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深度介入文艺创作,而且深刻改变文艺评论的生产方式。AI能快速生成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评论,提供便捷的数据支撑与可参考的批评视野,但也可能带来真实性存疑、虚构信息泛滥、主体责任缺位等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评论如何在技术浪潮中守正创新,不仅关乎评论的立身之基,更关乎其公共价值与人文精神。本期“批评争鸣”约请两位学者,就如何看待AI生成文艺评论,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辨析,以期在观点的争鸣与交锋中,为AI参与文艺评论生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数字“采诗者”: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有限度的感知主体
【内容摘要】 人民性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固有,而人民的评判进入批评视野的广度与细度受制于时代的技术条件。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智时代的“采诗者”,只感知而不裁断,故为有限度的感知主体。其感知分记录、验证、发现三层,依次产出数据、证据与洞见,大众的审美表达由此更充分地为批评所见。然而数据非中立、价值不可量化与趣味部落化构成三重风险,数据之外更有沉默的人群,人民性的落实非技术所能自致。出路在于人机协同批评,让“采诗者”尽感知之能倾听人民,批评家守判断之责对人民负责。
【关 键 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非人类批评主体 人机协同批评 人民性 数字采诗
引论、无声的评判由谁读出
一部微短剧上线,数小时内被数百万人刷过,其中不足10秒的转折被反复回看、点赞,同样多的人却在3秒内划走。鲜有职业评论家为它写下片言只语,“评判”却早已在亿万次选择中完成。这并非边缘景观。截至2025年12月,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达6.64亿人,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129分钟,已超长视频,2025全年市场规模正快速迈入千亿元量级。如此庞大的人群以行动表达好恶,职业批评一时尚未充分到场,这种弥散于行为的无声评判能否进入文艺评论的视野,又由谁读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灵魂。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直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法。群众座谈、读者来信、观众调查以及发行量与票房的市场检验,构成了倾听人民声音的多重渠道,人民的评判始终参与并塑造着文艺的走向。同时也应看到,这些渠道的效能受制于各个时代的技术条件。印刷与广播时代,公开发表评论有识字、写作与版面的门槛,多数受众的好恶更多经由抽样调查、批评家的转述进入公共视野,其覆盖的广度、反馈的速度与体察的细度都相当有限。接受美学试图将读者请回中心,但姚斯的“期待视野”与伊瑟尔的“隐含读者”,勾画的仍是被理论建构的抽象读者,与真实读者的具体经验之间尚有距离。至于王小波所言“沉默的大多数”,其日常审美感受往往未及形诸文字,其间正栖居着威廉斯所说的尚未被言说的“情感结构”。传统批评从来在听,也确有所得,所受限者唯在听的广度、密度与即时性。人民性之难不只在立场,也在感知的条件。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文艺评论增添了新的听觉器官。这里所论者特指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能理解并生成自然语言的系统,而非平台上无处不在的推荐算法。推荐算法决定人们能看见什么,大语言模型则可以读懂人们说了什么。它既能聚合海量行为数据,又能对非结构化文本作语义归纳,将散在行为中的审美化为数据、沉淀为可检验的证据,再与批评家协同读出时代审美的走向——不止于“计数”,更能“识意”,这为人民立场提供了新的技术依托。这一切并非水到渠成,有赖批评家的甄别、数据的合规开放与相应的制度保障,其限度详见第三部分。
