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刊发民族文艺新观察专题，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杜书瀛专访，刊发对“意象”阐释、阐释学视域下图像读解、主题性美术创作、网络文艺、电影工业美学、话剧《主角》等的研究文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历久弥新的璀璨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完成国族想象与民族认同的重要脉络。近年来，直播打赏平台异军突起，显示了其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本文即聚焦于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试图以媒介理论为基础，描述传统文化在这一以电子硬件、互联网软件为基础的新兴平台中的生存状态、发展可能，以及其在整合身份认同、历史资源方面已然发挥的作用，并触及到一些尚在“萌发”阶段的问题，召唤更多目光的关注，以期共进。
数字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趋近经历了一个“信息化—在线化—智能化”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并形成了由“在库”式静态保护到“在线”式动态传承，再到“在场”式活态发展的非遗数字化进阶之路。以地铁路线图的形式对其进行可视化，从中可以析出数字化技术创新、相应的制度设计以及多元参与者涌现三个研究维度。这一非遗数字化路线图清晰地展现了技术、规制和参与者三方在各自的数字化轨道上并行不悖的同时，于关键的数字化节点上亦形成了交汇乃至聚合的态势，并由此生成了互补互益和共享共创的协同联结关系。未来，应循着数字化协同创新逻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将成为不断自洽的研究议题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场域。
在西方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传统中，空间都被视为再现的主要对象，因而图像被认为是静态的。随着19世纪印象派的崛起，艺术家开始探寻图像的运动感，尝试在二维平面上“暗示”时间。然而，只有在晚近的当代艺术中，一种真正让时间“显形”的艺术才得以发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艺术”。时间在艺术中从“再现”走向“显形”的过程，经历了重要的媒介意识转换，并且出现了几个关键的艺术观念节点。本文意在探索当代艺术与时间的关系转变，并解析其背后的艺术与哲学动因。此外，透过当代艺术时间观的转变，本文也提供了一个艺术的哲学化样本：一方面，哲学热衷于解释形形色色的观念艺术；另一方面，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转变，成为一种“行动的哲学”。
王朝闻在美学方面成就卓著，不仅主编了《美学概论》（1981），更在十年间完成《审美谈》（1984）、《审美心态》（1989）、《雕塑雕塑》（1992）等美学专著，架构出完整的审美关系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美学体系。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本土文化传统，运用辩证法、心理学、比较法，将审美关系、审美主体作为研究重心，揭示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规律，并开创雕塑艺术美学研究。其美学成果以独创性、多样性和鲜明个性拓展丰富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推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发展。
古风歌曲是中国风歌曲在网络时代的表现形式。其歌词汲取了古诗词等传统文艺形式的精髓，以拼贴、重构等创作手法，凭借网络原创的标签打造了流行音乐的新风格，呈现出跨界破壁的强劲发展趋势。对于古风歌曲歌词的文艺检视，是以一种维护人文精神和文化尊严的理性态度，倡导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维，在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的特性，以激起新一代年轻受众的强烈文化认同。
在明中后期心学思潮的影响下，书家对待“师心”与“师古”有着不同程度的侧重。以徐渭的“真我”观与董其昌“仿书”现象为例，本文通过比较二者书学思想与实践路径的异同，在徐渭“不求似而有余”与董其昌“不似之似”的美学命题中探析其共同存在的创作自觉，继而追问在“宜俗宜真”和淡雅的迥异风格背后二者形而上思想的不同旨归。即在心学思潮和佛学复兴的背景下，徐渭的顿悟思想以及董其昌的“游戏禅悦”使二者在“自性”的张扬与隐匿之中实现审美主体的自觉，在顿悟与渐修之间实现由法度到超越法度的路径创新。
在公共艺术博物馆的演化过程中，始终存在对它的质疑，这甚至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被称为“博物馆怀疑论”。格罗伊斯认为，冲破博物馆的束缚旨在超越封闭的艺术场域，使艺术回归现实，再度变得鲜活。然而，恰恰从博物馆的视角出发，高墙之外的现实世界看起来才是鲜活的。身为收藏空间，博物馆是第一性的。现实通过与博物馆已有收藏的比较被定义，现实与博物馆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是无价值的世俗空间，后者是有价值的、被区隔出的文化档案库。
苏联电影输出中国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50年代的顶峰之后，于60年代中期趋于沉寂，80年代后再度开启。苏联电视剧也从80年代后登陆中国。新世纪之前的苏联影视剧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民族记忆。新世纪之后，随着这种民族记忆的唤醒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传播，这轮传播的途径和目的也更为复杂。苏联 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对中国本土影视剧的国际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2021年12月18日，中华美学学会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以“当代风尚、理论视界与审美文化研究的空间”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审美文化理论的拓展”“传统与当代对话”“审美文化的新风尚”三个角度入手，结合中外思想，拓展审美文化的理论来源，反思审美文化中“传统”与“当代”的断裂与延续，把握当下审美文化最新的动态与风尚。
