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与生态美学体系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黑格尔的“美学之问”,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美学”与“有没有自己的艺术”,当然也包括有没有自己的生态美学。而“生生美学”就是对于黑格尔“美学之问”的一种有力回应。
与会者认为,此次研讨会既是对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和展望,对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和期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始终“在场”,必须始终处于主导性、引领性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必然要求。
李倍雷先生、赫云女士合著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乃首部关于如何以“中国方式”来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方法论书籍。作者不拘泥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的探究,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史中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即从“大艺术史”的角度来考量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体现了作者中国史学观的民族视野与时代内涵。在著作中,作者从树立中国艺术史观、建构中国艺术史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以何种途径达到“中国方式”的艺术史研究目的。
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成就和中华民族在全球高位态的提升,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在新中国大地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中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
本文依据过去70年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美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从1949到2019这70年中,美学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美学大讨论”,从1956年到1964年。这时,美学上的论争成为施行“百家争鸣”方针的试验田,与“百花齐放”的方针互为表里。第二次是“美学热”,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一时期,美学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有力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第三次是“美学的复兴”,从世纪之交开始,直到当下。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提出艺术如何出精品,以适应时代需要的问题。美学的国际学术对话,也对当下美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中国化的历史性新发展,是新时代的中国文艺经验和文艺规律的科学总结,指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方向,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艺术学理论学科从成立以来就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经过近十年的建设,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都逐渐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艺术学理论学科更加开放和包容。而且,从追求学科自身的纯粹性转向开放和包容,也是国际艺术学科发展的趋势。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重返艺术学、海外艺术学科的发展趋势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几代文艺理论家一方面努力通过理论研究回应着中国自身的文艺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也努力将文艺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并试图通过文艺问题的思考,介入到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使得当代文艺理论不仅成为共和国文艺成就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而且成为与时代前进的脉博最为同步、理论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人文研究领域。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七十年文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专门采访了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高建平研究员。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社会现实,这是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文化管理与科研部门在课题组织、传播平台、体制建设、资料编纂等方面,积极组织策划,开创崭新局面,这是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学科优势,夯实研究基础,彰显学术特色,这是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道路。
“后批评”状况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语境的一角,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则表征性地揭示了某种时代症候,由此进一步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转向与表达焦虑问题当非无根游谈。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是作者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思考的结晶,也是从特定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即知识型)出发理解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一种尝试。
在艺术创作领域,人工智能也会给人类带来新的方法和体验,AI艺术创作不仅可以成为丰富人类艺术宝库的一种手段,还可以为人类的艺术欣赏带来更多选择和可能。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发展的旨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