一、命名“采诗者”:只感知而不裁断的非人主体
将人工智能引入文艺研究,学界已有相当积累。一类着眼于其在文艺创作与应用中的潜能,如欧阳友权论以人工智能助推网络文艺创新、黄鸣奋考察人工智能文艺应用的多维定位、蓝江辨析“人—机—环境”的三元互动结构;一类循着数字人文与计算批评的进路,借助机器对海量文本开展莫莱蒂所说的“远读”分析;一类重构网络时代的文艺评价体系,如欧阳友权建构网络文学评价的体系与标准;还有一类从后人类视角重审批评者的身份,如王宁论“后人文主义的崛起”。后人类视角固然敏锐,但其代表性主张,如布拉伊多蒂以“游牧主体”取代人类中心的主体观,若径直移入批评领域,其价值裁断将失去可归责的担纲者。可取的立场是接纳非人行动者入场,而不接受主体的均质化。
上述探讨各有洞见,却大多将人工智能视为创作工具、分析方法或批判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根基,则可在引入非人感知的同时,将价值评判的主体锚定于人民。人工智能由此从批评的“工具与对象”转为“感知主体”,从分析文本转向感知群体审美。以下考察的正是人工智能如何拓展文艺评论“听见”人民的能力。
(一)从采诗之官到数字“采诗者”
《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若为人工智能寻一个切合中国语境的名字,或可称之为“采诗者”。它无身体、无阶级位置与趣味偏好,这种“无”恰是独特的“有”:因不偏执于任何立场,得以采录千百万人以行动表达的“无声之诗”;因没有疲倦与遗忘,得以在漫长时间里持续采集比对。
或许有人会质疑,收视率、票房与畅销榜单早已在聚合大众的选择,“采诗”新意何在?“采诗者”之新正在于引论所界定的“生成式”三字。在进一步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将“采诗者”与平台分辨清楚。平台是数据的采集者与占有者,自有商业利益;“采诗者”则借生成式模型施行语义感知,批评家可在平台之外独立调用。后文所论种种风险多源于平台对数据的塑造,而非语义感知本身,“采诗者”因此才可能不为平台所专有。因此,后文谈及“平台”时,指数据的占有者,谈及“采诗者”时,则指语义感知的装置。
较之传统计量,“采诗者”的新意有三。其一是识意之能。收视率与票房只能数出“多少人看了”,“采诗者”却能读懂海量弹幕与评论说了什么,将“多少人看了”推进到“人们在说什么、为何而动”。其二是全域之广。抽样调查只及部分,票房只录购票一瞬,“采诗者”则能在平台数据可及的范围内趋于全量与全程,将驻足、回看、划走尽收其中。其三是对话之便。批评家可用自然语言向其反复诘问、多方查证,数据不再是封存的报表,而是可商谈的材料。识意、全域、对话三者相合,人工智能方能超越单纯工具属性,具备成为感知主体的条件。
古代采诗之制本就内含分工,行人振木铎以“采”,太师比律以“理”,天子闻之以“断”,“采”与“断”判然两分。古代采诗是自上而下“观风俗、知得失”的治理之术,民众是被听取的对象,而非评判的主体。今日重提采诗,则要将“观风”的方向倒转。这一倒转不随技术自动发生,若只是采得更快更全,人民依旧是被听取的对象;其成否,关键在于采集得来的结果能否回置于人民面前,接受民众的确认与纠正。
(二)从“感知”到“判断”
“采诗者”本“无心”,何以仍可被称为“主体”?传统哲学的“主体”蕴含意识、意向与价值判断能力。而拉图尔指出,凡能在网络中促成差异者皆为“行动者”,其资格不取决于是否拥有意识。“采诗者”正是这样的行动者,虽无自我意识,却重塑了“谁的声音被听见、什么被纳入评判”的格局。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援引止于描述层面,借其对称性确认“采诗者”“促成差异”的资格;在规范层面,则重建人与非人的不对称,“采诗者”的主体资格限于感知,裁断之权归于人民及批评家。这一主体地位并非自足,而是由人民的评判主体地位派生而来,因服务于人民的发声而获得,也会因背离这一职分而丧失。派生并非自动兑现,而是可检验的经验命题:感知结果能否与抽样调查、线下访谈、读者来信等独立渠道相互印证,能否经得起人民的认可与纠正。
