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930年梅兰芳访美正值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繁荣时期,舞台表演是否专注于写实成为戏剧舞台评论的热门话题。斯达克·扬作为当时极具声望的评论家撰写了多篇关于梅兰芳访美公演的戏剧评论。一方面,他将京剧程式纳入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框架中加以阐释,赋予其古典艺术的审美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受既有戏剧美学图式影响,倾向于以现实主义再现语汇来转译京剧程式的“精确性”,呈现出以既有图式理解异文化的选择性同化。这一阐释并非简单的文化误读,而是借助西方戏剧话语完成的审美转译,既推动了梅兰芳京剧艺术进入美国主流戏剧批评视野,也在赋予其可理解性的同时重构了京剧原有的艺术意义,揭示了跨文化阐释中审美合法化与认知重构并存的双重机制。
【关 键 词】 梅兰芳访美 斯达克·扬 审美转译 认知同化
梅兰芳赴美公演的最初动机,可追溯至时任美国公使芮恩施的倡议。他在1919年离任返美的饯别演说中提出:“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这一外交视域下的期许,在中国戏剧界得到回应。正如李斐叔所记述:“近年来,由欧美到我们中国来游历的人们,也渐渐注意到我们的戏剧,梅兰芳此去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认识我们中国戏剧的真相。在两国文化上,似亦不无裨益。”彼时梅兰芳因两度访日的成功已在圈中赞誉满载,数以千计的欧美人士,将到访无量大人胡同列为游京不可或缺的安排。然而,这份来自西方政要名流的青睐,无形中促成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自我效应化”的心理预设。彼时美国戏剧评论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仍需审慎考量,需从文化认知层面展开抽丝剥茧式的考察。为深度分析梅兰芳赴美公演评论中的审美转译与认知同化现象,首要任务便是对彼时美国剧坛的思想坐标与认知语境进行历史性回顾。
考察以斯达克·扬(Stark Young)为代表的美国精英评论界如何借助西方戏剧认知图式完成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审美转译,并分析这一转译过程中认知同化的形成与表现,可为戏曲跨文化传播中认知顺应的有序推进提供历史参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意在否定斯达克·扬及美国评论界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积极评价。恰恰相反,正是以斯达克·扬为代表的美国精英评论家借助本土戏剧理论资源对梅兰芳进行了有益阐释,京剧艺术才得以进入美国主流戏剧批评体系,获得审美接纳。但这种建立在西方既有戏剧认知图式基础上的理解,并非对京剧本体的直接把握,而是一种创造性与局限性并存的审美转译。
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戏剧的机械现实主义倾向与京剧认知基础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戏剧舞台上,现实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对戏剧创作施加了某种控制,这种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被挑战的。”美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兴起与成熟并不是凭空而来,其发展受到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戏剧传播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在欧洲已经颇为流行,易卜生、斯特林堡、萧伯纳、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人的剧作陆续传入美国,并多次得到上演。他们的作品像是‘催化剂’一样将美国戏剧引向批判现实主义的方向。”在现实主义美学的指引下,催生了贴近生活、观众喜闻乐见的社会剧,包括社会问题剧、社会意义剧,其关注点聚焦于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
在戏剧类型上,除严肃的现实主义戏剧外,还出现了轻喜剧,以滑稽、讽刺的手法揭露社会阴暗以及上层人士的伪善。不仅剧本的创作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在舞台布景上更是极力追求“真”,甚至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不惜花重金打造真实的舞台场景,依托舞美、灯光追求对日常生活的忠实复刻,甚至会制造真实的热气、大雪、烧炉、做饭等舞台效果。但这样不加提炼地在戏剧舞台表现生活真实,实则是一种机械式的现实主义,甚至走向自然主义,使得舞台人物塑造趋于扁平,缺少内在的心理复杂性。这种过度追求逼真的表现方式“是一种焦虑驱动、自我放纵的表演技巧,主张舞台情感应该真实而不是表现出来。这样一种惯例与梅兰芳的表演技巧截然相反”。
