难以吻合的现象，进而提出了中国电影并不存在某种确切的审美特性的观点。海外学界所概括的中国电影的中国性审美内涵，主要是参照中国传统画论，而且仅仅聚焦于第五代早期电影作品。如此的中国性，存在缺乏电影史维度、作为本体的叙事美学、丰富的现象经验等严重缺陷；如此的中国性批判，自然也就落在了空处。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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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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