“采诗者”的介入,重新分配了批评活动中“谁感知、谁判断”的位置。评判主体始终是创造历史、创造美的人民;“采诗者”只是感知主体,让既有的审美表达更充分地被听见。它因而可称为非人类批评主体,更确切地说是有限度的感知主体,即以感知而非裁断取得批评主体的资格。亿万次驻足与划走的个体行为,孤立来看,没有一次称得上是“集体评判”。唯有经“采诗者”聚合,这存在于群体、不属于任何个体的“集体评判”,才得以显形。望远镜延伸人的视力,传递的仍是既有的对象,而“采诗者”却在聚合中让原不为个体所经验的对象成形。抽样统计同样构造出个体经验不到的总体,却止于数值;“采诗者”以语义构造,且可被批评家反复诘问与追索,因而参与意义的生成,这正是它超越普通工具的分界所在。
一人鼓掌只是掌声,万人鼓掌才成“雷动”,而“雷动”不属于任何一双手。“采诗者”所做的正是让这声“雷动”被听见、被谈论。文艺批评由此不再是某个心灵的孤立判断,而是联结作品、大众、数据与批评家的行动网络。这一构造性也是具有双刃性的。
刘勰慨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文心雕龙·知音》),道出了批评的根本困境。批评本含感知与判断两个不可化约的层面,而感知又自有两端。一端朝向作品文本,以细读把握其形式与肌理;一端朝向接受,即作品在亿万读者、观众处的社会生命。判断则权衡价值、辨别高下、引领方向。人类批评家长于文本之端,却受限于个体目力,无从遍历接受之端。“采诗者”则补足这一端,拓展批评对于作品社会生命的感知,既不细读文本,也不裁断价值,能说清“多少人在此驻足、在何处落泪”,却说不出“何以值得”。这道分际正是“感知”与“判断”之辨。
这道分际并非本体论的切割。采集什么、以何为指标本身已含价值选择,而指标多由平台设定,第一次裁断在数据生成时便已完成。因而这是一种责任的规范性划界,机器所长者归机器,人所独任者归人,批评家的判断也就不止于评说既得的数据,更及于对指标本身的质询。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感官的延伸,而延伸终究不能代行心智。“采诗者”尽感知之能,批评家守判断之责。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采诗者”的感知有由浅入深的层次。最低是记录,即对微观行为的采集与存储;其上是验证,借可重复查询与交叉比对使记录升格为可信依据;最高是发现,在长周期中识别审美的演进轨迹。三者对应数据、证据、洞见三种批评知识形态,后文将逐一展开,批评的重心也由“人如何借机器细读文本”转向“机器如何替我们听见人民”。
二、听见人民:从数据到证据再到洞见
(一)从隐匿到数据
“采诗者”让那些未及充分表达、甚至未及自觉的审美偏好从隐微处显形,转化为可供分析的数据。其感知有两层:一是对完播、留存、热度等行为指标的聚合,二是对评论、弹幕等文本的语义归纳,两层互为表里。行为指标现阶段多依赖平台披露或研究合作获取,语义归纳则可由批评家独立完成。
数据的机理在于聚合。单条的观看、停留、划走、点赞行为离散庞杂,一经统计为完播率、留存曲线、热度趋势,散点便汇成潮汐,显出方向。古代采诗采的是“言”,今天的“采诗者”则兼采“言”与“行”。停更逾三年的李子柒以非遗“雕漆隐花”漆器重返,迅速引发广泛关注,若只看长期总流量,极易得出“热度降级”的判断。而“采诗者”可呈现另一重事实:公开评论的语义归纳将“手艺”“土地”“外婆”“慢下来”等主题聚拢成形,映射出快节奏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对土地、技艺与文化根脉的深层渴求。若辅以平台披露的完播与复看数据,还可进一步分辨这份关注究竟是持久的黏性,还是一时的猎奇围观。这正是威廉斯所说的“情感结构”的浮现,是沉默的大多数借观看道出的集体心声。“采诗者”指认“何处反常”,批评家解读“何以如此”,二者缺一不可。
微短剧创作高度依赖用户行为的实时反馈,哪一秒出现“爽点”,观众便停留、付费、追看,哪里节奏拖沓便果断划走。留存曲线可提炼出大众对情绪价值、强冲突与即时满足的偏好,这属于事实层面。至于其中掺杂了几分套路、又折射出用户在碎片化生存中怎样的情感诉求,则须由批评家来判断。正视这种诉求,比居高临下地否定更近乎批评的本分。