一直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让紧随欧洲的美国戏剧界愈发认识到,“美国文学和艺术要冲破欧洲文学的藩篱,从外国文学的旧模式中脱离出来,创作具有美国特色的作品”。正所谓“没有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为了走出自己的戏剧之路,美国戏剧界在20世纪初开启了大规模的戏剧本土化运动。他们也在这一时期期待一种全新戏剧形式的出现。
在梅兰芳访美之前,美国对中国戏曲的认知主要来自三类群体:一是在美华人。华人聚居区的粤剧表演,让美国人对中国戏剧形成了初步的感官印象。二是大批来华传教士,如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他们现场观看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戏曲,并通过简单的记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戏曲的基本认识与不解。雅裨理曾写道:
在所有见过或听过的鬼脸和噪音中,除了最疯狂的滑稽剧,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提并论。他把嘴巴张到了弹性肌肉的极限,把声音提到了最不自然、最刺耳的音调;在发出几声拖长的尖叫和颤音之后,竭尽全力唱出一个音调,那音调令人毛骨悚然,就好像他下定决心要么永远闭上自己的嘴,要么让我们的耳朵永远陷入沉寂。只有亲耳听到这种努力,亲眼看到那些聆听的群众,才会相信这样痛苦的表情和折磨人的声音竟然能够被忍受。
这些早期的、因文明隔阂而产生的“刺耳、痛苦”的描述成为美国认知中国戏曲的无意识烙印。此类记录以声音、面部神态等感官刺激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将中国戏剧视为喧闹、夸张和难以理解之物的早期叙述,并在此后海外对中国戏剧的介绍中产生持续影响。美国人对中国戏曲声音与节奏的既有负面印象,也成为梅兰芳团队设计访美剧目、调整唱腔比重和加强解释性宣传时需要考虑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三是对中国戏曲产生兴趣的戏剧研究者,如凯特·布斯(Kate Buss,1879—1943)、阿道夫·爱德华·扎克(Adolf Eduard Zucker,1890—1971)等。他们不仅将传教士的基础性、感官性认知消化理解,同时进行了理性思考,批判性地表达对中国戏曲的认知并形成了初步研究成果。这些早期研究者不但对中国戏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也关注到了中国戏曲大师梅兰芳,这说明早在梅兰芳访美之前,美国戏剧界的小部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梅兰芳在中国戏剧界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当时的美国舆论界对梅兰芳赴美演出仍不乏质疑之声。就在梅兰芳访美前夕,孟治在纽约为中国学会筹措资金时曾面对这样的提问:“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为什么要为此出力?如果中国文化有任何优越,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如此的境地?”美国著名演员奥蒂斯·斯金纳(Otis Skinner)也曾写信给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表示:“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成功的可能性渺茫,除非他在少数的中国剧院里为他们的移民同胞演出……”“斯金纳毫不含糊地反对这场冒险,对于梅兰芳这样的演员如果发现自己被视为一个嬉笑的对象是很糟糕的。”事实刚好与斯金纳的判断相悖,梅兰芳最终获得了美国主流戏剧界的广泛认可。
梅兰芳访美的成功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一方面,中方通过剧目删减、宣传与阐释策略降低了这场跨文化交流的理解门槛;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美国戏剧界正处于反思机械现实主义、寻求新戏剧资源的历史阶段;更重要的是,以斯达克·扬为代表的评论家借助西方既有戏剧理论范畴完成了对京剧的审美转译,消解了美国评论界对京剧的陌生感,搭建起跨文化理解的重要通道。对于梅兰芳赴美公演,美国主流评论总体上呈现出高度肯定的评价态度。虽然评论角度存在差异,但总体评价趋于一致,例如称梅兰芳为“中国最伟大的演员”,称赞其表演“技艺精湛、训练有素、底蕴深厚”,认为“这种表演根植于严格的传统之中,并以优雅、精致与从容的演绎风格呈现”,等等。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通过梅兰芳的动作、表情、身段便能捕捉、领会剧中人物的情绪,同时运用中西戏剧比较与多门类艺术迁移的方式对梅兰芳京剧艺术进行阐释。