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8月28日至30日在线成功举办。会议以“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为主题，围绕“当代语境与文学理论的未来”“当前文论话语的问题与出路”“理论的处境与批评的位置”“新媒介的审美潜能”“西方文论的历史形态与当下变迁”“重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诗学”“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与再造”“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重构”这八个议题，反思并追问了重塑文学理论知识的现实感与知识路径的诸多认识层次，对推进当前文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漫画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兼奢侈品，也是我们提神醒脑的清凉油。郑辛遥漫画《智慧快餐》以直击世道人心的选题、抵达纯粹漫画的运思、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30年来成为上海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和上海市民喜欢的一出都市轻喜剧，而其深层则是上海人以幽默的方式对现代人的智慧而深刻的反思。高节奏、高强度的现代生活也迫切需要幽默的润滑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广阔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的健康进步与发展。繁荣漫画，我们要努力为讽刺艺术的创作、生长创造必需的良好、宽容的文化生态环境，并为优秀漫画提供经常性的发表平台。
作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达•芬奇身上的“西方性”固然毋庸置疑；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西方化”形象的流行，却有意无意地导致他身上同样重要的“东方性”和“世界性”因素遭到遮蔽，致使达•芬奇之所以伟大的真实原因，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4年西葡两国制定瓜分全球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是影响早期现代世界史、重塑东西方历史命运至深至巨的三个重大时刻。与这一时代同框的达•芬奇，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会对于他的时代作出怎样的回应？作为地图圣手的达•芬奇，他是否意识到他所在世界的整体性？又是如何认识这样的整体性的？他画过这样的世界地图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位于怎样的空间位置？对于构筑这个世界的整体性，他又有过哪些匪夷所思的规划、想象和贡献？本文是笔者关于“达•芬奇与东方”系列研究的第一篇。
《中国文艺评论》（刊号CN 10-1342/J）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学术月刊。本刊竭力倡导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坚持导向性、专业性和学术性，努力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作用，努力成为繁荣文艺评论的重要阵地，引导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凝聚评论人才的重要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
本刊紧紧依托全国文联系统所联合和团结的各方面、各领域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的力量，致力于追踪和研究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评论发展前沿问题，突出学术性、当下性和针对性，努力开拓文艺理论新天地，开创文艺评论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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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谭续记》的问世意义重大，它提升了《夜谭十记》的文学史价值，提高了马识途的文学史地位。从酝酿到出版，“夜谭双记”穿越八十余年遥远而有力的呼应宣告了“新龙门阵”书写范式的出场：在结构上，以“连环性外加框架”借鉴西方小说叙事；在价值上，突破“龙门阵”因果报应的传统价值取向；在叙述上，继承和创新了川籍作家“龙门阵”叙事。从《夜谭十记》到《夜谭续记》，“夜谭双记”展现了马识途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气派的一贯追求。
侨批是华侨华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经济行为。长篇小说《平安批》通过潮汕商人郑梦梅在暹罗从事侨批事业的拼搏与奉献生涯以及他背后整个家族奋斗故事的书写，展现了潮汕侨胞心系家园故土、支持家乡建设与祖国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家国情怀和潮汕精神。作者通过人物塑造与艺术叙事，在讲好中国故事、揭示潮汕精神当中，实现了文化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合。小说融理性思考与文学书写于一炉，为地域文化的书写树立了典范。
我反而期待与话剧相逢，期待在那个更能阐发理性思辨光辉的戏剧中，让戏曲的诗意美、形态美穿梭于话剧舞台之上，找到我对话剧的另一种自由创作方式，这或许可为“中国学派”的导演理想尽点儿绵薄之力。
《长城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序厅陈设的主题壁画。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壁画对民族形象的重塑”“融山水与风景为一体的多维视角”和“漆语的绘画性探索”等维度对该壁画的艺术特征与语言探索进行了剖析，认为该壁画主体形象既融会了中国现代壁画史所有相关祖国山河描绘的视觉元素，也充分调动了最具中华文明历史标志性的长城形象，来寓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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