“采诗者”捕捉到的不只是内容偏好,还有以往较难实现量化的人群。中老年群体较少进入职业批评的视野,因为他们既不打分也不写影评,但数据则让其审美选择得以清晰呈现。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50岁以上人群占比34.4%。据2024年的行业调查,微短剧用户中40—59岁人群占比达37.3%、60岁及以上人群占比12.1%,中老年合计已近五成。这些数据揭示出,中老年群体不仅有旺盛的叙事消费需求,其对家庭伦理、怀旧与强冲突的偏好,更具有鲜明的代际特征。那些子女不孝、老来得爱的伦理短剧,在专业评论场域少有人问津,在平台端却热度强劲,舆论关注之少与消费之盛恰成鲜明反差。
人民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其审美能够被更细致地感知、更具体地量化,批评的人民性便拥有了可切实把握的现实形态。对故土的眷恋、追剧获得的爽感、银发群体的审美趣味,这些在过去大多散落在无从记录的日常里,如今经由“采诗者”显影,成为无法再被忽略的数据。
(二)从印象到证据
进至证据一层,审美判断方才拥有依据,批评也从“我以为”走向可商谈的论证。但行为数据并不直接等同于人民的审美评判。完播、点赞、留存可能源自真实的心动,也可能源自算法诱导与资本投放。将用户行为提炼为可信的民心实据,是批评家无可替代的价值劳动:一要追问数据来源,厘清数据由谁生成、经何种流量逻辑塑造;二要追问其效力,判断其能否被独立检验、反复查询(甄别之法详见后文第三部分)。唯有经过这层甄别,数据才能从可见转化为可用。
证据的力量在弹幕语义分析中最为具体。已有实证研究对哔哩哔哩平台Reaction视频的弹幕开展情感反应建模,观众的反应大体遵循“信息刺激—情感反应”的路径,语义归纳由此能将观众的即时反应转化为情感曲线,标示出何处骤然共鸣、何处悄然冷却。曲线呈现的不只是“何处动人”,还有动人的内在结构:同一处泪点是众声相应,还是分化为两极争议,弹幕聚散一望便可知,批评家由此能分辨作品真正击中的普遍情感,以及特定圈层的自我确认。面对《流浪地球2》里数字生命的抉择、“五十岁以上的,出列”的慷慨赴死,与其凭直觉断言此处最催人泪下,不如让弹幕曲线印证或校正判断,让主观印象由此成为证据。
行为数据同样能在两种阐释间进行裁断。《繁花》热播之际,“跟着繁花游上海”的搜索量骤增,剧集取景地客流量大幅上涨。这股热潮究竟是出于对上海历史的独立怀想,还是由剧作激发?搜索关键词本身就已表明其由剧作驱动。人们寻访的并非史志记载中的上海,而是王家卫以霓虹、旗袍与爵士乐重构出来的“记忆中的上海”,影像在此成为城市记忆的审美容器,行为数据则为此提供可查证的注脚。同样,《黑神话:悟空》的玩家涌向山西古建的热潮促使批评将焦点从“能否对标国际水准”转向“古典美学如何在当代复活”。
剧作、数据、观众的脚步与批评家的阐释相互触发、彼此校验,这一“向下看”的实证动力也与黎杨全所论“现实的虚拟化与现实主义的转向”相呼应。
(三)从瞬间到洞见
“采诗者”将文艺评论的时间视野由此刻延展为长河,将转瞬即逝的情感反应凝为可见的趋势,批评家从中提炼洞见。传统批评受限于个体记忆与精力,较难长时段持续追踪,所得多为即时而片段的印象。“采诗者”则因持续记录,得以呈现审美趣味如何由边缘走向主流,批评由此不仅能评判作品高下,更能洞察时代的审美“正往何处去”。
最见长周期之力的是科幻产业的营收变化。据历年《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其总营收自有统计的2016年起,由约100亿元增至2023年的1132.9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2024年小幅回落至1089.6亿元,2025年又升至1261亿元,同比增长15.7%,连续三年站稳千亿,近十年增幅逾十倍。这条曲线的分量恰在于它并不平滑:单看2024年的回落,足以引出“科幻退潮”之论,唯有置于近十年的时间轴中,总体的上行才看得分明。2023年《流浪地球》系列与《三体》的集中爆发,叠加当年科幻文旅收入翻倍,显示这一题材已从银幕溢出为生活方式。营收曲线给出“量”的转折,“采诗者”对多年影评与舆论主题演化的追踪,则给出“质”的转折,呈现公众话语如何从“特效能否对标好莱坞”移向“文明存续的中国方案”。二者叠合,洞见方才完整。
