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艾伦·索卡尔、 [比] 让·布里克蒙著《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

针对索卡尔针锋相对的讽刺和批判，后现代思想家安德鲁•罗斯、布鲁诺•拉图尔和安德鲁•皮克林等人作出了有力的回击。然而，该事件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科学事实与人文性批判之间的知识论之争，更是在微观层面文艺批评的限度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当然可以紧跟后现代理论的步履，探究某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话语、文化政治、性别偏见、意识形态等，可是在面对科学事实时，特别是在跨学科的语境中，文艺批评家对不了解的领域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更加谨慎，不能惯性地执拗于社会建构背后的权利话语博弈，而对科学证据和史实视而不见，或一笔带过。否则，这种文艺批评的效力不仅会被大大削弱，而且甚至会成为另一套理论的权利话语乃至“理论霸权”。换言之，跨学科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应有一定的限度。

诚然，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扩大了文艺批评的对象，通过介入泛化了的“大文本”，批评家可以诊断文本外之事所塑造的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性别、种族、阶层、社会操控因素以及隐匿在客观事实中的殖民话语等。此种批评话语中常见的词汇包括祛魅、揭露、审问、拆解、颠覆，等等，在此种“怀疑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的思维框架中，似乎任何一种知识都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权利结构或意识形态，等待着批评家去拆解、阐释、祛魅。针对此种无限度的文艺批评的现状，布鲁诺•拉图尔提出了另一种文艺批评的思路，也在不经意间开启了“后批判”的文艺批评模式。

尽管拉图尔之后的论述为索卡尔所引发的这场科学和人文之争降温，可是研究“科学学”出身的他依然对后现代文艺批评的危机作出了反思，他认为这场“科学战争”看似是“茶杯里的风波”，其实反映了现代性的深层次转型，并以此开辟了对新的批评路径的思考。2004年，拉图尔在《为什么批评已经失去了动力？》(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这篇论文中对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和工作目标作了重新的定位。他发现学院内激进的左翼文艺批评家看似进步、心怀人类福祉，实则居然和阴谋论者的言论殊途同归。他以饱含自嘲的语调写道：“我们这些学院中的批评家喜欢诉诸更加高尚的缘由，像是社会、话语、知识/权利、合力之场、帝国、资本主义等，而阴谋论者喜欢描绘的是一撮可悲的、抱有歹毒之心的贪婪之徒，可是我发现二者在阐释结构方面有相似性，这令人警惕，其一是怀疑之心，其二是对于深藏于暗室底部的事物进行因果论阐释的谋取钻营。”拉图尔进一步指出，这两种论调尽管出发点完全不同，可又极为类似，都蕴含了一种“批评的野蛮性”(critical barbarity)，批评家要么是秉持一种虚设立场，从“反拜物教”的视角出发，羞辱那些天真的读者，认为他们的信仰系统以及诗歌、体育、时尚等文化产品不过是自我欲望投射的偶像，是拜物教的产物；要么秉持实证立场，从实证的视角检视事实，认为其看似自由的表达不过是一种政治无意识，所谓的事实其实是受到种族、阶层、性别和社会操控等因素的制约。这种文艺批评方法的后果是，批评家看似全知全能，实则脱离现实、远离文本，困锁在批评话语的闭环，迷失在现实贫瘠的荒原。文末，拉图尔呼唤一种新型的批评立场和情感结构：这种立场既非虚设立场(fairy)，也非事实立场(fact)，而是一种公平立场(fair)，批评家应当是一名“健康而稳固的实在论者”(healthy and sturdy realist)；就批评的情感结构而言，批评家应该锻造一种“固执的实在论姿态”(stubbornly realist attitude)，从而把实在论中的“实在”从“事实之事”(matters of fact)转为“关怀之事”(matters of concern)。换言之，拉图尔呼吁的是一种文艺批评情感结构上的哥白尼革命，批评家的工作不再是“批评”，而是搭建、组装、关怀。如他所言：“批评家不是揭穿真相的人，而是组配之人。批评家不是掀开天真的信徒脚下地毯的人，而是为参与者提供聚集场所的人。批评家不是像戈雅画中那位醉酒的偶像破坏者那样，在反拜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随意交替，而是这样的人，他知道如果某样东西需要被建构，那么他深知其脆弱性，因此会格外小心和谨慎。”可以说，拉图尔深感后现代之后的文艺批评愈显乏力，倡导扭转批评家的情感姿态，从深度揭露真相的批评情感中跳脱出来，转向以浅层的、关怀式的情姿介入文本，并与大众、媒介建立联系网络。如此一来，批评家可以规避对未知领域浅尝辄止、自圆其说的批判方法，对自身的身份加以重新定位。尽管拉图尔之文重在呼吁批评家从以往的批评范式中抽身，不落入某种特定批评话语的牢笼，而不是在实操层面为乏力的学院派文艺批评开具药方，但无论如何，他的观点对如何处理文艺批评的限度、力度和情感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

