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Topics · Evolution of Aesthetics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Age
The Era Scenario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ms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审美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本文从进化论的大视角来探讨这种变化，通过辨析影响审美的生物性、文化性与个人性因素，为理解数智化时代的审美走向提供理论框架。就对审美偏好的影响来说，生物法则是常量，个人策略则是变量，文化习惯介入常量与变量之间。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降低了创作与传播的门槛，推动审美从追求文化大风格转向个人小风格，审美的个人策略得以充分展现。然而，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文化习惯和个人策略始终无法渗透生物法则，影响审美偏好的生物法则始终不变。因此，数智时代艺术最珍贵的“灵韵”仍源于不可被数智化的人类经验——感觉、情感与理解，它们是人性的最终显现。
通向数智时代的中国现代审美历程历经大众媒介—无功利美、大众媒介—功利美、电子媒介—无功利美、电子媒介—美而文、数字媒介—虚拟美和数智媒介—智能美等六个时段。当下时段智能美作为由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整合之美，在构成和实质上都属于不同于人类美的异能美。当前数智时代存在的跨越不同媒介和不同审美性质的相互叠加和组合的审美状况可称为跨间性审美。在丢掉对于异能美的幻想的同时，需不断改善和提升人类自身基于历史感、现实生活体验和心灵判断能力的审美能力。
本文以《技能五子棋》等作品为代表的“反逻辑”素描喜剧为研究对象，将其引发的笑声叛逃视为一场先锋美学实践。区别于主流的社会学分析，本文采用艺术评论的研究路径，主张“反逻辑”并非内容的缺失，而是一种旨在解放喜剧本体的系统性策略。通过文本细读，本文揭示了该策略如何通过悬置叙事因果、去心化人物塑造以及游戏化语言功能，将喜剧的重心从意义传达转向形式展演。而这场叛逃的终点，一方面使得喜剧创作实现从以意义承载为核心到形式本位的本体转向，另一方面也使其陷入了先锋性被快速消费的媒介悖论之中。从审美关系层面看，其重构了审美契约，促使观众从寻求共同理解的阐释共同体，转型为默许荒诞规则、共享在场狂欢的游戏共同体。这场指向快乐的艺术实践是一场充满张力的未竟之旅，它在拓展喜剧美学边界的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艺术嬗变与群体构建提供了关键样本。
舞蹈剧场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不同的地域、传统与美学谱系中被使用，从而成为一种揭示舞蹈与剧场互相渗透关系的关键概念。通过回溯舞蹈与剧场在现代主义以来的双向互动，舞蹈剧场分别以戏剧和舞蹈的本体论作为参照从而打破两种艺术的常规边界。然而，舞蹈剧场在当代理论化进程中却被纳入剧场研究而非舞蹈研究，这一趋势源自剧场本体论的开放性、表演研究的制度化力量以及戏剧在资本与艺术体制中的强势地位。但同时剧场研究中的表演性与文化研究为舞蹈剧场带来批判性的方法论拓展，使其从形式研究转向对身体政治、社会结构与现代性批判的阐释。最后，舞蹈剧场在获得跨学科理论资源的同时，也面临被剧场话语遮蔽其舞蹈性历史与实践基础的风险。
在当代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剧烈变革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需要怎样的纪录片真实观”这一根本性问题。纪录片的产业技术革命，改变了记录世界的方式，也重塑了纪录片真实观的内涵与实践。从后现代主义对真实的解构，到后人类语境对主体性的重新定义，再到心理认知机制的深度揭示等，理论层面的突破为理解纪录片的真实提供了更丰富多元的视角。感知真实是人类的本能需求，随着虚拟影像技术的革新、沉浸式技术的普及、多感官协同的深入，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正从外部参照转向内在体验，进而形成纪录片新的美学范式。理论突破、技术变革、产业实践共同推动当代纪录片的真实观走向多元、动态和辩证。
近年来中国戏剧创作取得显著成绩，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作态度急功近利，导致题材风格同质化；观念技法偏狭保守，导致艺术开掘浅表化；忽视戏剧艺术本体，导致舞台呈现过度景观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戏剧创作者应坚守“十年磨一戏”的工匠精神，充分彰显艺术个性；戏剧行业组织者应坚持科学的政策导向，并发挥审美引领作用；整个戏剧界应形成合力，助力青年人才成长，让戏剧艺术绽放青春风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对此作出精准研判，并提出极具针对性和实操性的举措，为构建健康戏剧生态提供了实践遵循。
在德国汉学界，雷德侯是研究、阐释中国书法的知名学者，为中国书法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其学术生涯，雷德侯对中国书法既有宏观的历史观照，又不乏精微的实证分析，体现出全新的书法史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本文重点剖析雷德侯介入中国书法的独特视角与路径，提炼出“滤镜”“媒介”“模件”三个关键词，系统论述他如何以“异域之眼”审视中国书法古典传统的脉络发展与创新机制，客观揭示其在推进中国书法海外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方法论的批判性借鉴，既能够拓展本土学术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维度，更能有效激活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促进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研究范式的互补与创新。