在诸多评论者中,斯达克·扬把分散于这些剧评中的跨文化戏剧比较与积极评价,提升为较为系统的戏剧美学阐释。他主动借助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等戏剧理论建立阐释框架,其评论最集中地体现了美国精英评论界理解京剧的认知方式。因此,本文将其作为置于整体评论语境中的典型个案,以揭示美国精英评论界的认知机制。
《梅兰芳访美京剧图谱(舞谱二)》20世纪20年代 纸 高172cm×宽44cm 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来源:中国艺术研究院官网)
二、对戏曲程式进行西方古典主义式转译
斯达克·扬对梅兰芳京剧的接受,与其一贯反对舞台自然主义、重视传统形式和艺术秩序的戏剧观念密切相关。其深受南方文化背景影响而展现出的对传统的认同,可以作为理解其审美倾向的辅助线索,但真正成为其对京剧艺术阐释依据的,仍是其评论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古典观念。正如他在1930年3月5日发表于《新共和》的剧评开篇所警示的,“评论家的批评更容易成为批评家的自传”;评论者可能因为追逐风尚或依循个人情感,使评论成为个人经验的投射。斯达克·扬试图以此表明,评论梅兰芳不能停留于评论家个人对异域的猎奇或主观好恶,而应将其置于严格的艺术标准之下。然而,他所采用的艺术标准并非来自中国戏曲自身,而主要来自其所熟悉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这也使他的评论在反对浅层阐释的同时,进入了另一种更深层的审美转译。
斯达克·扬所说的“古典”,并不只是一个指向希腊、罗马艺术的历史概念,而是一种关于形式、秩序与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他指出,“我这里所说的古典意义并非指须与希腊和罗马有任何关系,而是典型概念、特性、风格,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家是在这些领域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这个意义上,贝多芬以浪漫主义丰富、革新古典主义,米开朗基罗对古典的反常处理,都不指向古典的历史概念,而指向艺术家内在情感的表达。斯达克·扬在这里极其大胆地将梅兰芳拉入自己构建的古典艺术谱系,将京剧艺术与拉辛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菲狄亚斯的希腊雕塑以及天主教宗教仪式并列。由此,他建立起一条跨越地域和艺术门类的古典谱系,并将梅兰芳的京剧艺术纳入其中。京剧艺术被理解为一种能够约束、提炼并激发艺术创造的形式结构。斯达克·扬认为,即使一种艺术形式已经高度固定,其背后的“创作冲动仍能发挥出来”。这一判断既肯定了梅兰芳在程式规范中的个体创造,也矫正了当时部分美国观众将中国戏曲视为机械和僵死传统的固有认知。
这种转译在斯达克·扬对梅兰芳身体表演的描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在谈及梅兰芳的手势时写道,“那双著名的手,奇异地类似于波提切利、西蒙尼·马蒂尼以及其他15世纪画家笔下的手。他们在形式上相当紧绷……不那么符合我们对手的(日常)理想期待……而是基于16世纪鲁本斯与凡·戴克的风格”。斯达克·扬借助欧洲绘画史中的视觉形象,向美国读者解释梅兰芳手势的非日常性、风格化与形式美。这样的比较并非简单对比,对于不熟悉京剧手势、身段及其程式规范的美国观众而言,欧洲绘画构成了一种有效的认知中介,使梅兰芳身体表演中的精致与节制转化为可感知、可言说的审美形式。
《梅兰芳菲·梅兰芳在美国》刘祯主编,林达编译(来源:“江苏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但这一审美转译也存在显而易见的认知限度。梅兰芳的手势并不是孤立、静止的视觉造型,而是在唱腔、锣鼓、身段、情境与人物情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表演过程。斯达克·扬通过欧洲绘画中的手部形象理解梅兰芳,实则把戏曲身体在时间中展开的程式运动,转换成了西方观众熟悉的静态视觉构图。他捕捉到了梅兰芳手势的形式感,却没有真正深入手势与声腔、节奏、角色行当以及中国戏曲写意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这类比较一方面完成了审美意义的传递,另一方面也对京剧表演的艺术语境进行了选择性重组。
斯达克·扬对京剧艺术古典性的最高评价,便是将梅兰芳与古希腊戏剧直接联系起来。他称:“梅兰芳的戏剧是我所见到的一种对希腊古剧最深刻的诠释。”这一论断并非意在证明京剧艺术源自古希腊戏剧,而是借用美国戏剧评论中具有经典地位的希腊戏剧,为梅兰芳确立审美等级。通过这一比较,京剧艺术不再只是来自东方的可供猎奇的表演,而是能够与西方古典戏剧平等对话,甚至能够帮助现代西方重新认识古典精神的成熟艺术。这种阐释对梅兰芳访美具有积极作用,使得京剧艺术突破了异域娱乐和民族风俗展示的浅层认知定位,获得了进入美国主流戏剧美学体系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借用古希腊戏剧的诠释也表明,京剧艺术的程式性、综合性与写意性,只有在被解释为西方古典精神的另一种实现形式之后,才得以进入美国戏剧评论界的理论视野。由此可见,斯达克·扬是以古典主义作为中介,对京剧艺术进行了创造性的意义转换。他的评论一方面突破了将戏曲程式视为僵死规范的浅层认知,另一方面又将戏曲程式生成机制置换为形式、秩序、节制和个体创造等西方古典主义命题。这正构成了审美转译与认知同化的双重过程,即古典主义话语帮助京剧艺术获得了跨文化层面的可理解性与审美合法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构并部分遮蔽了京剧程式的本土文化内涵。
