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本，能感受到不同的时代语境赋予两者不同的历史使命和问题意识，既一脉相承又有超越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凝结了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精华，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方略中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文艺工作的深刻阐述和重要指引。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相继发表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这些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眼全球，融通中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方法，正在并将继续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艺建设发挥出磅礴伟力。

【关 键 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0周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继承 发展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段话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发展道路所具有的三个鲜明特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这三个鲜明特征，也是对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文艺道路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共性特点的高度凝练。在这条筚路蓝缕的百年文艺道路上，有两座具有鲜明标识特点的路标：一座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座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22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站在新时代新征程这一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感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清醒缜密的实践理性和强烈坚定的干预现实、改造现实的革命精神，在形塑和推动中国文艺实践中所展现的强大动力，能够感受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性新发展；既科学总结了新时代中国文艺经验和文艺规律，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和平发展时期，不同的时代语境赋予两者不同的历史使命和问题意识，对照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代语境和历史使命：文艺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

1942年5月，正值延安抗战最为困难之时，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中央有关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作家艺术家交流探讨，全面而系统地思考文艺问题。座谈会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这一中心问题，对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审美特性，文艺的人民范畴，文艺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革命内容与完美形式，文艺的“源”与“流”，文艺中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该歌颂还是暴露，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普及和提高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的统一战线等，进行了深刻有力、通俗易懂的论述，全面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存在的各种问题，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革命文艺开辟了新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那样一个时期举行文艺座谈会，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一)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掌握文化领导权

1942年，从国际形势来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面临最艰苦的关头；从国内形势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牢牢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这一重大时代命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产生过不同的争议，走过不少弯路，有过血的教训，最为突出的则是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待资本主义发展后，无产阶级再发动第二次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导致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一再妥协退让，对农民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不主张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致使大革命失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确保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空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但在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矛盾十分尖锐，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实际领导权也遭到挤压和破坏。同时，日本侵略者展开疯狂进攻，连年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供给困难，政治、军事、经济均面临严峻考验。延安军民广泛动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在这个峻急的时刻，中国的文艺界向何处去，如何让“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便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二)“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革命文艺实践需要作出理论总结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另一个重要动因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哪些应该肯定，哪些应该赞扬，哪些必须反对，哪些必须驳斥，都需要给出明确的理论总结。

五四运动开启并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了新阶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哲学方面”，从柏拉图到尼采，从马克思到弗洛伊德、杜威，各种主张纷至沓来；“在政治学方面”，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杂花生树；“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纷纷登台；对待文化传统，是“打倒孔家店”，还是“全盘西化”？“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艺术是天才的产物，永远与大多数人“无缘”吗？文学艺术是超阶级的吗？林林总总的思潮和观点激荡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左联”成立后，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如何纠正？种种问题考验着正在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文化新文艺，这一切客观上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创造了巨大的理论空间。

(三)延安文艺界和当时的整风运动需要正确的指引

抗战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包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甚至海外奔赴延安。他们的到来为延安的文艺创作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不少文艺家如柯仲平、何其芳等，为延安的简朴生活、廉洁作风和平等的干群关系所感染，写过热情歌颂延安的作品。但不少文艺家从国统区来，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思潮，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以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投身新的环境、书写新的环境，有些文艺作品出现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大洋古”(演大戏、洋戏、古戏)倾向，比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搞关门提高，排演外国名剧，使老百姓对其敬而远之；有的人借反对“功利主义”之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宣扬“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有些知识分子用激烈的言辞对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出现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杂文，与解放区实际的革命环境迥异；有些文章甚至被国民党利用，大肆印刷散发以制造反共舆论，以此抹黑中共，等等。这些情况引起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如贺龙、王震曾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文艺界的思想混乱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达到空前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就成了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毛泽东同志主抓文艺界的整风。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章，揭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

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代语境和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距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2年之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阶段，就文艺工作在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如何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使文艺真正反映人民心声、引领时代风气，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为民族凝魂聚气、为时代凝心聚力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精辟、深刻的论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继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髓的同时，站在时代高度，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着眼点，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结合古今中外的文艺实践和丰富经验，进行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揭示了文艺内在的深层次本质规律，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大众化、现代化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为世界各国文明的交融互鉴也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成功，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的使命不再是“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而是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这个判断是当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力的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跃升而作出的，不但有对现状的评估，还有对世界发展大势的预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我们必须强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形态之一，才能与中国的世界大国形象相匹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正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生力军。

(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文艺的独特作用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列举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因此，他提倡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需要力戒浮躁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可以说，多出文艺精品，繁荣文艺创作，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内容，是目的和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文艺创作取得“显著成绩”“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非常严肃地指出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之所以把多出文艺精品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来谈，是因为“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些问题导致了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因此，他提出衡量文艺精品的“三精”标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四)日趋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确保文化安全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进行西方价值观的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战日趋激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批评了文艺界的一种现象，他说：“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这无异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绝不仅仅关乎文化自信，更关乎文化安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确保文化安全。确保文化安全，首要在于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因此，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全面分析审视这一问题，就变得非常必要。

