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生共荣。文艺评论如何有效抵达并阐释文艺本身，文艺理论的建构怎样承载文艺实践，这些都是学术界经常谈论的话题。纵观百年来的中国文艺评论实践，西方文艺理论被中国学界大量引入，开拓了中国学界的学术视野，积累了宏阔丰厚的成果，对拓展文艺阐释的角度和空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过于偏重对西方现代思想和西方文艺理论及批评模式的借鉴，也可能导致中国的文艺理论以及美学的命题与范畴被贴上西化的标签，与中国文艺创作的纷繁多变形成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背景下，一些西方文论很多时候已无力阐释中国当下异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波澜壮阔的文艺现场。如何建构与时代审美和精神向度相吻合的文艺评论，当引起学界深入探索。

有效的文艺评论，不仅要植根于文艺创作实践，而且能够对文艺创作做出评判和预测。自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评论的言说方式有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精神现象学、后殖民主义、符号学、逻辑学、叙事学……这些遵循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科学理性精神话语体系，相继登上中国文艺评论的舞台中心。从表面看来，这种言说方式以科学理性为内核，注重技术推理和精密论证，追求理论体系的庞杂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理论的展开过程展现为烦琐的知识演绎和概念推理，整个过程有着理论逻辑的严密与精确。然而，文论的内涵不是凝固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叠加和推进着。西方理论在脱离了自身原有的历史语境共时性地进入中国，且不论理论本身会存在种种被遮蔽的暗处和阴影，学界又如何能在一个狭窄的时间刻度去压缩它的空间跨度？更何况在回应复杂多变的文艺现实还有可能存在不可避免的误释与混含。毫无疑问，外来理论的本土化、重新语境化是一个多维而复杂的过程，它关乎文艺评论以何种文化立场来揭示、总结和预判文艺创作实践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以何种主体问题意识切入文艺创作实践内在肌质的审美特性、文艺规律、精神内涵等。一方面，中国近百年来文艺创作实践可以说是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中国文论的累积性、推进性被学科知识的分立、隔阂有所阻滞，使得当代一些文论缺乏一定的知识融贯性，加之文艺作品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也绝不仅仅依靠理性思辨就可以阐释明晰的。而且，当下有些批评家，似乎很习惯地把学术同艰深联系在一起，喜欢生拼杂凑或硬译照搬西方术语，层层包装成玄奥难懂的结构，实可谓“艰深文浅陋”，从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体验文艺作品，反倒为其设置了语言障碍。我们在引介西学理论的同时，不能忘了创造对象本身，要避免理论与本土生活世界相疏离，避免打着理论思辨口号对文艺创作进行机械套用、强制阐释、错位解读。文艺创作一旦失去洞察力、影响力，更遑论预测和指导的功能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警惕文艺评论走向过度西化和学理化的同时，也要清晰地意识到，新媒体时代，文艺评论变得多样化和个人化，各种评论区、弹幕、短视频等为文艺评论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表达空间的拓展的确带来了评论门槛的降低，但其间某些缺乏学理性支撑的评论也导致了文艺评论文体的失范，影响了当前文艺评论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很显然，无论选择怎样的表达方式，文艺评论的本质仍然是严肃的，评论遵循的标准是有严格规范的。换言之，文艺评论是一项有难度的专业，它要求评论主体拥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以及审美能力，同时，还必须遵循理论和思辨的基本方法，以提供价值判断和审美引导为最终目的，否则文艺评论就无所依傍，不仅失去了思想深度和说服力，更无法赢得读者的尊重。

文艺评论是理性的逻辑解析和思辨的建构活动。那么，讲究学理就非得板着面孔说话，就一定要佶屈聱牙、令人读之无味吗？当然不是。好的文艺评论不是从一个抽象概念到另一个理论术语对文艺作品做阐释，它需要论者带着鲜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与独特的审美去使其在更大的范围内与读者进行有效对话和沟通。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之所以长盛不衰，正在于他没有故作高深，而是把艰深难懂、富有哲理意义的美学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心领神会。这是一种“以己度物”的方式，是以意会的、体验的方式去领悟和把握评说对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李健吾的《咀华集》等，都是以典雅优美的文字传达着学术的精髓，让原本枯涩的学术文字贯通着人生的通达之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之外见功夫，学理思辨之间无不充盈着灵动的诗性色彩。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源远流长。无论是从《论语》《孟子》和《庄子》的对话（语录）体，到两汉的序跋体和书信体至南北朝的骈文和赋，再到唐宋论诗，元明清小说、戏曲评说，在审美思维、批评文体、范畴构建等诸多方面，它们的言说方式无一例外都带有鲜明的诗性特征。老子用诗的语言和结构，言说关于道的思辨和思考；《论语》语说隽智而随意，《庄子》议论奇谲而藻丽。可以说，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诗性的理论和诗性的话语。我们从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说”、刘勰的“隐秀说”、司空图的“韵味说”到严羽的“妙悟”，从李贽的“童心”到袁枚的“性灵”、王士祯的“神韵”，从王昌龄的“诗境”到王国维的“意境”看到，文论家们从“气”“味”“神韵”“风骨”“肌理”“情采”“性灵”等概念和范畴，凭借个人的审美感悟，来提炼和运用，凝聚着古文论家的诗性智慧和人生境界。虽然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思辨性不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独特的审美感悟也是西方文学批评望尘莫及的。文艺评论的诗性与思辨形成渊源和文化背景，显示出中西文学批评本体精神的差别，这不是人为的区别，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诚然，中国学界之西学引介中的文化立场，并非一个单纯从认识论层面上便可厘清的观念。从文艺走向文化，走向文明互鉴，其实这本身就是我们作为文艺理论研究者、文艺评论者的应有之义。文学理论并非依附于故纸堆的静态存在，而是灵韵生动、盘活历史的具象演绎。中国的文艺评论在汲取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理性分析与哲理思辨的同时，要将中国古代文论放置于现代视野中与现代语境相结合，追求异质同构，实现跨语际的多向交流，从而逐渐建构起一种更为复杂而具有张力的现代文艺批评理论。

（作者：陈冬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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