三、“现实主义的精确性”阐释背后的认知同化机制
正如上文所言,梅兰芳访美之时正值美国戏剧舞台现实主义思潮的繁荣时期,因而探讨戏剧舞台是否专注写实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话题。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中国戏曲与美国舞台戏剧不同,如有评论认为中国戏曲“不若美国之舞台戏剧,专注写实。而中国之戏剧,则并未表演现代之人生也。真实人生之写照,为中国所绝对摒弃者。而彼等所演者,乃在依照习俗而为理想中之事件写照也。中国之形式大都为古典式样”。弗雷德·约翰逊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观梅氏之戏剧,见其富有程式之传统古老艺术、动作及习俗,只须一瞥而后,则西方人士心目中所有对于戏剧之概念,将立时消灭无余矣。在梅氏戏剧之中,幻想及写实之处颇少。”一些评论者凭借舞台观演体验认为中国戏曲舞台不写实,是“理想事件的写照”。
但也有评论家意识到,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不能简单判定为写实或者非写实。正如斯达克·扬所言:“这种中国戏剧常被说成是完全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性质上也彻底理想化。这在笼统的意义上来说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应当避免由此而导致错误的结论。梅兰芳的戏剧艺术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主义成分,它并不具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含义。”在斯达克·扬看来,梅兰芳所表演的中国戏曲存有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
他在文中将中国戏曲之现实主义成分解释为一种“精确性”,认为中国戏曲在细节之处堪称完美。这种精确性体现为对一片叶子、一束花朵、一只手、一只鸟等事物特征的描摹,镶嵌在整个艺术之中,使中国艺术臻于完美而理想。他用中国传统绘画与小型雕塑同戏曲进行比较论述:
就拿他们的普通绘画和小型雕塑来判断,中国人对这种结合着传统、规范和抽象风格的、机敏的现实主义而感到的喜悦,想必是相当强烈的。我们听到有人说梅兰芳的艺术是非现实主义的时候,应该记住上面所说的这一点。我们还应该记住我们要向中国戏剧艺术学习的一点,不是需要非现实主义或与其相反的东西,而是要学习它在每一部分中所运用现实主义的精确度。手势、念白、表演,甚至争论甚多的旦角使用的假嗓,以及动作,等等。尽管都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但可以说,这种艺术取得了一种风格上完整的统一。
斯达克·扬用绘画和小型雕塑来类比中国戏曲,意欲表明梅兰芳的京剧中蕴涵着与其相类似的“精确性”。这种对“精确性”的迷恋,体现出一种以形式细节为中心的理解方式。他将京剧流动的神采拆解为一个个精确镶嵌的零件,这在本质上是将京剧整体性的表演系统拆解为若干可观察、可描述的形式细节。的确,中国戏曲舞台上的“精确性”可以说无人能敌,这是中国戏曲“四功五法”训练体系的必然结果。
“从技艺方面来看,中国戏剧很讲究演员的‘唱工’‘做工’等技巧。演艺界始终流行着‘一招鲜,吃遍天’的说法。”戏曲演员从小便要掌握“唱念做打”四种基本功夫以及“手眼身法步”五种技术方法。梅兰芳在回忆跟随开蒙老师吴菱仙学习的文字中记述了中国戏曲对于准确性的要求。“吴先生认为每一段唱,必须练到几十遍,才有坚固的基础。如果学得不地道,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日子一长,不但会走样,并且也容易遗忘。关于青衣的初步基本动作,如走脚步、开门、关门、手势、执法、抖袖、整鬓、提鞋、叫头、哭头、跑圆场、气椅这些身段,必须经过长时期的练习,才能准确。”斯达克·扬在描述这种“精确性”时,极为隐蔽地交替使用 “precision”(技术精密)与 “exact / exactness”(严谨、确切)等词汇,形成了一组围绕“准确”“精密”“确切”展开的评价语汇。在《新共和》的剧评中,他惊叹于梅兰芳对现实生活动作符号化呈现的“精密性”(precision of its realistic notations),又在《戏剧艺术月刊》中将其称为“在舞台空间上的确切点位”(exact position on the stage)。多处辨析共同表明,他所谓的“精确”,更多指向表演技艺层面的控制能力。“精确”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看作是中国戏曲的要素,但并非斯达克·扬所谓的现实主义层面上的精确。中国戏曲中的“精确”,其目的并不是逼真再现现实对象,而是保证程式动作、节奏、身段与角色规范之间的高度统一。因此,它首先是一种程式规范意义上的准确,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再现。当斯达克·扬赞美这种精确性时,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美学剥离:他强调了技术层面的准,却抛弃了技术背后的魂。
