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凝练了众多文明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是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之义。而文艺作为提炼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力量和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媒介，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刊特推出“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专题系列文章，约请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中华文明标识艺术呈现的理论逻辑、实践意义、历史底蕴、时代品质、世界价值等，以期将这一重大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引向深入。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

【内容摘要】 当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感性符号表达需求和基本规范，而艺术创作也可以为这种体系构建提供富于感性魅力的典型表征。这种体系构建由五层面模型构成：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可再生经典、全球传媒机制、感性符号表征。与这种构建相关的当前艺术表征实践路径有经典传创、近作改创和新作原创，案例分析模型应兼顾全球公赏力、中华表征、美美异和及传世潜质等四要素。当前推进这项工作旨在理解和激励那些朝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的长远目标而踏实前行的建设者们。

【关 键 词】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艺术表征 可再生经典 延后追认 全球公赏力 美美异和

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故事通过单机动作类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推演到全球不久，出自明代另一小说《封神演义》的哪吒形象又借助动画故事片《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而让世界惊艳。当这两个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应当有不可或缺位置的神话形象相继产生世界性影响之际，探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问题，有着不言而喻的适宜性和迫切性。其适宜性在于，这种体系构建有助于让世界人民进一步感受当前全球多元文明境遇下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同其他文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其迫切性在于，这种体系的基本构架及其艺术表征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在理论上得到理解，至今仍处于待明晰状态，需加强研究并付诸实践。这里拟对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代实践问题作粗略考察，就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用“艺术表征”而不是“艺术呈现”，是由于考虑到“呈现”一词传达显示或展示之义，而表征则是指以显著特征去代表或象征，更贴近这种体系构建及其产生的以显著特征去代表或象征的更高程度的要求。

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其艺术表征之间

世界上任何一种独立的文明体系总会通过其独特精神标识体系而呈现其独一无二的精神品格，而且这种体系也会在其所创生的具备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艺术经典或高峰作品中予以表露。不妨把那些对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着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艺术经典或高峰作品视为这种体系的艺术表征形式。当前探讨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确有必要。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要求在“两个结合”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中华文明创新创造境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集中概括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命题。这就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研究及其实践等相关任务正式提出来了。

这里之所以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同它的艺术表征联系起来考虑，是由于认识到，艺术作品作为传达特定时代人生体验和情感诉求并且蕴含该时代民族精神状况的感性符号表意体系，其作用不仅在于满足公众审美鉴赏需要，而且同时可以成为这种标识体系的构成成分及其具备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展示，即艺术表征。刘勰指出，“文”在根本上是“道之文”，即天地纹理图式及其运行规律在感性符号体系中的表达形式。白居易提出：“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艺术作为“三才各有文”中“人之文”的具体形式，总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社会和民生关切以及具体特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黑格尔基于艺术美总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观点指出，希腊史诗作为希腊民族的传奇故事或圣经，称得上是该民族原始精神的“纪念坊”，是“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鲁迅看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里黑格尔和鲁迅的比喻都具有启迪价值，说明艺术可以成为彰显特定民族精神或文明精神标识的具备吸引力的感性符号形式。

鉴于艺术可以成为彰显特定文明精神标识和具备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感性符号形式，如“纪念坊”“标本展览馆”“火光”“灯火”，有必要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同它的艺术表征联系起来研究：当前这种体系构建工作可以为艺术创作提供来自中华文明标识的感性符号表达需求和基本规范，而这种艺术创作也可以反过来为这种标识体系构建提供富于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表征。盛唐开放、多元和活跃的精神氛围成为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纵横挥洒天地，而在这块天地里纵横挥洒的李白诗歌也反过来成为人们洞悉盛唐时代精神氛围的艺术表征。“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假如“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评价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由此也可以说，特定时代的艺术创作以及艺术家有可能成为充当特定时代文明精神标识的感性符号形式，即艺术表征。

二、已有研究及主要思路

研究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及其艺术表征，有必要明确大体研究思路。相关学科学者已探讨若干方案。考古学者主张这种体系应通过系列标识性文化符号、历史遗迹及传统习俗来实证和展示，需兼顾这种体系的精神内涵和客观物质标志两方面。美学学者主张关注中华文明超越所有朝代的不间断重生历程，其“取象”工程应遵循生命与历史连续性、空间及视觉优先等五项原则。文学学者主张构建具有“世界可见性”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该体系应具有全球吸引力、展现差异和特色、具备可理解性等。有政治学者提出构建由精神标识、符号象征、物质文明标识、非物质文明标识等组成的体系。还有传播学者指出构建系统化的传播网络，要重视全感官识别与传播，推进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实现接力传播、植入传播及沉浸式传播。这些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意见都各有建树。

