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简介：1949年4月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祖籍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等荣誉。学术兼职主要有：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经担任的学术兼职有：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学术著作主要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其他著作主要有：《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宁钝斋杂著》《师友记》《莫砺锋演讲录》《莫砺锋说唐诗》《杜甫十讲》《白居易十讲》《陆游十讲》等。

一、学术夯基与师友启悟

蒋建梅：您于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程千帆先生，这对您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莫砺锋：我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跟随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继续追随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于1984年毕业。由于我在考研以前没有读过中文系，所以我的全部学术训练都是进入程门后接受的，程先生对我学术道路的影响当然是根本的、全局性的。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指导我攻读博士学位，当然完全能够胜任；但为了让基础薄弱的我接受更系统、更严格的培养，程先生便邀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了指导团队，并制订了严格周详的培养计划。因此，我在读博期间可谓“吃尽苦头”，但是所受的严格训练令我受益匪浅。我学习古代文学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而且读博时已年逾而立。我能于不满三年的时间内修完学业，成为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应完全归功于程先生和其他三位老师。

程先生本人绝对是“教学名师”，讲课时神采奕奕，语言流畅生动，更重要的是他总是采取启发式的讲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方法论的训练，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学术能力。比如他讲“杜诗研究”课时，常提出一系列问题让我们思考，同时也提出一些新观点让我们去领悟。因而这门课程后来便促成了师生合著的杜诗论文集《被开拓的诗世界》的问世。课堂之外，程先生对我的教导亦有常规：他邀我们去他家座谈，每两周一次，每次半天，雷打不动，那真是让我们大为受益。除了培养学术能力外，程先生的言传身教都在引导我们献身于学术与教育事业。程先生一生中最多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是公认的优秀学者。程先生的遗嘱是：“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弟子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我最初看到这份遗嘱时，大为震撼：程先生对自己一生的评价，竟把教学放在学术研究之上。我当时感到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程先生说“精心培养弟子数人”，我想可能也包括我在内，但是我觉得自己不优秀。我当时四十多岁了，本是中等资质，起步又晚，在学术上难成大器。但是有了程先生的这份遗嘱，我觉得这对我们不仅是一个评价，更是一种期望。他对我们抱有这么大的期望！我就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在督促着我：你不能松懈，不能消极。我今年已经77岁了，一直不敢松懈，还在努力地工作，说实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份遗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我也是这样，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以伤先师之明”。老师对我们有这样高度的评价，这样殷切的期望，我们惟恐他的期望会落空，所以一定要不断努力。程先生的遗嘱是针对他亲自教过的几个第一代弟子而言的，我和师兄弟们都有清楚的体认，也都从这份遗嘱中汲取了人生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我留校任教后努力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程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首先就是要有认真的态度，要对学生负责，绝对不能误人子弟。我的具体教学方法也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与学生讨论。我也是每两周一次跟我的研究生座谈，讨论他们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程先生经常引用《庄子》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内篇·养生主》）。闻一多解释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他的学术成就便是这红烛自身所散发的光辉，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一根红烛。

蒋建梅：作为恢复高考后的早期研究生，无论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层面，还是在古代文学学科领域，您都是历史转折进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可否谈谈这段经历对您个人治学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段时期又对整个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莫砺锋：你所说的“历史转折过程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大概是指我们正逢恢复高考与研究生招生及学位制的实行，从而成为新时期的新一代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这几十年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的实证性研究得到重视，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以论带史”的宏观概论式研究比较少见了，那种把一切文化现象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陈旧观念已成明日黄花。新的学术风气的最大功绩当然是古籍整理，例如一些“全”字头的总集，像《全宋诗》《全宋文》都已出版。以前有关材料散见各书，搜集非易，现在一书在手，就掌握了全部的文献资料，这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有目共睹，不用我多说。

