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2020年的中国戏剧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创作演出被迫中断。疫情稍有缓解后，各地戏剧院团就展开了自救，演出陆续恢复，并创作了京剧、昆曲《眷江城》，话剧《热干面之味》等优秀作品。在各地大量出现的脱贫攻坚主题新剧目中，彩调剧《新刘三姐》和客家山歌剧《白鹭村》是值得关注的佳作。江苏、陕西、广东三省相继举办了艺术节，北京和上海的小剧场戏曲节也如约而至。文艺评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次推出的“张庚戏曲学术提名”和《戏剧与影视评论》等报刊发表的系列评论文章，都是对呼唤专业、权威的戏剧评论的回应。

2020年，中国电视剧继续呈现出健康发展的态势。以献礼剧、抗美援朝剧、扶贫剧、抗疫剧等为代表的重大现实、重大历史、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引领了电视剧发展的潮流。电视剧服务于时代、服务于人民的价值功能凸显，都市生活剧、青春剧、谍战剧、古装剧等文本类型在艺术形象创造和艺术表现风格上都出现了一些堪称优秀的艺术作品，基本满足了观众多层次的需求。从整体上看，电视剧艺术创新思维显著，对未来电视剧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改变了传统舞蹈教育教学方式，也对舞蹈创作、演出、传播、观演、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2020年的舞蹈艺术深刻诠释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书写了人类舞蹈发展史上的特殊时刻，并促使人们对舞蹈本质属性和价值进行彻底反思。本文通过疫情下的舞蹈艺术反思、舞蹈艺术实践与理论突破及舞蹈艺术发展新趋向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2020年的舞蹈艺术理论与实践成果。

中篇小说《阴阳八卦》在冯骥才的创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性意义。它不仅承续了《神鞭》《三寸金莲》“文化试验”的创新与冲动，代表组合小说《怪世奇谈》的完成，而且在结构与意义上解构和终结了这一模式，开启了“俗世奇人”的全新历程。这一转折，不仅联系着冯骥才文体创新与自己的现代小说的建构，而且表征着他突破现实经历的限制，在与清末民初天津城市遭遇的震惊经验中由小说家向讲故事的手艺人转变，走向讲故事的过程。启蒙性的批判或讲故事的手艺人的兼容，既是《怪世奇谈》文体建构的秘密所在，也是其意义生产和价值生成的内在原因，它不仅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启蒙神话围猎，也建构了其当下意义。

安徽作家刘先平作为我国当代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和生态文化的践行者，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他的大自然文学观可以概括为：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以工匠之心对待创作，以赤诚之心对待读者。刘先平在大自然文学创作中，走过了从热爱自然、尊重生命到呼唤生态道德的过程，创作思想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量变到质变、从自为到自觉的探索历程。大自然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应予以宣传推广，以普及生态文明理念，让热爱自然、倡行生态公德的意识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讨论“年度书法状况”的最佳切入口，应该放长时段、放眼群体，从而发现趋势。本文讨论了2020年书法发展中较为重要的三大类活动：抗疫网络展、区域书法展览和全国扶贫书法大展。笔者认为，抗疫网络展使书法活动走出展厅，重新面对生活和公众的挑战，预示了书法在电子化时代可能的变化；区域书法展览舍弃“宏大的粗放”而选择“具体的精深”，以点带面，正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40年来书法发展迈向新阶段的重要表征；全国扶贫书法大展在延续2018年、2019年有关探索的同时，全面开启了白话文本与笔墨相生相济的帷幕，为书法与时代发生更加密切的关联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2020年，新文艺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蔓延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了特殊时期的“抗疫文艺”现象。新文艺群体创作呈现出专业性创作与创作专业化融合、热点及时性与反映现实性、创作观转变与正能量创作等特质。网络文学、影视产业、独立音乐、文创产业是2020年新文艺群体的热点领域。在评论方面，主流媒体对新文艺群体的关注日益深入，新文艺群体评论自身也呈现出表达新、受众新、生活化的特点。新文艺群体创作与评论需要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强自身改革和行业建设、成熟健全的培训体系、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明砍精神”等紧密结合。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新文艺群体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应尚能是近现代音乐史上将欧洲美声唱法与理论介绍到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为我国声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在声乐演唱造诣上有颇高的专业水准，而且对声乐教育事业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培养出一批该领域的专业人才。同时，他在理论研究、作品创作等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本文试从声乐演唱和理论、教学经历与音乐作品创作等领域对应尚能的成就与贡献进行梳理与解读。