笔者和董晓萍教授联合担任首席专家的“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曾在2008至2010年间进行过在校大学生中外文化符号观调研。那时我们响应“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之需，把文化符号理解为“能代表特定文化形态及其显豁特征的一系列凝练、突出而具高度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集中调研大学生怎么看“中国文化符号”，其结果列出的“中国文化符号”前十名如下：汉语/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笔者还在2023年提出，现在应当从上次的“中国文化符号”调研进展和上升到“中华文明符号”调研，为此建议作三方面变化：在时间上上溯至更久远的中华文明源头，在空间上拓展到中原汉民族和四周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中华多民族区域，在性质上导向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还提出进行这种新的“中华文明符号”调研可继续关注由外到内的四层面构造：一是外显层面，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系统层；二是外隐层面，中华文明传媒系统层；三是内显层面，中华文明制度系统层；四是内隐层面，中华文明理念系统层。

这次探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代实践，面临着更新更高要求，故在研究思路上还应在上述基础上再作两方面的新调整。

第一方面，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概念调整。应在上述时间、空间和性质三方面拓展和变化的基础上，再增加两点考虑。第一点，从与自然相对的中国文化概念上升到体现不同文化价值尺度高低差异的中华文明概念。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之间诚然存在若干紧密联系而难以分离，但还是可以作大致区分。按照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论述，“文明”是指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发展演变进程，涉及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演变。它主要是指“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这些成就使他们得以“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也就是说，“文明”是指社会发展中“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如社会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发展等，涉及“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尽管这个“文明”概念最初意在传达西方社会对于自身“文明”的自豪，但现在不妨用它在更普遍的层面探讨当前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语境中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问题。可以说，同文化概念偏重于描述人类特定民族从自然界提升到人类精神高度的一般状况不同，文明概念更突出人类文化中那些令人珍视和自豪的方面，主要体现出同守旧、低级、消极、腐朽等负面价值不同或相反的进步、高级、积极、新生等正面价值。换句话说，同文化代表人类精神一般状况不同，文明则代表文化中体现进步、高级、高贵、尊贵等宝贵价值方面。

如此，鉴于文明具备尊贵价值，相应地需在这种体系构建中增加第二点考量：把迄今为止已被证明具备中华文明标识价值的历史上那些值得珍视的感性符号表征体系即艺术经典或高峰作品汇集起来，作为经典资源予以再生利用，即成为可再生经典，为新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实践提供示范标本。可再生经典，是历史上艺术经典中那些可以再生为当前社会生活建设新资源的鲜活部分。“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经”的性质和作用在于秉承圣人裁定，为万代传承树立典范，可以代表天下公认的公理，对于后世具备示范和再生价值。经典或古典会产生一般事物所没有的“奇理斯玛”(charisma)式作用。“奇理斯玛”是那种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原创性、神圣性和感召力的人物、行为、符号体系等的统称。“具有‘奇理斯玛’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与实际物体能够使其相关的人类经验秩序化。……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原创能力能够使这个范围秩序化，因此它能引发志愿的服膺与景从。……‘奇理斯玛’与权威的古典定义是汇通的”。传统经典或古典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对当代人产生富于“秩序化”的感召力。由此，需要有意识地梳理、挖掘和汇集历史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经典式或高峰式作品，让它们成为新的体系构建实践中具备“奇理斯玛”式力量的可再生经典资源。

第二方面，注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前创新实践。这就是不只是静态地研究这种体系构建，而是重在面对当代社会生活发展进程而探索这种体系中的创新因素并付诸实践，突出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代创新实践价值。与此同时，对于艺术界来说，为构建中的这种体系找到带有理想色彩和感召力的艺术形象表征和传播体系同样重要，正如黑格尔所谓民族精神的“纪念坊”或“标本展览馆”一样。这要求艺术界同样把这种体系构建问题当成自己的艺术创作问题，只不过主要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创作实践上去予以构思、筹划，以便形成有公共影响力的新艺术作品，其目的是给予正在从事这种体系构建实践的艺术家和社会公众以广泛的形象感召和精神浸润。