二、后批判的情感维度：表层阅读、修复性阅读和复原阐释学

基于当下欧美文艺批评广度扩大、深度愈增而力度衰微的现状，拉图尔呼吁重塑批评家的情感坐标予以应对，这一点也得到英美文艺批评界的积极响应。近15年间，特别是在拉图尔的扰动下，欧美学界的“后批判”(postcritique)话语呈现日渐勃兴的趋势。后批判之“后”对应的是后现代文艺批评的“前”，可以说，后批判理论家试图更新后现代文艺理论之后的文艺批评，为当下的文艺批评赋予新的要义和使命。值得指出的是，此种批评话语并非简单地回归后现代文艺批评之前的“新批评”，也不是在学院内部刻意地为“文艺批评”划定学科边界，而是从战后文艺批评的茧缚中抽身，化茧成蝶，以情感的维度为文本阐释寻找新的路径，修补学院派批评家、文本、文艺创作者和阅读大众之间的裂隙。美国文学批评家斯蒂芬•贝斯特和莎朗•马库斯提出的“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以及塞吉维克提出的“修复性阅读”(reparative reading)等后批判的概念重新激活了学院派文艺批评。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都可被划为“症候性阅读”，此种阐释文本的方式是基于一种“深层/表层”的二元结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症候性读者通过发掘文本表面的缝隙、缺失和缺口等问题来寻找文本所象征的深层意涵。在贝斯特和马库斯看来，“症候性阅读”往往执着于文本深层的象征意义，反而忽略了文本自身显而易见的意涵。表层并不是肤浅，它指的是“文本中明显的、可察觉的、可被理解的事物；它们并没有被隐藏；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说，表面是长度和宽度，而不是厚度，也更谈不上深度”。表层意味着“被看”(being looked at)，而不需要被“看穿”(see through)。在批评实践中，马库斯也践行了这种“表层阅读”视角。在《女人之间：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友谊、欲望和婚姻》一书中，马库斯质疑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研究中将女性同性欲望解读为男权社会的压抑这种视角，认为这种症候性的阅读反而忽视了此类文本中光天化日下显而易见的“女性和睦情节”(the plot of female amity)或者说女性友谊。与此类似，玛格丽特•科恩认为深层的文本阐释并非适用于所有文学类型。与詹姆逊对于康拉德小说审美现代性转向的阐释路径不同，科恩发现19世纪的海洋冒险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航海技艺的描述，此类显而易见的文学事实并不需要解码，也并没有指涉某种深层的意义，而是作家在蒸汽轮船航海时代对帆船技艺的再现或者怀旧。