王朝闻是雕塑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是卓有建树的文艺评论家。本文以其文艺评论的特色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在评论对象、范围、方法，以及写作风格、评论话语等方面的特征，探究其关于文艺评论与艺术形态、样式、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艺术规律、本土传统的关系的见解。本文认为，王朝闻文艺评论视域宏阔，融通了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探索了情理交融、亲切平易的大众化路径，重视与遵循艺术规律，继承与拓展了传统文论，以鲜明的个人面貌为中国文艺评论开辟了发展的方向。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包括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同样经受了一次罕见的时代大考、能力测试和作风检验，文艺界和文艺战线迅速响应、积极应对，以“艺”战“疫”，同心战“疫”，为夺取伟大抗疫斗争的彻底胜利贡献了新时代的文艺智慧和文艺力量。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宏大时代主题作为叙事背景，把“我”与“我的家乡”这一极易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最大公约数作为电影叙事的情感基点，用拼盘式的五个故事单元，分别对全民医保、科技兴国与乡村旅游、教育扶贫、环保与数字经济、东北振兴与驻村第一书记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五个故事单元自成一体，遵循内在完整的逻辑结构，在较短时长里传递出强烈的戏剧张力。寓庄于谐的喜剧风格让观众“笑中带泪”，既触及了观众内心深处柔软的情感，又传递出浓郁的时代精神，创新和拓展了主旋律影片的表达空间。

国庆档热映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以五个单元故事生动表现了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巨变。本文探讨了这部新主流大片的高效组织方式、策划定位与主题表达，认为聚焦“家乡之变”有利于调动创作者的生活积累与表达热忱，有力地拓展了表现主体与时空，唤起了大众的乡情乡愁，成功实现了宏大与亲民的对接，并进一步分析了影片作为一次纪实嵌入虚构的跨媒介跨体裁的创作实践，在喜剧机理、互文叙事、短视频运用等方面的艺术探索与接受效果。同时指出，影片在突出乡村主体性地位、开掘讽刺喜剧的文化功能方面，未来还可进一步期待。

从“黄金周”到“国庆档”，从“献礼片”到“国庆片”，中国电影在不断探索中，正稳步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发展新空间与新类型。2020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家乡》接续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的全民热捧热议，再次让集锦式创作的“国庆片”新类型成为了话题讨 论的焦点。在“国庆片”的类型突破与价值创新路径中，最鲜明的特征因素来源于影片创作理 念中不同以往且愈发重视和凸显的情感性、民族性和仪式性。“国庆片”类型发展的不断成熟与 完善，能够真正让电影艺术成为全国人民在家国同庆之际，持续凝聚理念共识、引发情感共鸣、 激勉精神共振的优秀文化范本，并让“国庆片”中洋溢着的中国情调、中国模式与中国仪式，成 为中国特色类型片不断探索与突破的有益启示。

中国抗疫之战尚未收兵，期待音乐工作者在对抗疫歌曲创作进行沉淀与反思之后，自觉将创作与抗疫史诗相匹配之作、与人民内心情感相呼应之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合之作作为艺术动能和执著追求，为中国抗疫留下厚重而感人的音乐记忆。

广大音乐工作者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予以抒写与讴歌，再次彰显了音乐艺术在国家大事要事、急事难事面前没有缺席，而且作出了积极贡献。

鉴于音乐艺术在今年抗疫活动中产生了无可替代的激励作用，亲密地陪伴了身处疏离态或半疏离态中的无数听众的抗疫生活，汇聚了他们的共同抗疫记忆，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它在整个中国艺术家族中的审美作用和文化作用都是独一无二和值得铭记的。

我们要打造更好的平台，关爱全民族，大爱苍生。如何让文化界、中国音乐界的力量能更好地发挥，是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郑正秋作为中国早期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的电影、戏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他更是近代戏曲改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或许正是由于郑正秋在中国电影、新剧上的光环，使得学界忽略了其剧评家的身份，以及他丰富的戏剧批评实践。通过检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郑正秋的剧评观念公正、客观且充满善意，他强调“技”融于“剧”，即以舞台为本位的戏曲表演理论。郑正秋虽然倡导戏曲应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却不能失去演员之一环，保持充分的娱乐性，在当时那种戏曲改良的浪潮中，可谓一股清流。

张庚是中国20世纪重要的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也是中国戏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本文以张庚1949年之前的戏剧活动和文字为考察对象，以武汉、上海、延安和东北“鲁艺”为坐标，论述他在不同阶段的戏剧观念，以及对戏曲的认识演变。而张庚于1939年提出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重要观点更是标志着他对中国戏剧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理论思考。

田本相对于曹禺及其戏剧的研究，在新时期带动了学术界“曹禺热”的形成，这股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本文试图分析田本相一系列曹禺研究成果的形成、其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学术观点以及重要学术贡献等。对于田本相在学术研究中所运用的访谈调研、文本阐释、比较艺术学、文化现象学等批评方法也予以了总结和概括。本文指出，田本相的曹禺研究，从剧作家出发，摹画曹禺的灵魂，发现其创作动因；从戏剧文本出发，阐发了曹禺戏剧的诗化现实主义风格；从文化意义出发，揭示了曹禺戏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从悲剧内涵出发，阐明了曹禺剧作的美学价值和他自身的悲悯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