综上所述，当前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需要在原有四层面模型的基础上增添文明为尊、可再生经典和创新为重等方面的综合设定。

三、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模型

当前推进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需要做的工作之一便是探讨这种体系构建的模型，也就是形成一个合理且适用的立体式多层面模型，来简易而便捷地帮助展示和理解这种体系的系统框架。基于上述外显、外隐、内显和内隐等四层面模型和有关文明为尊、可再生经典及创新为重等综合设定，这种体系构建模型可以由下列五层面构成。为论述方便、使理解更直观，不妨转而按由隐至显的新顺序作简要论述。

第一层为内隐层面，即中华文明标识的价值理念导向体系。这是在这种体系中居于最高级而又最深隐层面的价值理念体系层，它在最高和最深处制导和支配中华民族社会结构、心理规范和行为方式，主要有天命、仁爱、正义、致中和、天人合一、致良知等范畴。这个层面最能揭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在世界多元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价值特性。哲学家张岱年在1937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围绕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等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有着天、道、气、理、心、性、仁、义等核心范畴。与西方哲学注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逻辑分析不同，中国哲学更强调人生价值和道德实践以及具备人文精神。他还辩证地指出了中国哲学同时具备活的和死的成分，活的如不做自然二分、宇宙为变易大流、反复两一、人生理想论、学说与行为一致、致知论等，死的如尚无薄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等。他到晚年时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在于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同时指出其也具有陈陋传统，如等级观念、浑沦思维、近效取向和家族本位，主张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传统之长短得失，以便由此“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今天应当在张岱年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讲”，依据“两个结合”思想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模型中重新梳理、概括和提炼其中最高深的价值理念体系，以便对整个体系模型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起到导向作用。

第二层为内显层面，即中华文明标识的社会制度动力体系。这个层面包括由上述古今价值理念内在地支配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心理规范、行为方式等基本制度及其日常运行，还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教育、贸易、社会交往、外交等相关制度措施，如“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欢乐春节”等。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相互联系的系列思想导向下的社会生活实践进程，正为这种体系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制度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制订的系列新举措，如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等，展现了当代社会制度对于这种体系构建的推动力。这个层面构成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模型的核心层面，直接影响这种体系构建的方向、方位、进度、效率和目标等方面，同时也会为这种体系的艺术表征发挥有力和有效的导向作用。

第三层为这次新增列的可再生经典层面，即中华文明标识的传统资源在当代再生利用体系层面。这个层面特别是基于“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而设立的，即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当代滋养。这要求挖掘和激活古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经典式或高峰式作品，让它们成为新时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创新实践范本。这可以是指历史上的艺术经典或时代艺术高峰，如先秦诸子散文、两汉乐府民歌、魏晋风度、盛唐气象、宋型文化、元曲、明清小说，也可以是指艺术群落或艺术流派，如竹林七贤、边塞诗派、江湖诗派、元四家、吴门画派等，还可以是指单一的艺术作品，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不过，这个层面具有一定的中介性和不确定性，依赖于第二层即社会制度体系的动力驱动作用和第四层即全球传媒机制体系的推广作用。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 北宋 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层为外隐层面，即中华文明标识的全球传媒机制体系。当前需要把这种体系纳入全球传媒机制体系中去构建和运行，让这种体系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中凸显自身的独特价值。这方面的古代品牌有先秦“百家争鸣”、兰亭雅集、西园雅集等，近年品牌有“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文化论坛”“大戏看北京”“演艺之都”等。唐代开放多元的传媒机制的当代启示值得重视：既有王维由衷赞叹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百官上朝、万国使节叩拜图景，又有唐太宗自诩的“条风开献节，灰律动初阳。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朝政盛况，还有李白眼中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之类的市井美丽风俗画，还可以加上白居易等儒释道三家代表的“三教论衡”式自由论辩风气。当前需要把这种标识体系构建纳入全球文化传媒机制体系中，设立有力、能落地而又有艺术公赏力的全球传播渠道及其相应机制。应当在网络文学、游戏和影视这“文化出海”的“三驾马车”在国际传播领域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总结中国艺术全球传播之得与失，探讨、制订和实践进一步强化和提升的新方略。这个层面应当是最贴近这种体系向外显示的直接关系成败的关键层。