下面说说文献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分属两个二级学科，但是在南京大学我们视它们为一个统一的“两古学科”。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特色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程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呼吁运用“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后来又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述这个理念，如“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两个层次相结合”“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等等。说法虽异，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重视文献学会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举一个例子：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现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唐诗名篇，清末王闿运说它是“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先生誉之为“诗中的诗”，关于它的分析文章已有数十篇，很难再有新的阐发了，但是程先生又写出一篇关于《春江花月夜》的好论文。他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从明代才开始提升的。程先生这篇论文的重点并非对作品自身的阐释、评价，而是对其影响力的演变过程的考察，以及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文学史意义的揭示。此文就是文献与文艺并重的范例，因为它的观点是建立在对历史文献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梳理之上。我自己也写过一篇论文，指出《唐诗三百首》中选的张旭《桃花溪》一诗其实不是唐诗，而是北宋书法家蔡襄的作品。我从文献流传的角度追根溯源，才弄清楚这个问题。这对读者准确阅读唐诗显然是有益的，这就是文献研究的优点。

1982年在程千帆先生书房

二、学术原则与精神坚守

蒋建梅：您早年研究宋代文学，198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江西诗派研究》，十年后又完成了《朱熹文学研究》，后来，您又侧重唐诗研究，如杜甫研究、白居易研究等，再后来又进行陆游研究，请问这些学术重心的转变是由怎样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推动的？

莫砺锋：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并没有这么清晰的转变。事实上我从进入程门起就是把唐宋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程先生当年招生时设定的研究方向就叫“唐宋诗歌研究”。我们入学后接受的学术训练也是如此：唐宋并重，更要重视其学术源头。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最初的论文选题就是《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只是因为当年无法看到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的《朱子新学案》，才把论文题目改成《江西诗派研究》。毕业留校后，我的研究仍是唐宋并重。我接手程先生的课程《杜诗研究》，一连讲了十多年。1993年，我出版了专著《杜甫评传》。以后相继出版的专著有《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文学史沉思拾零》《唐宋诗歌续论》等，至于单篇论文，更是“忽唐忽宋”。我主要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与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两个学会的活动，两个学会轮流举办年会，我总是先写一篇有关唐诗的论文，接下来就写一篇有关宋诗的论文。在唐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王维、李商隐等人。在宋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我的研究重点则是杜甫、苏轼、黄庭坚和陆游。总的说来，一直是唐宋诗歌，仍是程先生当年为我指定的方向。程先生一向鼓励弟子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我的师兄弟大多在唐宋之外另辟新境，但我性格拘谨、才力薄弱，四十多年寸步未离，可以说没有重心的转移。

蒋建梅：在您四十多年治学生涯中，您认为古典文学研究最需要坚守的学术原则是什么？

莫砺锋：我认为学术研究的原则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我理解的“为学术而学术”就是心灵纯粹、专心致志、脚踏实地做学问。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老一辈学术带头人逐渐退出学科的日常工作，年轻一代逐渐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尽管各人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路数并不相同，但是脚踏实地的学风和实证性研究的选题倾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十几年来，学科成员发表的论著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水平也不算太高，但是基本上都做到了言之有物、立论有据，在当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中，基本上做到了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而心无旁骛，不把学术当作谋取实际利益的工具。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学术必须创新，尤其是在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不能因守师法而故步自封。近年来在南京大学“两古”学科内部已经孕育出域外汉籍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初步体现出开拓性的新气象。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一般都具有基础扎实、外语水平较好、动手能力较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点，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言的朴实学风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本学科的印记。我希望我们能够长期保持这个优秀传统。

