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时代精神是一个现代历史哲学概念，在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只有马克思将精神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品格。时代精神一旦成为历史哲学概念，就会对文艺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此，歌德、马克思等大文艺家、思想家都有精彩论述。中国现代文艺伴随着现代中国的创生而创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许多文艺家感应、捕捉时代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在民族文艺方面，优秀文艺作品硕果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应是值得重视的时代精神之一。为了很好地表达这一时代精神，我们既要像前辈文艺家一样，对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实践进行赋格，又要把握中国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思考、研究。

局限于生产关系投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文艺学已不足以全面应对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锻造的文艺自动机器大生产方式的挑战。蒸汽机等实现了机器能量自动化，当今人工智能正在实现机器(计算机)智能自动化，引发人类生产工艺方式和生产力二次现代化革命，使物质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不断增加，从而使从物质生产中游离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促进文艺精神生产越来越快发展；而代表生产现代化社会方式的资本，则力图把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束缚在自我增殖的封闭循环中，打破资本封闭循环而把自由时间解放出来，文艺将获得自由发展。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打破学科壁垒，不局限于意识形态观念论范畴，结合工艺学方法论范畴和自由时间价值论范畴，全面重构马克思文艺思想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方法论就是从中国本土问题解决的需要出发，借西方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发中国自己的思想材料，由此建立起中国的美学理论，并由此激活传统美学思想，开始了中国美学史的建构。因此，这种美学意欲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当下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国当下的，而非全然西方的。中国现代美学诞生于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需要，诞生于从“修身”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任务出发对西学的选择。同时，中国现代美学是在没有学科内部细分的情况下产生的，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美学的“史”和“论”、美学与其他学科都可以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美学研究格局。中国现代美学强烈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本土问题意识、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创的学术性的有机融合、在对传统思想材料以及传统文学艺术的现代阐释过程中实现的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对于今天中国美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在其本土发展的过往十年中，有些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尚未引起学术共同体的关注。其一是作为学科基础的文献资源的系统建设，建设什么和如何建设的问题需要认真考量，缺乏这一基础资源将严重阻碍学科的发展；其二是核心概念（或关键词）的系统梳理和界定，这是该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工作；其三是学科指南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科的成熟度和系统性。

近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水准提升、格局改观，同时存在瓶颈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经典、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分的格局，三者之间，尤其是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缺少充分的对话，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发展及体系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批判资本主义视野和关注绝大多数人维度为公约数，在深层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

尽管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潮流，但就具体国家而言，其发展态势却有很大的区别。向先发国家学习，汲取其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一切以其为标准。我们也不可能使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艺术演变成“唯一”的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学艺术的外在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其创作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表现出最为敏感、最具主动性的状态，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为自觉的表现，其表现手法亦与之前的“传统”不同，呈现出更加丰富生动的多样性。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并指导文艺评论定位社会角色、确立价值理想、创新批评伦理、引入生态批评和重构精神品格。由此，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三种话语相互融合，构建新型文艺理论话语。

近年来，塑造令人同情与怜悯的悲剧式反面人物成为国产影视剧的一种潮流。这种悲剧化书写，主要是通过展现自我美好本性的丧失与展现外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两种方式实现的。这一潮流的出现与我国影视剧创作类型意识的强化与现实主义的深化有关，也与当下网络时代/妥协社会受众的审美趣味与集体心理有关。恶的悲剧化潜藏着恶的正当化的危险，因此创作者要正确处理好反面人物的主导性格与次要性格、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的关系，把握好描画恶的尺度。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物二重性”理论为基础，探讨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反派人物塑造，首先积极肯定了创作中对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追求与艺术成绩；其次，在辨析反派人物的悲剧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上，指出把握此类人物的倾向性与整体性（即主导性格）的重要意义；最后，进一步指出该类题材剧中的正面人物塑造亟需拓展表现空间，通过深入开掘生活、借助适当的创作手法弥补人物单薄的不足，追求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以更好地传播反腐、扫黑题材剧的正向价值。

新时代以来，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回潮，并在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的内部实践中不断升华与深化。以《人民的名义》《狂飙》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塑造来说，通过对性格善面的建构、性格的反向转化及其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反面人物相比正面人物，其人物性格更加饱满化、立体化、生活化，更具复杂性，也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总的来说，其人物性格由单一性走向二重性乃至多重性，并在性格结构上集中体现为“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这种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带来的人格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就其本质而言，反映出现实主义本身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鉴于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重提一种“毛边现实主义”对当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迪意义。同时，也要警惕由反面人物性格复杂性所带来的善恶含混的问题，由此得出，保持一种正向的创作立意十分关键，这是新时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创作标准的重要体现。