第五层为外显层面，即中华文明标识的感性符号表征体系。这是这种体系中最具标识性和显示度的感性层面，也是最能让世界人民一见就知地见识中华文明标识的可感知外显层面。随着中华文明同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普及和深入，这个层面其实也可以成为如上四个层面的总汇集和总展示：无论是看起来高深的中华文明价值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还是感性直观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如长城、故宫、兵马俑等，都可以在此向中外公众集中表征其精神特性和艺术公赏力。艺术公赏力作为“艺术的可供公众心赏的公共品质和相应的公众主体素养”，要求跨越艺术家与公众之间、中国公众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差异而实现公共鉴赏。当代新创建的水立方、鸟巢、冰丝带、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北京“双奥”标识性场馆本身诚然也可以向外代表中国形象(尽管它们只是实用艺术品)，但如果能够同时创造出同这些“双奥”标识性场馆相应的审美的中国艺术品，这个表征形象体系才趋于完整。不宜仅仅满足于针对这种体系构建而对数千年可再生经典资源展开当代创意改编，而是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和创作出充当这种体系的新时代表征的新型艺术符号表意体系，以便让中外公众能够从中直觉地感知中华文明精神的当代风貌。如果当代各门类艺术家都自觉地致力于从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这种体系的艺术创造及其海内外传播，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能够赢得全球声誉的当代中华原创艺术品。

以上五层面模型只是出自个人目前的有限思考和浅陋认识，合适的方式是由有关权威专家和机构在严谨的调研程序及公众意见征询基础上形成动态而可调整的实践模型，再交由新时代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去持续检验和逐步完善。

四、当前艺术创作实践路径及四要素模型

说到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艺术表征，需要聚焦于新时代中国艺术界的艺术创作实践。艺术家们总是依据自身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天才构成等因素去创作，未必都会主动贴近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但如果他们中有人在有条件时注意将个人和团体的创作同这种体系构建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当前实践中作出更积极建树。这里拟梳理通向这种体系构建的艺术表征的当前艺术创作实践路径和相关案例分析模型。

最显眼的艺术表征创作实践路径在于中华文明经典传创。这是对历史上中华艺术经典实施传承式改编创作，发掘可再生经典的当代价值。中华艺术经典携带其与众不同的独特本土气质而较易于在当今全球各国激发关注。鲁迅说过：“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黑神话•悟空》和《哪吒2》在中外取得超乎寻常的成功，无疑同这种“有地方色彩的”中国神话体系经典形象在当代世界的奇幻式传播效应紧密相关。稍早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则属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衍生创意品，动画历史故事片《长安三万里》让大诗人李白及其代表的盛唐气象在动画造型中获得传承和创新。但对这种“地方色彩”不应过度美化或神化，而应注重为适应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需要而进行创造性改造。推进历史经典资源的当代再生利用是当前艺术表征创作实践的一条主路径。

近作改创也可以成为另一条路径。这要求对近期新创作而引发关注的艺术品进行快捷的跨媒介和跨门类改编创作，以便产生更大传播效应。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和《流浪地球2》改编自世界知名中国作家的科幻小说，电视剧《大江大河》三部曲和《繁花》等改编自当代作家近作，它们都产生了良好反响。而如何让这类艺术品在全球产生更大的传播效应以便增强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探索。

应当着力倡导和实践的是新作原创路径。这是指直接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件的艺术创作渠道。长篇小说《望春风》《应物兄》《人世间》《谁在敲门》都聚焦作家所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生活境遇，尽力展现当代人生体验和独到的观察及思考。这条路径也不排斥从往昔历史人物原型中汲取养分。话剧《苏堤春晓》把苏轼坎坷曲折的人生际遇浓缩到杭州任职期间作集中表达，发掘这位宋代文艺家同当代观众之间的共情点，形塑出当代观众眼中的“公务员”苏东坡。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在超大规格舞台和先进智能技术条件环境中，融合话剧、歌唱、舞蹈、提线木偶、人工智能、即时摄制、三维动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或手法，向观众展现敦煌石窟艺术的活泼雄姿和深厚魅力，突出“敦煌守护神”常书鸿那源自传统、触碰现实而又指向未来的沉厚绵长的精神感召力。这两部新作分别从往昔历史名人事迹中发掘故事素材或创意源头，注意运用当代社会生活视角去将其激活和衍生，让往昔人物精神在当代社会焕发生机。

话剧《苏堤春晓》演出照(来源：“中国国家话剧院”微信公号)

