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Topics • Commemorating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Hot Spots Observation • The Convergence and Dialogue between Art and Technology
人工智能（AI）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既带来诸多裨益，也提出不少挑战。AI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得力工具，但艺术家在使用AI创作时，必须确保作品具有充分的原创性表达，以获得版权保护与署名认可。这种保护与署名不仅是对艺术家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的回报，也是对那些将作品推向市场者的肯定。人类创作是可受保护表达的根基，而伦理责任则是支撑原创性、署名权与所有权的基础。对AI的知情善用，有助于表达并承载艺术家的创作本心，最终实现艺术作品丰盈世界的崇高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正在推动数智技术加速进入文化生产与社会生活。人工智能、动作捕捉、虚拟人、实时渲染与多模态生成系统重塑着全球艺术生产的方式，也使中国舞蹈进入以数据化、智能化和跨媒介协同为特征的新阶段。技术带来创作、保存、传播与教育的新机遇，同时也使舞蹈面临身体经验被参数化、文化语境被抽离、价值归属与伦理边界被模糊的风险。本文以中国舞蹈数智化发展为对象，立足舞蹈本体，综合考察其在全球数智化潮流中的现实挑战、实践基础与发展选择。数智化不应止于技术加装或算法生成，而应以本体回归确认身体作为艺术生成、文化记忆与价值判断的基础，并通过对算法逻辑的超越，使技术能力接受身体智慧、文化语境与伦理责任的校正。由此，动作采集、智能编创、数字档案、虚拟排练、沉浸式传播与教育资源共享，才能共同构成具有中国舞蹈主体性的实践路径。
新大众文艺的张力在于其蕴含着“新大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双重解释力。媒介场域下大众文艺的主体形态已然发生变化，全新的生产方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新“大众文艺”的主体性问题。而生成式AI的深度介入，意味着数智时代进入了强生成、强推理、人机共创的阶段。新“大众文艺”的“大众”从一开始便不再是单一作者意义上的主体，人机协同带来的分布式混合主体形态，不是对“大众主体性”的压制，而是其与个体中心的评判标准产生的冲突。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AI时代下新大众文艺主体的适用边界，进而建构人机协同共生、形态弥散开放、人文内核稳固、权责边界清晰的承担性主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真正具有艺术家的创造性而成为“作者”？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图灵测试和“逆向图灵测试”的分析，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化中的所谓“创造性”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对人的高级认识能力中的知性和归摄性的判断力等进行了算法程序化映射。在这种算法程序的映射中，人的高级心智中的反思判断力及其合目的性的先验原则、基于自由律令的实践和终极目的的先验原则，是人工智能所不能进行算法程序化映射的，因为任何这种算法程序映射都是无效映射。正是这种无法被映射的反思判断力和基于自由律令的实践及其先验原则，成为人介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锚点和奠基之处，成为人机互动中人类由作者转向审美决策者的转捩点。
相对于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网络文学学者批评在有效性和影响力上有一定程度的滞后；网络文学的读者批评更具“及物性”和“在场感”，却难以与学者批评发生对话。打通线上线下之间的批评区隔成为网络文学批评发展的难点，其背后存在着读者批评思想性被低估的问题，也与碎片化、个人化的读者批评难以系统地呈现在学术场域相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并改造拉德威的“阅读民族志”方法，将其发展为“网络阅读民族志”，同时推进学者批评的“入场”与读者批评的“出圈”，以“浸染”和“参与”等方法还原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阐释系统，向学术场域传达真实的读者阅读经验，搭建线上与线下话语流通的双向通道。
在“爽感”模式已经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对网络文学中其他潜在的情感模式进行探究。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美学中各有将“趣”从审美观念上升为审美范畴的美学建构，参考两类理论资源并依据网络文学的内部发展，可以在网络文学不同层级的现象中发现“趣”的当代显现与更新，显影出“趣感”美学的生成运作逻辑。网络文学“设定”的“未完成性”、读者“玩梗”的“身份游戏”以及故事编织的“异步共享”各自表征着网络文学中不同角度的“趣感”经验。为深入理解当今网络文学内部复杂交织的情感模式并以此介入其发展动向，我们有必要将“趣感”纳入当下的研究视野之中，从而拓展相关研究的批评视角与理论资源。
在德国汉学界，雷德侯是研究、阐释中国书法的知名学者，为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雷德侯对中国书法既有宏观的历史观照，又不乏精微的实证分析，体现出全新的书法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本文重点剖析雷德侯介入中国书法的独特视角与路径，提炼出“滤镜”“媒介”“模件”三个关键词，系统论述他如何以“异域之眼”审视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脉络发展与创新机制，客观揭示其在推进中国书法海外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性借鉴，既能够拓展本土学术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更能有效激活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促进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研究范式的互补与创新。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万历年间的“贺伍之讼”，是中国学术批评史上极具警示意义的笔墨公案。这场论战从学术辩驳逐步演变为情绪对立的相互攻讦，最终以贺灿然恚愤离世告终，成为传统学术批评失度、失范和失伦的典型样本。本文以该公案为样本，结合当代网络批评乱象，思考学术批评为何会从“明道”的严肃事业沦为“伤人”的文字利器。文艺批评的正当性应由“求真”与“恕人”的双重尺度共同划定，核心原则在于“辩理而不泄愤、求真而不伤人”，一旦脱离对事理本身的探讨而转向人格攻讦、意气之争，便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古训，甚至触碰当代社会的法律与伦理底线。在媒介环境剧烈变革的当下，当代文艺批评的尺度边界与伦理重建，应回归温和而有力量的理性对话，这是文艺批评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发展“人工智能+文艺”是全面实施国家“人工智能+”行动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文艺生产方式由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趋势的时代必然。破除人机二元对立、过分夸大或贬低人工智能价值等极端片面倾向，有序推进、引导和规范“人工智能+文艺”，把人机协同贯穿于文艺全流程、覆盖各类体裁，有助于更多普通大众参与并推动文艺发展，进而有助于以美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艺与人工智能双向奔赴，更有助于夯实文化主体性，助力国家整体发展。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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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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