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汉语新诗一直在吸收并转化新鲜的文学经验。新边塞诗运动后,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一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则传递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
【关 键 词】 新诗 新疆经验 自然性 共享
(图片选自《航拍中国》)
汉语新诗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体,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吸收、转化并开发新鲜的文学经验。百年间,新诗的触角攀爬过高山大海,延伸至平原丘陵,在已知世界与未知地带之间架起无尽诗意。边疆书写,也是新诗重要的一部分。从历史上来看,汉语诗歌本就有书写边塞的传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等,都形象地展示了古代的边塞生活。唐代是边塞诗发展的黄金期,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等,至今仍是广为流传的名句。随着新诗的发展,边疆书写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它不再是古典汉诗边塞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必须面对瞬息万变的现代性,面向复杂深广的当代生活,在接续传统的同时有效地确立文体的合法性,彰显自身的特质。
“在托喀依乡,夏日无处不在。”(卢山《在托喀依乡》)新疆,就是汉语新诗边疆书写中绕不开的重点。这片壮阔斑斓的热土,本身就洋溢着取之不尽的诗意。新诗的新疆书写,不仅容纳了边地美景、风土人情,还有着特殊的时代属性,与国家建设、边疆开发、民族团结等主题密切相连,生动地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以降,国家建设等宏大主题的加入,前所未有地拓宽了边塞诗的文体边界。从此以后,“历史”作为一个显性维度,与“风景”平分秋色,二者构成了新诗边疆书写的重要两极。
“来吧,/祖国的新人!/在这里咱们的前程似锦。”(郭小川《西出阳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新诗以饱满的热情呼召着新疆。闻捷、李季、郭小川等名噪一时的诗人,都留下了关于新疆的诗篇。其中,闻捷的《天山牧歌》颇负盛名,这些政治抒情诗以新兴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在塑造新时代劳动人民形象、尤其是少数民族形象之时,饱蘸着浓郁的新疆风情,又不失清新的抒情意味。健康优美的《吐鲁番情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绿风》为大本营,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人的新边塞诗再次让新疆在新诗里华丽亮相。“新边塞诗派以诗歌作品描写新边塞风情,歌颂西部精神为主旨。……在内容和风格上,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精神,粗粝、壮阔、强劲、辽远,让一股强劲的西风吹过了新疆和中国的诗坛。”但不可忽视的是,新边塞诗的短板或许正与其长处共生。诗人们在处理“边塞”这一特定题材时,很难摆脱传统的影响和类型的制约。随着新诗创作格局的多元化,“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阅读中,‘新边塞诗’的影响已经日趋式微……对‘新边塞诗’的关注和评价也是越来越淡化了”。然而新诗的活力是源源不断的,新世纪以来,新诗对新疆经验的发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风景书写不再是单薄的诗意展现,还指向更为复杂深广的诗意空间,回应着对当代自然性的切实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新的共生与相互依存。同时,边地与民族风情书写的背后,体现出新诗的“历史共享”特征,诗歌背后蕴含的是共享发展理念,这一演变,见证了汉语自身的生长性与新诗主体的自我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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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碧薇 单位:鲁迅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3年第8期(总第95期)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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