梅兰芳著《移步不换形》
斯达克·扬在观赏梅兰芳的舞台演出之后,围绕戏剧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评论,这既受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剧坛主流戏剧思潮的影响,也离不开其个人戏剧观念的作用。从认知心理学的认知同化与顺应理论来看,阐释主体的既有经验决定了理解异质文化的边界。人们在认知新事物时往往依托已有的认知基础去考量、比照新事物,也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历史来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因此,在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斯达克·扬会不自觉地以现实主义的评价标准来考察梅兰芳京剧艺术。虽然斯达克·扬反对机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但他关于艺术真实的思考始终建立在西方现实主义美学的问题意识之上。这使得他依然倾向于从现实主义这一熟悉的理论视域对京剧艺术进行跨文化阐释。
作为那个时代杰出的评论家之一,斯达克·扬对当时风靡美国戏剧舞台的现实主义潮流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反对美国戏剧舞台出现的机械现实主义倾向,提出艺术不等同于生活,“这是所有艺术的目标,在现实中创造抽象,在抽象中创造现实;总之,是为了完成我们的生活。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艺术梦的性质,恐惧的可能以及迫切的渴望。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生活紧随艺术”。他在《戏剧实践》中谈及戏剧服装,“当服装被转换成以前没有的东西,添加了从未出现过的东西”时,就成了艺术。这些准则无一例外都成为其戏剧评论的理论基础。斯达克·扬在谈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态度十分明确。他借助世阿弥的能乐理论指出,艺术模仿必须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过度追求逼真反而会损害艺术效果。在他看来,艺术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想象与艺术形式对现实进行转化和重新表达。斯达克·扬在其诸多著述中就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即什么是艺术真实的问题加以讨论,这也为他深入探讨梅兰芳京剧艺术中的真实问题埋下了伏笔。
正因中美戏剧根基的差异与艺术现实表达的不同,以及由感知方式的主观性产生的感知偏差,一度使得斯达克·扬认为梅兰芳京剧艺术中的“精确性”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的精确性”。这种基于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认知同化式阐释,过滤掉了梅兰芳京剧艺术中那些无法被现实主义解释的深层韵味,如虚拟性、程式性、综合性等,只留下最符合西方理性逻辑的“精确性”作为易于认知转换的路径。殊不知这是中国戏曲程式的内在要求,并非现实主义的题中之义。
四、“现实主义的精确性”阐释的认知限度
斯达克·扬以“现实主义的精确性”概括梅兰芳的表演,敏锐地捕捉到了京剧程式在动作、节奏和舞台调度方面的高度规范性。但这一概括仍然建立在西方现实主义有关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论问题之上,因而对京剧表演的理解是有限的。斯达克·扬还未能深入中国戏曲之堂奥,明确认识到中国戏曲本体意义上的写意之“真”与中国戏曲程式意义上的表现之“准”。这也是当下本土学者进行戏曲海外认知研究理应把握的“标尺”。
(一)写意之“真”与程式之“准”
中国戏曲并不排斥现实生活,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经验的抽象形式。人物动作、情感表达和舞台情境均以生活为基础,但现实生活进入戏曲舞台后,需经过程式化、节奏化和写意化处理。正如王骥德所言,“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说明戏曲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不以复制现实为最终目的,而是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处理表达超越日常生活的舞台真实。因此,我们说中国戏曲中的“真”并非物质场景与生活动作的原样再现,而是情感、神韵与人物精神统一于舞台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的艺术呈现。