除上述三条路径之外，还需注意参酌外来艺术经典并从事异质文明经典移植的外作移创路径。这虽然无法归入正式创作路径之列，但也在运用艺术创作手段去呈现这种体系过程中有着参照价值。“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这要求学习和移植外国艺术之长以便作为中国艺术发展的镜鉴。当前需要在跨文化视野中参考和吸收全球多元文明精华，以利于中国艺术家和公众涵养世界多元文明眼界。国家话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近期分别移植契诃夫话剧《三姐妹》和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话剧《迷幻》，反映出中国艺术家对于外来艺术的交流互鉴态度。

回看近十余年的艺术创作，同数千年中华艺术经典持续向中外公众释放无尽魅力相比，真正足以列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成果的当代新创艺术品尚处稀缺状态。“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状况诚然得到一定改善，但总体上仍需付出艰巨努力。着眼于2035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2049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现在需要加紧考虑未来艺术创作对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更加积极和能动的建树。为此，需要分析新时代以来艺术创作中有望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艺术表征的当代实践案例，虽然它们同这种体系建构的要求相比可能还存在差距，但毕竟可以暂且成为未来高质量艺术创作的初级范本。

为了让这项工作具备可操作性，不妨提出一个有望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艺术表征的可简易识别的案例分析模型。这个模型不应当像上述五层面模型那样面对远为宽广多样的文明现象，而只是集中衡量可以通向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艺术表征范本的必不可少的四方面要素。一是全球公赏力，即中国艺术不能闭门独赏，而应同全球多元文明一道实现公赏，在包括中外观众在内的全球传媒机制体系里产生一定的公共传播覆盖面，赢得公赏声誉。这一要素代表核心目标，需放到最突出位置，因为如果没有全球公赏效应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的世界性意义。二是中华表征或象征，即创造出让全球公众能够直觉地识别和公赏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物。这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具备高显示度和感召力的东西。三是美美异和，即不是试图以中华之美去驱离或取代他者之美，而是让它同其他多种不同美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并和睦相处，形成多元文明之美的相互共生局面。美美异和“就是美己美人而又相异而和……其实质是美己之美与美人之美之间达成相互协调但又同时保持各自的异质性存在”。这是效果要素。四是传世潜质，即具备可以传诸后世的艺术经典或高峰的潜在品质。这属于指向未来的待定要素，留待后世验证。这样组成一个简陋的“文化出海”四要素模型，把全球艺术公赏力、中华表征、美美异和及经典传世潜质等四要素纳入，其核心目标在于让中华艺术表征产生全球公赏力。这或许可以用来识别当前中国艺术品可能携带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全球表征价值及其效果。近十多年来的艺术创作中具备其中一项要素的相对多些，具备两三项的偏少，而全面具备这四要素的可谓少之又少。这里依个人浅见而拈出初步符合上述四要素的几个案例来讨论(不限于此)：舞剧《朱鹮》(首演2014)、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演2021)、电视剧《三体》(2023)、科幻影片《流浪地球2》(2023)、动画影片《哪吒2》(2025)。

舞剧《朱鹮》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初步符合上述四要素要求。就第一项全球公赏力看，《朱鹮》自2014年至今在海内外演出已超过350场，其中海外巡演占比超四分之一。预计2025年新一轮巡演过后其海外巡演占比将超过三分之一，其中日本场次高达135场。该剧还曾赴美国演出5场，被《纽约时报》予以报道和称赞，被美国室内芭蕾艺术总监及创始人乔尔•本杰明称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展现了从“忧郁的绝望到纯真的希望”，“这只扇动着美丽双翅，名叫朱鹮的吉祥鸟，承载着希望，传递了人类对自然的那份挚爱”。《波士顿环球报》评论：“以夺目的编舞、绝美的舞台及服装，呈现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同《朱鹮》早已蜚声海外相比，2021年才开启巡演的《只此青绿》也已“在国内外演出680多场，剧场观演超过120万人次，走进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它不仅在国内数百场演出中受到观众赞美，而且也得到外国观众的好评：“舞者们用身体语言完美诠释了中国山水画的意境，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艺术。”一名纽约观众还追问“名画背后的传奇故事，让我对那段历史非常好奇。在中国的博物馆里能看到这幅画吗？我得策划一趟旅行了”。土耳其观众赞扬说：“通过表演看到了中国画作艺术品从古代到现代的重要性。”在第二项中华表征上，两剧分别推出带有中华形象独特标识性造型的“鹮仙”和“青绿腰”，分别被誉为“东方《天鹅湖》”和“东方美学的代表”。这两种中华表征形象确实收到了令人惊艳的美学效应，让世界公众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产生了新的体验。在第三项美美异和上，这两种中华艺术美可以同国外他者之美如《天鹅湖》等西方文化经典美之间形成“和而不同”的关系。在第四项传世潜质上，前者以珍稀动物朱鹮的当代保护为素材，通过鹮仙与樵夫/记者的款款深情和生离死别故事而同中外观众分享当今全球绿色文明理念和中华民族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识，后者从宋代青绿山水名画《千里江山图》萌生创意，为全球公众带来青绿主色的东方视觉美学奇观。这两部舞剧在世界舞台上初显中华文明体系中既独特而又卓越的艺术品质，或许有着在未来继续传世而增值的潜在可能性。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演出照(来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微信公号)