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继承与发展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形成。但讲话全文并没有立即在报纸上刊发，直到翌年10月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尽管如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各种方式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逐渐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件。它有效地厘清了文艺界、思想界的混乱和争端，把五四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理想变成了现实，显示了理论上的前瞻性和指导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抗战文艺带来了新的气象。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再次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这就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超出了文艺的范畴，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整风”中检讨思想问题，转移立场和感情，对文艺的态度逐步统一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上来，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饱满的热情深入到军队、农村、工厂的第一线，自觉开展起大规模群众性文艺运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木刻《减租斗争》，等等。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部门都以新的面目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些鼓舞人心、影响广泛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被推广到全国各地，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艺向群众化、革命化和民族化的方向发展，成为红色经典。王蒙说：“《讲话》发表以后，在文艺创作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主要提两个人，就是赵树理和孙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小二黑结婚》，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世界上还有这样写小说的作家！他用农民的语言、用文盲的语言，你一念完全和老百姓的话一样。另一个是孙犁，孙犁是非常坚守艺术标准的，他能把革命的内容和独特的文体相结合。”与此同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影响了国统区的文艺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唤醒民众的作用，包括一直影响到台湾地区。王蒙回忆说：“1993年我被《联合报》邀请访问台湾。接待我的是《联合报》文艺副刊部的诗人痖弦。痖弦说：跟你讲是实话，我们在台湾最大的痛苦之一是没歌唱。他说他上中学的时候去春游，刚唱一个歌，别人说不能唱不能唱，因为是冼星海的歌。那就唱个和政治没关系的‘门前一道清流’，这个也不能唱，因为是贺渌汀的歌，贺渌汀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也加入了共产党。这个不能唱那个也不能唱，想来想去竟然没有一个歌能唱！我国自古有一个成语，叫‘四面楚歌’，战争是怎么失败的？四面楚歌——它预示了精神的溃败。”

古元《减租会》(《减租斗争》) 1943年 木刻版画 中国美术馆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周扬作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明确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向和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方针，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塑造文学时代新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肆意歪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将其绝对化和工具化，使社会主义文艺遭到空前浩劫。

1979年10月30日，在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突破性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界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建设和谐文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强国”等时代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艺创作实践，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出真理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继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联组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相继发表重要讲话，这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刻总结了中国当代文艺的新形势、新问题，站在时代的高度，为中国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树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一)坚持和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导向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列宁曾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的人民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2021年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是以辩证唯物史观对文艺与人民关系作出的符合历史事实的阐释。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学习强国”平台)

在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一前提问题之后，接下来，文艺如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就涉及到转移立场和改造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还拿自己做例子进行形象的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他提出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论断：“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在“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上，能够清晰看到毛泽东同志、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鲜明态度和与时代同步的继承和发展。

(二)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考虑文艺问题的出发点是用文艺动员民众、夺取政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则着意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精神力量。他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这是文艺因其特殊属性而在新时代必须承担的根本性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用了“精神大厦”这样一个形象鲜明的比喻来强调增强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讲话中强调：“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他要求广大文艺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提高文艺作品的独有的辨识度，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醒目标识。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有类似的表述：“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当时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着眼点是在民族存亡之际，如何创造服务于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并为工农兵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文艺作品，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关于“普及与提高”的核心话题。这种时代条件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则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时代性意义，由此树立并强化一种能够顺应世界大势、与时代精神相契合、与古今中外优秀文明相融通的价值观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文艺批评标准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到“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巨大跨越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说：“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毛泽东同志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不变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随着时代和阶级的变化而变化，而任何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总是以政治为第一标准，以艺术为第二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更为全面的文艺批评观，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这四点批评标准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了恩格斯主张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多角度地将中国历史、中国国情、社会思潮、外来影响、文艺源流与流向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重新审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的作用、文艺理论的底线、应该坚守的文艺主体和共同追求的价值导向，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辽阔的文化视野，为我们正确分析、甄别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念、内容、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也为当前文艺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这四点批评标准和方法也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多维空间。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应该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更是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从而具有强烈的实践价值导向。

(四)以正确价值引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时隔72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如何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健康的前提下繁荣发展，是一个严峻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市场的扩张不仅深刻影响着物质生产，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产。这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了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流通传播。文艺作品作为精神产品原本难以用市场要素来衡量，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作品的生产、传播通常要遵循市场规则，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这些矛盾给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市场建设提出了挑战，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作品应当以真善美为永恒的价值追求，不能为了迎合小部分人群的低级趣味，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宣扬假恶丑。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谆谆告诫：“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处理好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应该说，坚持正确价值引领，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超越和发展。

不仅如此，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能清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和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精神生活诉求，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提出了很多富有针对性、前瞻性、指导性的科学新见，比如根据互联网时代的特点，如何进行文艺创新；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改进党领导文艺的方式，等等。

作为一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80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凝结了毛泽东思想在文艺领域的精华，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它是一座极为重要的路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方略中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文艺工作的深刻阐述和重要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眼全球，融通中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方法，正在并将继续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艺建设发挥出磅礴伟力。

作者：邓凯 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6期（总第81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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