与此类似，美国批评家塞吉维克也指出，反观20世纪的文艺批评，那些本来极具启示性和批判性的文艺批评如今显露出“预料之外的、乏力呆滞的副作用”(unintentionally stultifying side effect)。她认为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精神分析等文艺批评背后隐藏着一种偏执(paranoia)的批评立场，这种偏执的“强势理论”(strong theory)几乎统摄了当下的文艺批评，成为一种排他的理论话语。在塞吉维克对偏执的概念辨析中，她摒弃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体系，转向具有修复性的、梅兰妮•克莱因关于“部分客体”(part-objects)的精神分析理论。克莱因主张遭受偏执困扰的儿童或者成人可以“通过组装(assemble)或者修复(repair)那些具有破坏性质的部分客体，从而通向构成类似完整性主体的可能”，她把这个修复性过程称为爱。据塞吉维克所言，一名修复性的读者应该是“向知识和焦虑的偏执性决定论投降，意识到任何看起来不可想象的恐惧感都是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名秉持修复性立场的读者很有必要去体验意外之事。因为会有很可怖的意外，也会有好的意外。希望经常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一种创伤性的经历，然而它也是一种能量，修复性读者可以通过希望重组她所遇到的碎片和部分客体”。这种阅读立场与塞吉维克对美国酷儿群体的研究脉络契合，她发现酷儿群体的阅读体验无法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加以合理阐释，当酷儿阅读文学或创造和欣赏艺术的时候，他们并非偏执性地挖掘文本的深意，或者带有目的性地批判制度或权力的压迫，而是在阅读具有暴力性的文本过程中修复那些“部分客体”，从而思考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美国文学批评家芮塔•菲尔斯基同样意识到拉图尔所说的当下文艺批评的危机，她指出：“对于大量年轻学者和许多老牌批评家来说，批评精神正在失去吸引力。一方面，这种幻灭感与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紧缩等更大危机交错相生。另一方面，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也充满活力和热情，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学者们正在面对并重新构想该领域的主导范式。”她认为当下的文艺批评已然落进保罗•利科所说的“怀疑的阐释学”的死胡同，这种先入为主的怀疑情感态度主导了一系列不同的批评实践，包括症候式的阅读、福柯式的历史主义以及那些在各种文本中企图越界或抵抗的批评方法。尽管实践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此类批评话语都表现为一种怀疑的情感姿态：“将戒备、疏离和谨慎的态度(即怀疑)，与可辨识的批评传统(即阐释学)结合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批评既关乎哲学和政治，也涉及情感和修辞”。也就是说，文艺批评这样的学术研究中不仅包括对文本的解读，更包含了一种批评家隐藏的情绪或者情感。菲尔斯基警惕批评家情感中自带的顾虑、怀疑、担忧、不安和反抗等情感“私货”，质疑“批判性”作为文艺批评唯一衡量标准的合法性。她诘问道：“为什么批评家总会不假思索地去审问、揭开、暴露、颠覆和拆解，去破除神话和打破稳定，去提出疑问和表达愠怒？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确信文本做了重大的隐瞒，因此批评的任务就该是找出文本深处和边缘的隐藏之物？为什么批判总是被誉为最严肃、最严谨的思想形式？”诚然，菲尔斯基所质疑的正是这种预设的、被推崇的批评家人格和立场，此种批评家“多疑善查、高度自觉、冷静精明、警惕不懈”，而批评的立场和理性交织，进而接近真理。