蒋建梅：2019年您出版了《莫砺锋文集》，收录了您四十多年来的治学专著、论文和生活感悟随笔，您觉得文集内的文章有哪些共性，它们最核心的共性是什么？

莫砺锋：所谓生活感悟随笔，大多具有自传性质，记录了我的人生经历，其中也包括读书、思考的内容。在学术研究上，我是一个“半路出家者”。因为30岁之前我还没有涉及古代文学这个学科，但我在农村也胡乱读书，当时养成的阅读爱好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我在江南农村度过十年青春，在茅檐底下“结识”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杰出人物，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与我朝夕相伴。我在农村插队期间，举目无亲、生活单调、心情苦闷。因此，我读到古人书写自我困境的诗词时，有一种似曾相识、同病相怜的感觉，也从他们度过艰难困苦的经历中受到安慰和启发。此外，他们那种面对困境的洒脱和尊严，也令我深受感动、特别向往。我如孟子所言“尚友”古人，感觉他们其实并不遥远，我也并不孤独。我特别喜欢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春寒料峭，夜雨潇潇，我在异乡的茅屋里长夜漫度，深切感受到后主词的境界。虽然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是这种春寒孤清的情感体验，却是和普通人相通的。王国维说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意即他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同情心。我们有不少学者在撰写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时，往往只在意史实考证与理论运绎，却忽略了涵泳体味作者倾注在文字中的情思。我年轻时从阅读中收获的那份感动，一直影响着我。我的文集中的感悟、随笔两类文章，均注重情思涵泳。读者如果阅读我文集中的两类文章，或许可以增进对我的学术著作之理解。

三、传道授业与师者仁心

蒋建梅：您从1984年开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23年正式离开南京大学的讲坛，您从教近四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优秀人才，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您对后辈学人有怎样的要求和期待？在学生们毕业后的治学生涯中，您是否还会继续给他们学术上的指引或者保持学术互动？

莫砺锋：我拙于言辞，平素沉默寡言，很不适合当教师。1966年我高中毕业时，曾与交好的同学商量填报高考志愿，约定两条原则：不考文科、不考师范。没想到我们还没走进考场，高考就被明令取消了。我想读工科院校、毕业后当个工程师的人生理想“他生未卜此生休”。就像范缜的落花之喻，人的命运犹如树上的花瓣随风飘落，落到何处纯属偶然。我在时代的狂风中东西飘荡，几经周折，最后竟落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名文科教师。不知何故，我留校后从未干过班主任、辅导员等行政性工作，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就奉命备课，从此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一开始，我给本科生讲文学史。我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讲过三轮后总算得心应手了。程先生退休后，我接他的班，讲授研究生的“杜诗研究”课。“薪尽火传”是程先生对学术事业后继有人的殷切寄语，也是鼓励我讲好杜诗课的座右铭。我所讲的杜诗课，有一小部分内容与程老师相同，大部分内容另有侧重，并非我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我觉得程先生所讲的许多内容已载于《被开拓的诗世界》，同学们去阅读即可。与程先生一样，我也希望多讲授一些研究方法。我讲到了如何运用目录学知识来选择杜集善本，如何进行杜诗的文本校勘、作品系年和杜甫生平考证，如何“以杜证杜”，等等。我也与同学们一起逐字逐句地细读《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秋兴八首》等重要作品，希望引导他们通过细读来掌握文本分析的要领。我规定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要写一篇杜诗研究的小论文，历年来共有二十来篇学生作业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等刊物。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希望我把杜诗课的讲稿收进该社的“大学名师讲课实录”系列。我便请武国权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成讲稿，书稿出版后题作《杜诗讲演录》，几次重印后又于2025年重版，改题为《莫砺锋讲杜诗》。说实话，这门课在当年确实是很受欢迎的，经常因人满为患而临时调换更大的教室。有一个例证：那年程先生的外孙女张春晓正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有一天她到教室稍晚了几分钟，因教室爆满而无法挤进去，便回家告诉程先生。后来先生把我好好地夸奖了一番！受欢迎的原因可能是有些学生仰慕程先生，但没有赶上听他的课，便想从我的课上间接领略程先生的风采吧。

我从1988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89年，我应周勋初先生之邀担任博士生副导师，协助周先生指导了徐兴无、王青等六位博士生。1993年我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继续与周先生合作，指导了俞士玲、殷祝胜等15位博士生。后来我又独立指导博士生五十多人。我指导的博士生中现已有三十多人成为教授、副教授，其中有8人成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我被江苏省教育厅授予“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我不敢说自己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但可以说他们是合格的人才吧。我对学生的要求，基本上就是程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他们能在学术道路上走多远，这取决于各人的才性，老师做不了主，但必须保持脚踏实地、不尚空言的朴实学风，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学生毕业后，用黄季刚先生的话来说，师生就是朋友了。我当然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交流学术信息，这种交流真的是教学相长。