电视剧《三体》和影片《流浪地球2》都改编自同一位有着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的科幻小说。从第一项全球公赏力看，《三体》不仅受到国内观众好评，并且在海外超过20个国家播出，引发热烈反响，登上WeTV北美地区播出TOP1；在海外权威影视网站IMDb的评分达到8.0分，单集评分高达9.9分。另据报道，该剧在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美洲、欧洲、中东、大洋洲、印度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发行并掀起追剧潮，在YouTube平台观看人数超450万，IMDb评分连续19集突破9.0，其中单集最高评分达9.9。《流浪地球2》作为中国科幻大片新作赢得国内观众赞誉，其北美票房为659.5万美元，有评论者肯定它“讲述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很棒的视觉效果，而且来自中国。很高兴看到科幻电影行业的新竞争”。这样的海外票房业绩在近20年国产片中已属上乘。就第二项中华表征看，前者的“三体星系”模型和后者的“太空电梯”和“行星发动机”等系列造型，分别能够表征中国艺术家对于未来科幻世界的中国式创造。在第三项美美异和上，这两种中国科幻形象之美同《2001太空漫游》《星际穿越》等影片之间虽有某些文化差异，但可以相互媲美。在第四项传世潜质上，两者分别从不同视角提供了中国艺术家独特的宇宙体验创意模型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和平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方式。这两部科幻影视作品已可以成为近十年来中国艺术实现海外传播并且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上产生表征性意义的重要成果。

至于目前热映中的《哪吒2》，就第一项全球公赏力看，其国内传播效果堪称神奇。到本文截稿时止，它凭借135.75亿元的国内票房奇迹已攀登至中国影史最高峰、还同时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片冠军并升至全球影史票房榜第八位。该片连续三周登顶全球周末票房榜冠军，在北美首周末以721万美元成绩列周末票房榜前五，在大洋洲排片规模达124间影院，同样创近20年华语片在该地区的排片纪录。其近期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上座率超过90%，在国际知名影视评分网站IMDb获得8.3的高分。目前其北美和澳大利亚票房合计达1469.6万美元。在第二项中华表征上，该片构建起以主人公哪吒的“魔童”造型为中心的包括玉虚宫、海底龙宫、混天绫、定海神针等在内的动画形象系列，有可能被中外公众感知为中华神话形象的鲜明标识。就第三项美美异和看，哪吒、敖丙、太乙真人等中华神话动画形象可以同宙斯、波塞冬、海格力斯、辛巴达等西方动画形象之间各显其美而又和谐共生。从第四项传世潜质看，哪吒形象身上的叛逆、重义和率真等典型性格突出，显然在道家审美精神(率性、自由、绝圣弃智等)中兼融进儒家(仁爱、义气等)和佛家(慈悲、放下等)元素，可以作为中华文明精神的标识性表征而加入当代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中。同时，它还在影片的喜悲融正风格上取得新开拓：以喜剧方式吸引观众趣味，用悲剧性激发观众情怀，最后在正剧中树立主角的正义品格，从而得到观众的认可和肯定。

以上简要案例分析，目的只在察看近十余年来新创艺术品中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表征状况，不可能由此直接得出它们已成为这种体系的艺术表征的终极结论。应当看到，可以列为这种体系的高质量艺术表征范本的当代中国艺术品还是相当稀缺，即便是上述五个案例，在海外传播中的规模、范围和好评程度都还有限，当代中国艺术携带这种体系走出国门而持续赢得世界各国公众接受的任务仍然艰巨。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持续提升中国艺术原创力、产业制作效能并建成高质量艺术品可持续循环再生产机制，进而着力增强中国艺术的全球传媒素养和能力，以便切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有理由把上述五件作品不是作为当前艺术表征实践的终极范本，而是作为面向未来新高度奋力攀登的新起点。