[美] 芮塔•菲尔斯基著《批判的限度》

菲尔斯基呼吁转向一种“复原的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restoration)。复原性的阐释意味着读者“享受语言的充沛，而不是抱怨语言的贫乏；文本的潜在意义‘栖居’在第一层含义中，而不是曝露、颠覆或取消后者。以这种方式进行阐释，就是让自己成为文本的受话者，聆听文本传递的信息或者宣告，读者服从某种文本的在场，而不是对谁的缺席开具诊断证明。书面文本不是掩饰真理，而是揭示真理”。也就是说，秉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过度高估了自己的批判性，却对显而易见的文本表面的意涵选择忽视或嗤之以鼻，复原的阐释学重在回归文本本身的行动力，既非过多阐发文本间隙中的言外之意(即向下挖)，也非以“陌生化”的态度远观文本使其变得可疑(即靠后站)。这两者分别与弗洛伊德、马克思文艺批评传统和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批评传统相对应，前者试图揭示意识形态的假象，后者试图摆脱日常语言的机械性及其带来的思想桎梏。在菲尔斯基看来，这两者在情感层面是类似的，无论是近读还是远读，批评家对待文本依然秉有怀疑的态度。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菲尔斯基呼唤一种“向前站”的姿态来看待文本，从而重新赋予文本本身的社会性底色。她谈道：“与其在文本背后寻找——隐藏的原因、决定性的条件和有害的动机——我们或许更应该把自己放在文本前面，反思它所揭示和召唤的，反思它让事物成为可能的力量。”这里，菲尔斯基借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Theory，即ANT)的思路，提出文学和艺术文本可被视为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ctors)，是一个中介者或者转译者，它通过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网络建构世界，它的影响效力“不是来自它对世界的拒绝，而是来自它与世界的诸多纽带”。如此看来，艺术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独立的审美对象，而是参与了社会建构。换言之，无论是高雅、严肃，还是大众、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它们之所以留存于世，正是因为它们可以“结交朋友、建立盟友、吸引门徒、激发依恋，抓住接受它们的宿主，才能生存和发展”。确切来说，菲尔斯基提议的“复原的阐释学”规避了“怀疑的阐释学”对文本的深度阐释，提出面对文学和艺术文本时，文艺批评家应该抑制批判和怀疑的情感冲动，以一种中立、关怀、修复的情感姿态探查作为非人类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

三、跨学科研究的伦理实践：“星球意识”与“群岛式思维”

如上，索卡尔诈文事件、拉图尔的自省以及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出现的后批判情感立场，深刻地扰动了二战以来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尽管索卡尔诈文事件为跨学科文艺批评的限度提出了警醒，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索卡尔并非斥责跨学科方法的谬误，而是斥责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俗套。类似的，后批判的理论家所批判的也正是陷入“怀疑的阐释学”或者“症候式阅读”这种先入为主的批判本位主义，呼唤以新的情感立场取而代之，从而以另外的路径打开跨学科文艺批评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些理论家试图与旧的、乏力的、理论边界日益固化的文艺批评划清界限，以新的姿态重启跨学科的文艺批评。他们并非意在削弱跨学科研究范式，而是意在赋予其新的使命。可以说，跨学科研究不应该仅仅属于知识论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它和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方法类似，应该是一种伦理立场。正如张隆溪所言：“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物理行为均取决于比较，我们除了比较没有其他的替代项。”

延续列维纳斯到德里达的哲学和伦理学理论脉络，斯皮瓦克在多个场合论及了 “星球意识”(planetarity)的概念，以此突破学科边界的束缚和思维定式。星球意识是一个不可译的概念，它并不指涉那种“教条式”(康德概念)的环保主义，或者另一个花哨的替代全球化研究的概念框架，更不是某种工具性概念，而是在伦理层面如何面对他者、理解他者的伦理学课题。面对作为他者的文本，斯皮瓦克多次呼吁读者/阐释者需要一种“肯定性的无法确定性”(affirmative undecidability)态度，强调“即将到来的”“如果的”和“可能的”阅读模式。这是一种预见性的、未完成的和模棱两可的阅读体验，“知其无法确定而确定为之”的阐释学，这也与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框架一脉相承。试想，那些处于“历史边缘”的庶民、欧洲殖民历史之前的原住民以及未有文字记载仅有口头传承的文明，乃至殖民者眼中的野蛮人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当下的文学批评话语呢？可以说，正是这些传统欧洲阐释学鲜为关注的文本动摇了读者的主体性，也改变了阅读实践。斯皮瓦克引入德里达“目的性诗学”(teleopoiesis)的概念，将之定义为“想象性的创造，却没有任何保证……这使阅读实践变得必要，却不确定”。在此基础上，斯皮瓦克创造出“星球意识”这个概念，或者说“概念隐喻”(concept-metaphor)，强调阅读主体与他者的相异性，以打破全球化的同质性取向。她谈道：“我提议用‘星球’覆盖‘全球’。全球化是一种将各个地方交往归为同一系统的无理要求……全球存在于我们电脑中。没人在那里居住。它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控制它。星球是一种异类性物种(species of alterity)，属于另一个系统；而我们在那里栖居、借用。星球和全球也并非是一组很精巧的对比。我没法说：‘星球，在另一方面。’当我调用‘星球’这个词的时候，我想的是，那种非衍生性的直觉(underived intuition)，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努力。”换言之，星球意识是对于相异性的理解，它不是追求同质性的全球化，也不是简化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是主体想象他者在伦理层面的必要性，尽管这种想象几乎不可能达到。