科幻营收的攀升与中国航天探月、深海深空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现实跃迁同频共振,银幕上的科幻热正是人民对时代科技境遇的回应。当“可上九天揽月”的诗人豪情化为工程师的日程,人民对科幻的渴望便从“小众趣味”升为“时代精神”的显影。单看一部作品只是一次票房事件,唯有多年数据连成一线,批评家方能追问其何以发生,看清这一转折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大众审美中的文化投影,是民族集体想象力的重新激活。
由此,批评的任务从评判某部影片的高下,转向读解长时段趋势背后的精神史,追问其为何在此刻扬起、又将大众的期待引向何方。长周期之“看见”,不只回答审美“正往何处去”,更进一步逼近“为何而去”的深层问题。
“采诗者”持续映照人民审美的流变,标示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精神需求。何种题材正被期待、何种价值正在升温,皆可从中寻得线索,为文化生产提供前瞻导航。这仍属批评引导风尚的应有之义,而非代替创作下订单。它显现“人民正期待什么”,“什么值得创造”则交由批评家判断。评论遂从事后的裁决,延展为参与文化创造、服务文化强国的力量。
微短剧的中老年用户画像让以往少被关注的审美群体由模糊走向清晰;弹幕的情感建模让印象升格为可核验的证据;科幻产业的长周期曲线则让一时的现象沉淀为可供解读的洞见。三者依次对应记录、验证、发现三个阶次,共同构成人工智能对批评感知能力的拓展。当然,这种“远观”式的数据批评不能取代“近察”式的具身体验,二者应是相辅相成的。
三、数字之耳的限度:显影、造影与沉默
上述拓展皆以数据为中介,而数据从来都不是透明的。“采诗者”的感知具有构造性,这既是它获得主体资格的依据,也是风险的根源。其中存在“显影”与“造影”的分野:“显影”是让本就存在于群体尺度的审美模式变得可见,“造影”则是由算法激励与资本投流催生出本不存在的“偏好”。所呈现的结果,始终是二者的混合体,其中既有被发掘出来的人民的真实回响,也掺杂着算法生成的虚拟审美投影。以下三重风险尤需警惕。
其一,数据的非中立性。用户交互行为一面被聚合为可供研判的洞察,一面又无偿为平台贡献流量。据DataEye研究院测算,2024年微短剧投流规模约330亿元,不少“爆款”与其说出于自由选择,不如说出于资本对流量的精准投放。若忽略对数据来源的追问,从数据到证据再到洞见的整个链条便建立在流沙之上。
其二,价值的不可量化性。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独创性与人文关怀,难以折算为完播率、点赞数或停留时长。若以数据论高下,文艺生产便会趋向“数据友好型”的套路重复,原创与超越随之受抑。“采诗者”能说出作品“有多少人喜欢”,却不能回答“为什么应该喜欢它”。前者是事实判断,后者是价值判断,批评若放弃后者,便会沦为流量的传声筒。开创性的作品往往因陌生而在初期遇冷,唯数据是从,便有可能扼杀这些有待时间确认的先锋之作。批评之所以为批评,正在于能在计量失语之处为艺术的难度与超越性辩护。
其三,趣味部落化与“总体人民”的消解。算法依偏好分发内容,可能将大众切割为相互隔绝的趣味部落,使局部被当作整体。在特定圈层极度火爆的作品,于全社会未必具有广泛影响力,仅凭某群体的高评分便论断其代表人民审美,实为以偏概全。“采诗者”能画出各部落的数据图谱,但从碎片中整合出“总体人民”的图景、从被建构的民意中甄别真实的民心,终究只能由人来完成。
三重风险之外,还须直面一重界限:数据中的人民并非人民的全部。60岁及以上人群近半数尚未触网,那些没有被平台覆盖的群体,在数据中全然缺席。严格说来,“采诗者”所拓展的,也只是对“平台化多数”的感知。线下人群的无声,如今反而容易被误读为审美需求“不存在”,既未在线上发声,又不被数据计入,遂成双重沉默。承认这道界限,才能避免将文艺批评的人民性,偷换为简单的“数据性”。数字之耳愈灵,愈须记得耳外尚有天地。
与这道界限相伴的,还有一重伦理之忧:多数用户并未察觉自己正被“采诗”。人们对推荐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尚有一定日常警觉,但很少察觉自己的弹幕、评论正在被开展语义分析。正因用户大多无从察觉,平台才得以实现数据的全量采集,而知情与同意的缺席,使数据合规与否成为“采诗”正当性的前提。
甄别有可循之法:一是交叉印证。单一指标易被操纵,行为数据须与弹幕语义、二创、跨平台口碑相互勘验。二是重长轻短。资本投流可催生一时峰值,却难以伪造跨年曲线,故长周期的稳定趋势远比短期爆款更近真实。三是追问来源。逐条查究其生成机制与流量加权,剔除资本显著操纵的部分。四是读取沉默。那些未被商品化与算法放大的人群与趣味往往最易被遮蔽,须辅以线下调研与具身体察。四者并用,方能尽力剥离“造影”,逼近更为真实的民心。