五、艺术表征的当世确认、延后追认及世界承认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成果及其艺术表征成果，总是需要在当世得到即时确认，因为人们迫切需要随时回头反思和测量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前进足迹。但毕竟在实际中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难题，其主要之一在于，同时参与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创造的社会各界林林总总，有时难以及时找到共通标准。政治经济界、思想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对外交流界、艺术界和民间社会等可能会各有其当世的瞩目点，暂时无法达成共识，而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逐渐检验和协商。史学和考古学界、美学界和艺术界等在遴选这种体系的艺术表征物时，也会各有其选择面向。即使是艺术界内部，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美术、书法、设计等不同艺术门类也各有其选择方案。当代社会各界在面对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时会各有所思所念，难以形成一致。

还应看到，历史上的艺术经典或高峰常常需要后世的延后追认。当世就被确认的艺术经典诚然不少，如李白、欧阳修、苏轼等在世时就名满天下，但也往往有不少艺术家和作品需要延后一段时间才能在后世被追认，如陶渊明、杜甫等。艺术经典或高峰总应当是“传世之作”，而“传世之作”意味着必须等待不少于一个“世”(约30年)的后续验证才能成立。这就导致一个约定俗成的艺术高峰规律即高峰后效和延后追认的产生：“高峰艺术品不能只在当世被认可，到后世就湮没无闻，而必须依赖于后世的承认，否则就谈不上文艺高峰。……真正的文艺高峰都是需要延后一段时长，由后世去回头追认其效果的，这可称为高峰后效。”笔者在有关文艺高峰的课题研究中意识到，“只有到后世也仍获承认的才是真高峰”。这样做也会连带导致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出现延后追认的情形，因为只有真正具备“传世”效应的艺术作品才有资格被公众心悦诚服地列入这种标识体系中。

同时，也正是由于高峰后效和延后追认的存在，艺术研究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的积极作用才会展现出来，有机会承担起追认历史上曾被传统成见或偏见所阻碍或忽视的艺术经典或高峰并给出充足理由的使命。在这方面，宋代苏轼等对六百多年前陶渊明的延后追认和金圣叹对早已流传多年的《水浒传》作出新评价，都是批评家追认高峰或经典的实例。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为一生寂寂无名的法国画家保罗•塞尚所作的延后追认为全球瞩目。他在塞尚去世之年发现其在“现代艺术”或“抽象绘画”发展中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从此通过策展、演讲和撰文等方式全力推崇：“我一直歆慕塞尚……我感到他要比我一直所认为的还要伟大得多。他的作品具有最伟大的艺术原创者那种令人困惑的神秘品质。”他从理论上阐发塞尚在“纯粹形式关系”上的新探索，指出其《带篮子的静物》“带着一种也许更为庄重、更为严肃的语调，述说着同样的造型格言。用了什么样的魔力，他才赋予这些基本形式以如此重要而又庄严的效果啊！……塞尚将这些对象从我们的世界中撤离；它们被转移到了一个纯粹精神的世界，通过它们的和谐与对比，它们实现了一种被赋予了极其深刻而又无法表达的雄辩的视觉交响曲”。艺术批评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批评去发现被忽视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开创性贡献，从而以延后追认的方式为确认该艺术家及其作品作为特定文明标识体系之重要一员而作出关键贡献。

还有一点也需关注：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艺术交流具有特殊性，文化经济壁垒、艺术传媒条件、民族心理惯例和文化成见等都可能导致中国艺术的全球传播和公赏力推广难度增大，包括所谓“文化折扣”。“文化折扣”又译“文化贴现”，是指国际市场中文化产品因携带文化背景差异而不被其他地区受众所理解，导致原有价值发生变异的现象。“跨境交易后的电视节目或电影的文化贴现的产生是因为进口市场的观赏者通常难以认同于其中描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历史、制度、神话以及物理环境。语言的不同也是文化贴现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配音、字幕、不同口音的理解难度等干扰了欣赏。”美国影视产品由于长期的全球文化霸权和市场垄断等缘故，其“文化折扣”向来不大：“许多娱乐性的、一般性的、实验性的电视剧节目和电影在相互竞争的、多种语言共存的美国国内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同样“也在大多数国外市场上获得了成功”，从而“显示这些节目和电影的文化贴现相对来说要小一些”。相比而言，主要依托汉语的中国艺术品在海外传播上可能遭遇更为巨大的“文化折扣”。