莫砺锋所著部分普及读物

四、古典文学的大众化普及与诗意人生的扩容

蒋建梅：在当今全球化与数智化时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请问您如何理解基于农耕文明的古典文学对于当代精神生活的意义？

莫砺锋：古典文学确实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生发的，它与工业文明已有较大的时代差距，距离当今的数智化时代更是十分遥远。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当代意义，甚至可以说，它的当代意义反而更加强烈。古典文学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在于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和人格修养，从而克服当代快节奏生活造成的种种缺点。比如我曾多次到公共图书馆去讲陶渊明，我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600年前的隐士呢？因为我觉得陶渊明是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是真正理解人生价值的人。在陶渊明眼里，风调雨顺的时令、欣欣向荣的草木、翔栖山林的鸣禽，还有园中的应时鲜蔬、杯中的淡酒、篱下的清菊、案头的闲书素琴，无不让他感到由衷的悦怿。诗人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存，他平和安详、心满意足。简陋的穷巷隔绝了尘世的喧嚣，悠闲的心境摆脱了名利的缠绕，生活恢复了朴素纯洁的本来面貌，蕴含着丰富的美感和诗意。陶渊明并不需要像后代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样经过繁复的概念辨析和哲理运思来领悟所谓的“诗意栖居”，他的简朴生活已经达到了超越的境界，他用实践修复了人类生活未被异化之前的原生状态。陶渊明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陶渊明就是一帖清凉剂，能帮助社会上热衷于追求地位名声和物质财富的那些人退烧。陶渊明的人生观能够引导大家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并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

陶渊明只是古典文学中的一个典范，中国古典诗歌史中还有许多其他典范。我写过一本《诗意人生》，内容是向普通读者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有典型意义的六位诗人：烈士屈原、隐士陶渊明、豪士李白、儒士杜甫、居士苏轼、侠士辛弃疾。我在此书的导论中说：“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自成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

蒋建梅：近年来您参与了不少文化普及工作，如在《百家讲坛》、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杜甫草堂和一些中小学校，开展《诗歌唐朝》《白居易》《杜甫的文化意义》等诗歌文化讲座、写作《莫砺锋诗话》等，这些都获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您认为学者在文化传播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之间，如何把握二者的边界与衔接？您的著作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在兼顾“专业性”与“大众化”方面，您有哪些心得？

莫砺锋：我近年来确实做了一些关于古典文学的文化普及工作，称不上取得“极好的社会反响”，但我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是“唐宋诗歌”，毕业后留校工作，也一直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与教学，四十多年来寸步不离。像我的学界朋友一样，我也从事纯学术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学术论文或著作。这样的学术活动当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其意义基本上局限于学术象牙塔内。从根本意义上说，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其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而更应该供大众阅读欣赏，使读者从中获得精神滋养。精深的纯学术研究固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其终极价值仍在于更好地阐释古典文学的精神。所以我们在撰写学术论著的同时，也必须对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及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如今高校的学术考评体制，往往片面强调学术论文；但我觉得对于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更应该强调文化传承。

孔子是为中华文化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但是他自许的格言却是“温故知新”和“述而不作”。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钻研易经，他整理《诗经》，“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朱熹一生著述丰富，但他倾注最多心血的著作是《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反复修订，死而后已。我们应该以孔子、朱子为榜样，将传承文化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校勘、笺注等文献整理，还是分析、阐释等文本解读，其共同目标都是更全面、更准确地掌握古代文学。学者当然应该坚持纯学术的研究，但也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学术象牙塔内。我们应该分出部分时间与精力从事普及工作。让社会大众认识到古代文学的光辉灿烂，从而产生对古代文学的阅读兴趣，这是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此外，如今社会上流传着不少有关古代文学的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能置若罔闻。学术观点的大众化是学者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之一。总之，我认为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应是一种递进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学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社会效益之体现，两者之间自然会有很好的衔接。至于说我的著作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则我根本没有做到，只能说心向往之。

蒋建梅：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您认为古典文学的文化精神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提供哪些思想力量？

