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鲁迅，总会被某种锋利的温柔刺痛着。尤其是那些散落在杂文边角、书信尾页的批评文字，像深秋清晨凝结在窗棂上的霜花，看似脆弱易逝，却在阳光穿透的瞬间折射出七棱八角的锐利光芒。

我时常在寂静的深夜，翻阅《且介亭杂文》中的批评片段，纸页间蒸腾着未冷的血气。鲁迅说，批评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十二个字，如银针入穴，刺痛着当代批评场域中那些涂抹着理论脂粉的表演。如今，有太多套用后现代术语来肢解文本的论文和将鲜活作品硬生生塞进学术模具的专著，看似高大上，实则一直在“云端”舞蹈，离真实的土地太过遥远。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疾呼：“我们需要的，还是要几个坚定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但时下不少所谓的学术研讨会上，多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虚假吹捧，以及大量悬浮在空气中的理论名词，批评的求真精神正在流失。

重读《批评家的批评家》，其中那些关于“圈子”的论述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依然振聋发聩。“流量经济”催生的评分体系，圈层文化筑起的信息屏障以及各种术语套话，都不同程度地在用不同的“圈子”切割着文学的全息图景。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一位知名教授大声指责网络文学缺乏思想深度，一旁的年轻网络作家反诘：“你们的标准能解释《诡秘之主》的世界构建吗？”这一问，我突然意识到鲁迅提出的“美的圈、真实的圈、前进的圈”，绝非固化的标尺，而是随着文学河流奔涌的浮标。批评家或许应当像摆渡人，在坚守与开放之间，寻找平衡的舟楫。就像鲁迅对木刻艺术的见解，他既强调“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又提醒青年艺术家不必“悬梁刺股地学吴昌硕”。这种辩证的智慧，早就为化解当代文学的雅俗之争开出了药方。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在《拿来主义》中的箴言，精准点明了理想批评的本质。这与钱锺书《谈艺录》里“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异曲同工。理想的批评，当如盐溶于水，理论自然流淌于文本的肌理之中。就像我们读《野草》时的战栗，那些在暗夜里生长的文字，摈弃理论矫饰，以思想的锋芒直抵精神的穹顶。遗憾的是，在当下的文学批评土壤里，这般深刻而本真的力量最为缺乏。

当我们还在思索如何突破话语疲软的困境时，另一种危机却在键盘敲击声中悄然蔓延。技术革新裹挟着碎片化表达，正在重塑着学术话语的生态，这无疑给本就艰难前行的批评之路，又蒙上了一层难以穿透的迷雾。一些挥舞着“批评不自由，赞美无意义”的大刀，标榜“犀利”的酷评，对文本进行肢解，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这种话语暴力往往还戴着“求真”的面具，像极了柏拉图《理想国》中那个举着火把，在洞穴里制造虚影的操纵者。某些所谓的“酷评家”擅长将文本碎片投入舆论的熔炉，锻造出符合大众狂欢的符号兵器。他们收割着流量的麦穗，却将批评的田野推向更加荒芜的境地。这让我想起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的棒喝：“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鲁迅当年批评梁实秋时，虽言辞锋利，形容其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却始终锚定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批评的锋芒来自对文学社会性的深刻认知，而非人身贬损的恶意。鲁迅论“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时，笔锋里藏着的尽是慈悲的残酷。在当下复杂的文学批评环境里，不管是直面学术失语的困境，还是攻击性批评的泛滥，都需要批评者拿出果敢的担当。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肯定中国当代文学也需要勇气。当我们在批评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语言暴力的崛起。因此，批评界亟须保持清醒认知：当下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鲁迅那种“横站”的批评姿态，对评述对象秉持“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原则，坚守批评家的公正立场。

作为女性批评者，我格外珍视鲁迅批评观中炽烈的人性温度。他说批评家要有“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我理解这爱憎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是将自身生命体验淬炼成理解他人的火种。鲁迅在给比自己小29岁的白莽的遗作《孩儿塔》作序时这样写：“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些至诚滚烫的文字充满着精神热能。而当批评转向《红楼梦》的古典苍穹，先生既以“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道破作品的深刻底色，又敏锐指出续作“虽与百二十回本小有不同，而大旨俱在”的局限。他像中医把脉，三指按在文字的腕间，同时感知气血的奔腾与经络的淤塞。这种批评的辩证美学，正是当代文学批评亟待重寻的精神图谱。

在这个AI（人工智能）开始撰写小说、算法能够预测文学潮流的时代，重新思考鲁迅批评的辩证精神，更像是在虚拟海洋中寻找指引方向的星斗。大数据虽然能够替代我们分析文本、文学意象，但我依然坚信鲁迅所说的“真切的批评”，批评家与作品短兵相接时的灵魂震颤，是任何技术替代不了、感受不到的。就像他评《子夜》时既肯定茅盾的史诗气魄，又直言不讳指出人物塑造的扁平。这种批评的勇气，源自对文学赤子般的虔诚。

这种虔诚，同样贯穿于鲁迅对艺术真实的深刻洞察。鲁迅在《怎么写》中点明：“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当技术已经完美模拟叙事技巧，批评家更要守护这种“逼真”背后的生命痛感，就像鲁迅从《二十四孝图》的荒诞中看穿礼教杀人的本质，从《孔乙己》的苦笑里听见整个时代的骨折声。从这个意义来看，歌德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穿越时空回响，与鲁迅的批评智慧遥相呼应，共同照亮一个真理：批评的终极价值，坐标永远深植于生命的厚实土壤。

文学批评从来不是冰冷的审判，而是用理解之火熔铸的镜与灯，既要照见文本深处的幽微，也要为暗夜中的跋涉者擎起光明。这烛火般的理想，或许就是鲁迅留给所有批评者的精神遗嘱，在文字的血脉里代代相传，即便我们很难写出鲁迅那样金石铿锵的文字，但仍可以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保存那份“热烈的爱憎”。

（作者：陈冬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当代文学中的“大历史”与“小叙事”（陈冬梅）

漫谈文艺评论的思辨与诗性（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