本文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就艺术为何走出“白立方”、走出“白立方”后应如何发展展开讨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艺术在当代既需要走出也需要走进“白立方”，其共同目标都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本文提出二元艺术本体论、艺术聚集理论和文化密度标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内近年来部分艺术乡建、非遗整体性保护案例，对艺术走进人民生活、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进行总结和预判。

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它为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语境。伟大的时代要求孕育出伟大的文艺作品。现代化理念所蕴含的功利关系和技术宰制对人的支配，需要中国文艺以其审美创造，使人“诗意地栖居于世”。中国文艺的美育功能，有利于达成科学理性同人文价值的均衡。全球化时代造成的文化均质化，客观上需要借助中国的独特审美传统，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文艺人民性是中国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本质特性，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整个文艺现代化发展中起着主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人民文艺观的传播带来了文艺人民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文艺人民性不断丰富发展。文艺人民性既是在文艺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系统中生成演变，同时也跟其他方面的文艺特性如文艺自主性和自律性、现代审美意识、文艺观念与文艺形态多样化等交织融合，形成主导性与多样化辩证统一发展，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2022年的中国舞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艺术创作、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舞蹈批评方面都出现新的热点、争议和探讨。本文在回顾这一年舞蹈作品演出的基础上，梳理了舞蹈界在新媒体传播以及跨界融合背景下关于舞蹈艺术本体发展和当代性的探讨；提出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下舞蹈艺术面临的机遇和调整；回顾了舞蹈界在本土与国际的视角下对中国式现代化舞蹈道路的探索，以及在舞蹈评论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精神的回归。

2022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汇成了时代语境。中国艺术学重要建设范畴的艺术理论、艺术评论、学科体系等方面都在这一时代语境中自信地开辟时代新境界。艺术理论领域正试图凝结一些新理论语汇，并在《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引领下拓展新视域，找寻具有“现代化”意义的理论新品质；艺术评论在“中国式”的文化自信中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特别是对艺术评论价值观和艺术批评标准进行了深刻反思；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深刻的年度划痕，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提出了系列应对策略。

本文将从三方面讨论2022年中国美术的年度问题。第一，多方参与共同建构话语平台，以不同城市举办的国际美术双年展为例，讨论大众与精英的话语消长；第二，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的新时代精神，以第7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和第15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为例，讨论主题与时代的联动关系；第三，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学科定位，以教育部新增本科专业名录及各地实施情况为例，讨论系统设置中的序列与依存。所论三者，无一不处于变动之中，并让我们看到动之根本，在于场域的境况。2022年中国美术正处在当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优化生态系统，共情共创，是一种解决的方式，而到后疫情时代，也许还会再次面临个体性问题的挑战。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时代命题。这一时代命题，运用历史辩证方法，将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聚合为一个总体性命题。何为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如何领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内涵？文学艺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深刻的理论内涵。因此，要真正领会这一时代命题，就需要我们从社会批判理论视域出发，尤其是从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批判视域出发，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文艺现代化”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以此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逻辑和当代意蕴。

从中国式现代化考察中国文艺，可以见出中华型传统的引导地位，相应的，中国现代文艺也应被视为中华型传统引导的现代文艺。中国现代文艺在发生学上属于一种内源和外流交汇而更生的也即以内化外的现代文艺，同时在实质上属于一种溯源开新的现代文艺，这可以从中国文艺的现代Ⅰ、现代Ⅱ和现代Ⅲ分期中清楚地见出。中华型传统在中国现代文艺的多条路径中有着不同呈现。确立中华型传统的意义在于为指向未来的中国现代文艺找到新的灵魂性引导力。

本文结合笔者的审美感受，主要就文学艺术如何反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三个关键点：一是高扬时代真善美，彰显人民精气神；二是精塑典型形象，创新艺术意境；三是贯穿现实主义精神，体现浪漫主义情怀。

2022年，中国演出行业遭遇了疫情以来最为严峻、最为复杂的防控形势，经受了种种突如其来、难以预测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不确定性这个最大的变数中探寻话剧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如何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期间依然让观众感受舞台、剧场的温暖与力量，这一年，话剧工作者用他们的坚守、付出、执着，给暂时处于困境中的演出市场注入了信心与希望。努力克服、积极应对特殊时期排演、巡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年的中国话剧从主题创作、小说改编、线上展演、拓展演出渠道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用智慧和行动跨越疫情带来的“阵痛”，以各自富有成果且值得尊重的艺术实践，留下了求新、求进、求变的探索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