莫砺锋：说到古典文学对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我的看法如下：现在大家都说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然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我们究竟从何处着手呢？大致说来，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器物文化，包括与其共生的科技文化，总是不断发展、后来居上的。制度文化也是随着社会进步不断演变、与日俱新的。所以对当代中国社会仍有强大启迪意义的传统文化之精华，主要是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是祖先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思想结晶，例如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原理，关于“仁政爱民”“民贵君轻”的政治学原理，关于“和为贵”“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准则，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念，关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乃至关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环境保护思想，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的战争思想等。这些观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内核，能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假如有朝一日中华文化的优点能为全人类所认识、接受，我相信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蒋建梅：您长期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深知如杜甫、苏轼等，其作品本身就构成了对时代最深刻的“评论”。在您看来，我们今天要重建一种真正有公信力、引导力，能洞察作品价值，并能与公众良性互动的文艺评论，可以从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中汲取哪些资源或智慧？

莫砺锋：确实如此，以杜甫、苏轼为代表的古代大诗人，他们的作品是积极入世的，是把文学反映现实、参预政治的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部杜诗，不但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云的生动画卷，而且是治乱、盛衰的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苏轼的作品对北宋的新旧党争及其社会效应有全面、深刻的描写和分析，也生动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即使是纯属个人抒情的作品，也都表现出崇高伟岸的人格精神和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一句话，古典诗歌的优秀作品都言之有物、不尚空言。与之相应，古代的文艺评论即以“诗文评”为代表的古文论，从艺术形式的条分缕析到思想内容的褒扬针贬，也都言无虚发。这与当下一些连篇累牍、动辄万言却空洞浅薄，甚至言不及义、胡乱吹捧的文艺评论相比，不啻南辕北辙、判若云泥。

为何如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古代的优秀诗人与优秀诗评家，他们作诗撰文时无不遵循“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文以载道”等准则。他们坚持文学作品必须反映丰富充实的生活内容、表达积极高尚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桴鼓相应，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类观念文化。从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十分耀眼的精华部分，是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上佳窗口。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所以我认为，如今我们尤其应该从学理上证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可以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应该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自我更新的强大生命力，它完全可能在现代中国实现凤凰涅槃并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们应该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格局下，虚怀若谷地礼敬传统、学习前贤，如此才能更好地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迪。

“大家的声音”2023深圳读书论坛首场活动——人文精神专场“风雨人生话东坡”莫砺锋与读者合影

访后跋语

莫老师出生于烟波浩渺的太湖之滨，栖居于巍巍苍苍的紫金山南麓，可谓深得江南佳水名山精神与丰厚人文底蕴的滋养与浸润，因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莫老师均能葆有勤敏向学的赤心。自20世纪80年代幸遇良师之后，莫老师四十多年深耕于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在唐宋文学的学术研究道统传承与古典文学的大众化传播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可谓是当今时代唐宋文学评论的重要传人之一。

自从2002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中面听莫老师的治学心得后，我便对莫老师十分钦佩。2025年12月，机缘巧合下，我有幸获得了本次访谈机会。访谈原计划在2026年春节前启动，不巧恰逢莫老师刚做过腰椎手术，康复期间须静卧休养。春节过后，莫老师仍不宜久坐。他提议采用笔谈的形式，我遂于3月18日上午去钟山附近的美林东苑“宁钝斋”拜访莫老师，送去访谈大纲的纸质版。莫老师说，他将在适当的时间里，陆续回应访谈的相关提问，修改好之后发给我。这让才疏学浅、业无专精的我既深受感动，又有些惭愧。我想，这是一位熟读儒家经典、经受过严格的文献校雠学训练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于自己文字的严谨态度以及对后辈学人的体谅。

4月6日，收到莫老师发来的文件，我反复拜读，屡屡深为感佩。莫老师勤勉不息的求学精神和朴厚谨严的治学之路，给我等后辈学人诸多启发与激励。作为传道授业的师者，莫老师温润如玉、真诚平和的施教风格，是我等所敬仰的师者风范的生动演绎。衷心期待莫老师康健如初、佳作频出。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蒋建梅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10期（总第133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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