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Topics • Evolution of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II)
Special Topics · Evolution of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数智文明的加速演进正在深刻重塑美育的形态与本质。本文以数智时代美育主体性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技术赋能与主体风险的双重面向。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美育的平等性、体验性与跨学科性，但也带来“高维度平庸”的隐忧，表现为审美判断力的弱化、具身感知能力的钝化与创造主体性的退化。面对人机交互中形成的“双主体性”新格局，美育主体性需在交互拓展、能力建构与价值坚守中实现重塑。教师作为关键行动者，应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人机协同的设计者与价值引领者。本文提出，数智时代美育的根本使命，是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中培育具有独立人格、审美自觉与创造活力的新时代主体。这一探讨既是对中华美育精神“物物而不物于物”传统的当代回应，也为新科技与文艺深度融合背景下的美育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
人工智能在推动审美民主化、艺术创作平权的同时，也因底层算法逻辑引发了人的感性体验弱化、审美经验异化等深层危机。算法对物质性的僭越消解了人与物理世界的具身联结，导致审美呈现浅表化、同质化，进而危及人的知识创新与存在意义。基于此，智能时代的美育亟须突破“技术赋能”的单一导向，回归感性教育的本质使命，以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为核心，在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中重塑人的感性能力。而具身感知力、直觉力、想象力、审美批判力以及审美实践力的系统培育，正是智能时代美育回应时代诉求、发挥育人价值的关键。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最具现代生命力的范畴之一，它的持续在场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观念复杂碰撞的结果。20世纪初，“意象”以与哲学、心理学领域中idea的不彻底性对译方式进入学术视野，并逐渐完成了从idea到image的转型，其形象性内涵获得凸显，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成为可能。除了经验论哲学以及现代心理学的推动之外，意象现代化进程的另一推动力是文学实践，现代作家对意象派的错位性借鉴，起到了滞留“意象”之形的效果。这一过程，使得作为“艺术意象”概称的image最初以“文学意象”的方式呈现在学术视野和创作观念之中，并为后续“泛意象”的出现提供了原始动力。从学科建构角度而言，“意象”是现代美学学科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副产品，中国现代美学从重视通用的西方美学范畴的研究，转向重视中国本土的意象美学话语体系建构是学术话语选择的结果，可以将其发展过程视作中国现代美学话语体系建构历程的缩影。
本文以《技能五子棋》等作品为代表的“反逻辑”素描喜剧为研究对象，将其引发的笑声叛逃视为一场先锋美学实践。区别于主流的社会学分析，本文采用艺术评论的研究路径，主张“反逻辑”并非内容的缺失，而是一种旨在解放喜剧本体的系统性策略。通过文本细读，本文揭示了该策略如何通过悬置叙事因果、去心化人物塑造以及游戏化语言功能，将喜剧的重心从意义传达转向形式展演。而这场叛逃的终点，一方面使得喜剧创作实现从以意义承载为核心到形式本位的本体转向，另一方面也使其陷入了先锋性被快速消费的媒介悖论之中。从审美关系层面看，其重构了审美契约，促使观众从寻求共同理解的阐释共同体，转型为默许荒诞规则、共享在场狂欢的游戏共同体。这场指向快乐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未竟之旅，它在拓展喜剧美学边界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艺术嬗变与群体构建提供了关键样本。
人工智能舞蹈是实验舞蹈“去中心化”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它推动着身体、创造与主体的深层重构。身体层面，算法化生成削弱了身体的前反思经验与默会知识，使身体呈数字化悬置状态，但“操演性身体映射”与具身智能实践挑战了人类经验中心主义，代之以人机“中间态”的身体关系。创造机制上，随机生成延续着偶然性逻辑，却因过度依赖预设规则引发新“程式化”难题，而“失序”美学与人机即时交互则激活了异质性与不确定性。主体结构中，人工智能舞蹈解构了“编舞家中心”，在智能舞谱呈现与人机互动中形成共生互构。由此，人工智能舞蹈既重塑了舞蹈的媒介形态与生产逻辑，也为重新审视身体经验、艺术创造与人机关系提供了新的问题域与可能性。
方言是地方戏声腔形成的语音根基，其声调韵律、语气特征与地域文化内涵共同构成了剧种不可替代的艺术辨识度；但在普通话推广、人口流动与观演代际更迭的语境下，方言正从地方戏最稳固的本体标识变成了最突出的传播障碍。为了应对方言难题，地方戏采取了字幕依赖、语音通用化和方言杂糅等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地方戏的方言困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语言技术问题。地方戏的现代化转型应坚持活性保存原则，坚守声腔本位、立足语音根基，同时借助新媒体等载体重建大受众的方言审美、重构地域文化认同，让地方戏在守住乡土底色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德国汉学界，雷德侯是研究、阐释中国书法的知名学者，为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雷德侯对中国书法既有宏观的历史观照，又不乏精微的实证分析，体现出全新的书法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本文重点剖析雷德侯介入中国书法的独特视角与路径，提炼出“滤镜”“媒介”“模件”三个关键词，系统论述他如何以“异域之眼”审视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脉络发展与创新机制，客观揭示其在推进中国书法海外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性借鉴，既能够拓展本土学术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更能有效激活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促进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研究范式的互补与创新。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人工智能+文艺”是全面实施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文艺生产方式由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趋势的时代必然。破除人机二元对立、过分夸大或贬低人工智能价值等极端片面倾向，有序推进、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文艺”，把人机协同贯穿于文艺全流程、覆盖各类体裁，有助于更多普通大众参与并推动文艺发展，进而有助于以美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艺与人工智能双向奔赴，更有助于夯实文化主体性，助力国家整体发展。
《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叙事核心，突破了传统华侨叙事中“成功者上位叙事”与“黄金泪、血汗史”的二元对立叙事，通过留守者、过番客、华侨的命运沉浮，深刻呈现了潮汕人基于“离散”却“离而不散”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特质：在说话读书的语言双重结构、世俗与性灵的双重面向、此岸与彼岸的双重世界背后，是以“银信合一”的侨批为载体，以隐忍坚韧的母性力量为家庭核心纽带，以“有情有义”的情义信仰、家国信仰、文化信仰为意义链接的运行机制。看上去微观离散随机的个体寄批行为，通过媒介与信仰的调节，转化为宏观稳定连续的社会秩序，最终将个体情感升华为潮汕文化图腾，推及华文教育的跨时空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文化传播。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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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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