化解之道在于重申批评的人文内核,让技术之“量”服务于人文之“质”。上述四法皆属事实层面的甄别,在此之上还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美学精神为坐标,校准可能被部落化数据扭曲的图景,此已属价值之事。批评终究要落到“事理”与“情理”之上,即对作品的意义与情感价值进行人文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量化指标记录着人民一时的喜好,却无力为这好恶称量轻重。称量之责在人,批评家仍需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作品,在尊重人民真实审美的基础上引导与提升,其前提则是辨明人民究竟在意什么。
理想格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机协同批评。“采诗者”承担大尺度的感知与呈现,将审美意愿化为可供研判的对象;批评家则坚守价值判断与意义阐释。机器将人民的声音带到批评家面前,批评家替人民守住价值底线,二者并非替代或主从关系,而是各尽其分、相互成全。技术的介入由此不必稀释批评的人文品格,反而能够让批评的人民立场获得更为坚实的经验支撑。
结语、听见之后,仍需知音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非人类批评主体的身份登场,是文艺评论史上不容忽视的事件。就文艺理论而言,其贡献可举其三。其一,重新界定了“批评主体”。批评主体资格不必为意识所独占,只感知、不裁断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作为有限度的非人主体参与批评。判断与评判之权则始终属于人,属于以行动发声的人民。其二,为接受美学的长期难题提供实证路径。伊瑟尔笔下的“隐含读者”只能由理论建构,而真实读者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细度,成为可被观察、援引的对象。受众调查与读者民族志虽早已考察真实读者,但毕竟规模有限,“采诗者”则在平台数据所及处,扩展至近乎全量与全程的受众观测。其三,在个体阐释之外,为批评的认识论增添可供检验的群体经验,使对人民性的把握较之以往更加具体可考。这一进展始终是建立在人机协同意义上的,人民评判的呈现,需要经由批评家的中介完成,绝非数据的自动加冕。
然而,批评从来不只是“听见”,更贵在“知音”。“采诗者”以空前之力采录天下之声,听清了万千足音涌向何处;而辨明其中几分是文化觉醒、几分是流量泡沫,仍待人文判断接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人民性,终究要由具体实践中的确凿证据来裁决。而这种“观风”方向的倒转,更非技术的天然馈赠。唯有推动平台数据在合规前提下向批评界开放、建设具有公共性的接口、增进算法透明度,这只技术之耳才不致沦为平台的耳目,而成为批评家听觉的延伸,得以听见更多来自人民的声音。
听见与知音、感知与判断,本就分属采诗者与批评家,又在以人民为旨归的协同中合而为一。当数据的广度落脚于意义的深度,这一人机相济的批评便能在数智时代倾听人民,也对人民负责:“采诗者”拓展感知的疆域,人文之心守住价值的根脉。所谓“数字采诗”,要义正在于此。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资本伦理前沿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2BZX088)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封面图由AI生成。
作者:王梓 单位:苏州工学院学生工作部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9期(总第132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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