由星球意识我们可以推演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当批评家遭遇那种非西方、非中产阶级、非英语世界的文本时，不应急于将其纳入已有的同质性的概念框架中，以自身的本位归化文化上的他者，而应将阅读他者作为伦理的责任，想象成为一种创造。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斯皮瓦克提出了“群岛式思维”(archipelagic thinking)的构想，对于笔者思考跨学科研究深有启发。如果我们将群岛的异质性取代大陆的同质性，那么，民族主义、文化本位主义乃至当下的学科本位主义会变得迥然不同。杰克•福布斯从加勒比海的岛屿视角反观美洲大陆，将美洲称为“大加勒比海地区”，南北美洲不过是比较大的岛屿罢了。大洋洲本身是一个文化交融而又彼此相异的岛屿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岛民，而非某个大陆的居民。跨学科的研究本应如此，文学、历史、影视、建筑、宗教、物理、法律等学科都是通过概念认知世界的方式，它们应该犹如群岛中的岛屿，而不是一块块同质性的大陆。由此观之，跨学科研究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学科犹如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既相异又彼此交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了“学科群岛”的共同体。学科本身就是克里奥尔，或者，学科需要克里奥尔化。

四、余论：当下欧美文艺批评的理论资源及对中国文艺评论的启示

在这里有必要对本文结构和内容作出澄清。首先，本文以“索卡尔诈文事件”为案例引出拉图尔、塞吉维克、菲尔斯基和斯皮瓦克对于当下欧美文艺批评的反思，这并不是说索卡尔诈文事件直接导致了这些批评家们的回应，它们并非处于直接的因果轴上，毕竟，索卡尔质疑的是某些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理论泛滥的趋势，而不是文艺批评本体，把所有的文艺批评都归为“左翼暗号的杂烩、阿谀奉承式的参考”，这是不公平的。不过，索卡尔诈文事件影响深远，在人文学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间接地促发了学院内部文艺批评工作者的自省。另外，文中提到的四位主要理论家在思想版图上并不完全一致：拉图尔从“科学学”入手，以批判的视角反思非人之物在社会建构中的能动性，其批评视野更加广阔，并不局限于文艺领域；斯皮瓦克则承接庶民研究、德里达的解构性阅读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全球化研究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多种思想资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开拓新的疆域。无论如何，斯皮瓦克并不属于“后批判”阵营，也从未倡导过表层阅读，甚至是这个阵营所倡导的对立面。不过，从共时性层面来看，这四位理论家都在积极应对学院派文艺批评衰微的危机，为文艺批评工作开辟新路。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菲尔斯基等人推崇的后批判理论并不是独立潮头、标新立异之作，它与当下欧美女性主义和情动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的女性主义思潮从传统的女性主义转向性别研究、身份政治、性别操演等话题，近年来又转向酷儿理论，塞吉维克和马库斯等人提倡的修复、复原、表层等阅读实践的底色就是性少数、酷儿和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塞吉维克推崇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克莱因的理论，面对主流话语的暴力，他们不是去揭露事实真相，而是修复创伤，重建社会网络，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反而受到了“怀疑的阐释学”的压抑。另外，后批判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是近年来人文学界情感理论这条理论潮流中的一条支流。进入21世纪以来，众多文艺批评家以情感的角度为切入点，分析文学和文化文本，挖掘之前鲜为关注的、难以被理论化的情动以及情感中的文化政治因素。此类著作包括萨拉•艾哈迈德的《情感的文化政治》(2004)、特蕾莎•布伦南的《情动的传递》(2004)、倪迢雁的《丑恶的情感》(2005)、凯瑟琳•斯图尔特的《普通情感》(2007)、凯茜•帕克•洪的《少数派情感》(2020)以及劳伦•贝兰特的《残酷的乐观主义》(2011)等。