戏曲程式所要求的“准”,也应该在这一真实观中理解。演员经过长期训练形成的手势、步法、身段、唱腔和节奏控制,必须符合行当规范、人物身份和具体情境。他所检验的不是动作是否与日常生活完全相同,而是动作是否合乎程式、节奏和人物表达的要求。舞台上的开门、行船、上马和圆场均不依赖真实场景,而是要求演员以高度程式化的动作调动观众想象,在有限空间中生成特定时间与情境。因此,戏曲之“准”是一种程式规范和表意功能意义上的准确,而不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逼真。
由此看,斯达克·扬将梅兰芳的手势、念白、假嗓和动作概括为“现实主义的精确性”,并非毫无依据。他确实观察到京剧表演不是随意的象征或无规则的抽象,而是建立在细密、稳定的表演规范之上。但当他把这种规范性归入现实主义时,便改变了“精确性”的理论归属。京剧程式的精确服务于写意表达,而不是对现实对象的直接复制。斯达克·扬未能完全说明这种程式之“准”如何通向写意之“真”。
(二)听觉习惯对戏曲艺术总体认知的遮蔽
斯达克·扬的阐释限度还体现在其对京剧综合表演机制的把握上。中国戏曲是唱、念、做、打与声腔、锣鼓、身段和舞台节奏相互配合的综合艺术。手势的意义存在于身段表达之中,也存在于它与唱腔旋律、板式节奏、锣鼓点及人物情感之间的关系中。离开这一整体结构,单独讨论手势、动作或舞台位置的精确,难以充分解释京剧身体表演的生成机制。
斯达克·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综合性。他曾称赞梅兰芳表演中时间、音调、情感节奏与身体控制所形成的“诗意的完整性”,也注意到京剧音乐所承载的复杂意义。这些评价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将京剧视为异域奇观的浅层观看,认识到梅兰芳京剧艺术具有综合的形式结构。但他同时承认,受陌生音阶与音乐经验限制,其对京剧音乐的大部分内容难以充分理解。于是,他对梅兰芳的解释主要集中于手势、动作、位置和造型等较易观察和比较的舞台形式,并借助西方绘画、雕塑及戏剧术语加以描述。
习惯差异影响下的认知局限是跨文化阐释中的惯常现象。可见的身体动作和形式结构比声腔、板式与锣鼓体系更容易进入既有审美经验。斯达克·扬借此搭建了美国观众理解京剧的通道,使梅兰芳的表演获得了“精确”“完整”和“古典”等积极评价。但与此同时,声腔、锣鼓与身体程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因难以进入其既有知识结构而被相对忽视。其评论所呈现的不是对京剧的彻底误解,而是一种选择性的理解:他准确捕捉了京剧外在形式的规范与统一,却未能充分深入这些形式赖以生成的音乐结构、程式传统与写意之韵。
因此,“现实主义的精确性”既是斯达克·扬依据自身戏剧美学对梅兰芳京剧艺术作出的跨文化阐释,也显露出其既有认知框架的边界。这一阐释使陌生的京剧艺术获得了美国戏剧界可以辨认、描述和评价的理论形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京剧艺术的审美逻辑纳入西方现实主义问题的框架之中,遮蔽了戏曲艺术真实的内涵。
结语
斯达克·扬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评论不是简单误读,而是一种通过西方戏剧美学完成的审美转译。面对京剧艺术这一异质文化对象时,阐释者会无意识地调动其既有戏剧美学认知图式构建跨文化理解通路。这一过程说明,跨文化艺术传播中的理解与遮蔽往往相伴而生。审美转译在赋予戏曲艺术可理解性的同时,又重构了戏曲艺术原有的意义结构。斯达克·扬这一个案所揭示的,并不是一位评论家的个人局限,而是在跨文化阐释过程中借助既有认知图式实现理解的普遍机制。本文并非意在表明斯达克·扬相关戏曲评论的偏差所在,而是要通过揭示这一历史文化事件背后的认知同化机制,为戏曲艺术跨文化传播提供文化认知层面的理论参考。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当戏曲艺术逐渐进入新的知识体系之后,这种认知同化机制将经历怎样的演变,进而逐步发展为认知顺应,重塑接受者的理解框架,这仍有待更多戏曲跨文化研究加以验证。正如一位美国戏剧学者所言,“美国人很难学习和接受其他文化的戏剧,可能需要两到三个世纪才能真正从中国戏剧中学到东西”。
*本文系2026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年度项目“美国汉学界对戏曲艺术的认知嬗变研究(1930—2000)”(项目批准号:26CB239)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陈天一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10期(总第133期)
责任编辑:王朝鹤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
“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中国文艺评论”视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