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高居翰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是20世纪后期英语世界的三部单卷本中国艺术通史类著作，它们均提供了对中国视觉艺术成果的整体界定、粗略印象和价值判断，是面向西方大众读者的、偏通俗的学术著作。这三位汉学家各有学术路数，但总体上都在西方艺术史背景下展开中国艺术通史的编撰，是温克尔曼以来艺术史学、特别是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史学传统在中国艺术史学领域的延续和拓展。这些通史写作难免囿于西方通史观局限而忽略中国通史观传统，出现误读和漏判，但在用西方艺术通史观置换中国艺术通史观后，也得出了有趣的跨文化对比结果，凸显了中国艺术在全球艺术史中的位置和特征。今天应当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对话和汇通中注意“吸收外来”他者，探讨中国自主艺术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2023年10月，“五星出东方：‘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大展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二十余位艺术史家、美术理论家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专家们回顾了数千年来丝绸之路美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盛况，分析了其精神内核与当代价值；围绕全球化视野下现当代艺术观念、创作的发展，现当代艺术批评、教育和策展等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美术从西学启蒙到本土自觉的发展历程；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主题、角度分享了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新一代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方向以及所运用的方法、策略。
为探索美学与艺术的交流机制，促进美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届全国美学与艺术研究峰会近期在深圳召开。专家学者们以“美学与艺术研究”为议题，探讨美学与艺术、美与艺术、美学与艺术学等关系问题。通过回顾美学与艺术的发展史，重点强调了美学为感性学以及美与美学的区别；基于此，提出了美与艺术并不天然相结合、美学与艺术学“殊途”“同归”等观点；并从当代艺术引发的美学问题出发，强调美学的当代阐释以及发展当代美学的迫切要求。本次峰会旨在打通美学与艺术研究的关系，对美学、艺术以及艺术学、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与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场景时代”与“时代场景”深度交织，形成“场景里的新时代”文艺生产与接受新语境，要求文艺评论适配媒介传播逻辑、回应时代精神需求。尤其对高度依赖“在场性”的舞台艺术而言，文艺评论亟待重新明晰自身在场姿态与价值定位。本文从舞蹈从业者现实困惑与行业追问切入，聚焦当前文艺评论功能性缺位、技术性“预制”与专业性失语等现实短板，探讨新时代语境下评论主体如何厚植人文根基、革新在场方式、强化人文担当，倡导评论工作者立足时代语境挖掘作品深层价值，摆脱技术化桎梏，葆有鲜活思想力量与独立批评精神，助力建构中国文艺评论自主话语体系，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艺价值。
在陈涌泉的戏剧创作中，“鲁迅题材”作品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选择鲁迅及其小说作为“编创”的“底本”，一方面是因为鲁迅作为一个“超级能指”，拥有巨大的“所指”空间；另一方面也源于二者在人格、心性、思想逻辑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性。基于此，陈涌泉在思想启蒙、小说与戏剧文体转换、审美形态建构等层面，与鲁迅形成了一系列深度的隔空对话。“对话性”既是其“鲁迅题材”戏剧编创的一条主脉，也是读者阅读、理解这一组作品的内在逻辑与思想理路。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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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燃爆“出圈”，成为现象级作品，其成功并非偶然，而是蕴含着三重经验：一是自觉超克文类界限，弥补原著情节叙述不注重矛盾冲突、结构相对松散的状况，尽最大可能保留了原著的神韵和气质，为散文的影视剧改编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坚持现实主义文艺观，通过立体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典型形象塑造，谱写了共同体叙事的新篇章；三是影像视听语言风格追寻一种“如画美”，文本叙事达成了崇高美与牧歌美的和谐统一。此外，技术赋能助力李娟散文经典品质“出圈”，打造出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文旅IP，为提升优秀文艺作品服务新时代“文化润疆”工作成效，提供了典型范例。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徐克的同名电影。该剧采用环境式剧场，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边塞大漠中的龙门客栈，身临其境地感受剧中的明争暗斗。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创作团队充分发挥了创造力，不仅融入了“二次元”文化以吸引年轻观众，还借助粉丝口碑实现了流量裂变。越剧《新龙门客栈》通过主动破圈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现象级作品。基于戏曲本体和传播学的角度审视，该剧的艺术创新为新媒体时代戏曲艺术的守正与创新开辟了新路径。
解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需要与藏地书写的文学大传统参照进行。藏地书写中的信仰特征，经历了政治化—神秘化—欲望化的演变流程，而《雪山大地》中以歌唱和音乐为核心的信仰形式，则是形成于并反哺俗常世界的实在信仰。与藏地书写传统中那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浪漫化叙事模式有别，杨志军在《雪山大地》中开辟出一条以发展为核心诉求且接通城市与藏乡、现代与传统联系的文明之道。《雪山大地》写出了藏地世界的复杂与丰富，充满了多种音调的复合声响。就作品本身来说，它既是一首俗世与信仰的协奏曲，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杂奏曲。相对于整个藏地书写传统而言，提供了多维度、全新笔调的《雪山大地》，又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变奏曲。在边地关心、思考着时代中心命题的《雪山大地》，挺立着一群大写的“人”的形象，矫正了“叙述精彩，精神低下”的衰颓现状，有力护持了文学的高贵尊严。
鄂温克族音乐所蕴含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等理念，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将鄂温克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不仅能够增强鄂温克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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