应当看到，越是具备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内涵的那些艺术表征形象，越有可能因其本土涵养成的独特性而在同当代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交流中遭遇“文化折扣”的损耗。《哪吒2》中太乙真人说的“川普”(即四川普通话)，在国内可以让观众会心会意地微笑，但到海外影院放映时观众因听不懂中文而只能靠外文字幕去阅读和理解时，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对于该片的海外境遇，有分析感慨欧洲市场壁垒的集体抵制，也有分析坦陈“部分非华裔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显然难以理解这部扎根中华神话的影片，导致多个影院的上座率低迷”。这些问题无论怎样看待，都需要引起注意。这就要求在实施跨文化艺术传播时注意主动采取合理有效的变通或补充策略，力求让本土独特性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而作必要的转化和融通，以便让其产生既独特而又全球可公赏的艺术效果。在这方面，如果未来《哪吒3》能够在此基础上作改进和提升，想必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上同时取得更好绩效。

当前中国艺术需要通过持续努力去应对“文化折扣”及其他复杂难题，以便寻求来自海外他者的更多理解、承认和认同。首先需要他者愿意来作友好理解，其次给予平等的地位承认，最后才是倾心认同或赞美。“承认”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中介价值：它成为由初始理解通向最后认同之间的必经桥梁。有当代哲学家指出，文化上的“承认”对于“认同”十分关键：“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所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会遭受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如果围绕着他们的人群和社会向他们反射出来的是一幅表现他们自身的狭隘、卑下和令人蔑视的图像。”在当今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中，我们的文明如果得到其他文明承认，会有效提升自信自强，而反之则会“遭受实实在在的伤害和歪曲”。所以，为了获得“认同”必须首先争取“承认”。另据研究，社会冲突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为承认而斗争”。主体在社会上获得承认通常通过爱、法律和团结等三种形式。“与爱、法律和团结相关的承认形式提供了主体间的保护屏障，保护着外在与内在自由的条件，无强制地表达和实现个体生活目标的过程就依存于这些条件。”这三种承认形式在社会上遭遇缺失或损毁时会引发社会冲突，这就需要以“社会斗争”方式去重新争取社会承认地位而获取自尊和自信。“为了获得成功生活的规范普遍性，始于个人完整性主体间条件的努力，最终也必须包罗相关社会团结的承认模式，而团结只能从集体共同的目标中产生出来。这些目标本身服从于在法律上被裁定的一切主体的自主性所建立的规范制约，这个事实又源于它们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因为，在关系网络中，他们与另外两种承认形式即爱和法律是共存的。”当前中国艺术在面对全球传媒困扰时，不应幻想坐等别人恩赐“承认”，而需以积极进取、耐心又务实的“社会斗争”姿态，去多形式、多方面和多渠道地争取理解和承认，进而迈向更高的认同之境。而吸取往昔经验和教训，创作出可以赢得中国和外国公众同样信任和倾心公赏的艺术品，才是实在的。

面对上述难题，急迫而关键的方面在于建设起一种自主、宽松和富于原创力的社会制度环境，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代实践释放出不竭的动力源；加强中华文明价值理念和艺术经典或高峰的研究、遴选和宣传，拓宽和激活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资源库；在实际运用五层面模型及四要素模型时引入“传世之作”所需的延后追认机制，放宽心态交由时间和历史去检验；还需要建立开放多元的全球传媒机制体系，以便在全球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让携带这种体系的表征信息的好作品真正获取全球理解、承认和认同；最直接的是提升高质量艺术表征之作的批量创意素养、循环再生产产能和全球有效传播能力。

以上对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的当代实践的初步摸索，难免挂一漏万，未尽事宜尚多，有待未来深入和拓展。当前推进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与其说是为了快速找到答案或获取当世确认，不如说是为了贴心理解和倾情激励那些旨在朝着这种体系构建及其艺术表征实践的长远目标而踏实前行的建设者们，无论他们是自任创新使命的艺术家还是热心艺术公赏的社会公众、也无论是开明而务实的艺术管理者还是潜心探究传世价值的艺术研究者。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王一川 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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