这些著作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例如，艾哈迈德以话语分析方法剖析澳大利亚白人向原住民的道歉话语中的文化政治因素；倪迢雁以英美文学和影视文本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中那些微弱的、负面的情感，并将其进行理论化呈现；而贝兰特主要探讨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依恋”情感，其语境是当下遥不可及的美国梦和人们对这个梦想的依恋之间的冲突，她把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耗损”称为“残酷的乐观主义”。从文体上看，凯茜•帕克•洪的著作与以上学术性著作有所不同，属于创意性非虚构写作，书中作者以自己韩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审视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话语政治，反思作为少数派群体的情感体验。当然，情动理论还在不断发展扩容之中，吸引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可以说，菲尔斯基等人倡导的后批判理论是这一波情动理论思潮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理论显影。2012年，芮塔•菲尔斯基和苏珊•弗莱曼在文学研究刊物《新文学史》编辑了题为“兴致”(In the Mood)的特刊，以“情愫”(mood)这个话题切入对文学中情动的探讨，可以说，此次关于情动问题的探讨为菲尔斯基在2015年出版的《批判的限度》提供了思想资源。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着重评述当下欧美文艺批评界试图走出深层阅读的理论探索，尤其是后批判理论对詹姆逊式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反思，由此，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在欧美学界情感或者伦理立场已经占据主流，或者说深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已然式微，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布鲁斯•罗宾斯就撰写了菲尔斯基编著的《批判与后批判》的书评，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质疑意见，行文言辞颇为犀利刻薄，他给书评附上“具有时尚意识的现象”这个标题，这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具体来讲，罗宾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三个方面：其一，从修辞上讲，罗宾斯认为所谓的“批评已经失去了动力”的言辞取自一种“虚假承诺的立场”，这和“你何时停止打老婆”有着类似的逻辑，它预设了一种并不存在的状况。他反问菲尔斯基：“难道真的有文学老师整天除了质询、揭开神秘面纱和揭开面具之外什么事也不做吗？你真能指名道姓地说出是哪位批评家吗？这位批评家通过使用不符合当今标准的阐释手法指责文本，还可以为自己赢得职业认可？难道她可以不断地指责、指责、指责，却丝毫没有掺入对文本的创造性赏析？”其二，罗宾斯认为后批判视角透露着“过度的自我满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社会的不公以及变革的可能性，可是后批判批评家却一笔带过——“他们如此舒适地栖息于世界的安乐窝，顺应神圣天意的安排。她们当然不需要为社会不公正而烦恼。生活是美好的。文字也是美好的”。其三，罗宾斯认为，后批判理论试图复兴“为所有人说话”的批评话语，这是一种“老调的普世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的批评界已经放弃了高姿态的普世论调，在姿态上变得更加“谦虚”，这和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他写道：“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政治运动清楚地表明，那些习惯于为所有人说话(批评确实如此)的人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不一定代表他们说话。”可以说，经历了60至70年代政治洗礼的欧美批评家很难全然不顾及少数群体的利益，选择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普世发言。庶民可以说话吗？这个问题既是对福柯式知识论在殖民语境中的回应，也是一个批评家为谁说话的立场问题。可见，在罗宾斯眼中，后批判理论不过是一种批评界的时尚潮流，转瞬即逝，挖掘文本深意、追求社会正义的批评立场不应该被否定。

此外，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对后批判理论也持有谨慎的态度。伊格尔顿在《伦敦书评》刊文评论菲尔斯基的《批判的限度》，他一方面夸赞这本书“胆大”“明智而勇敢”，也试图为菲尔斯基的一些观点开脱，认为菲尔斯基并不是一味地苛责症候式阅读，后批判无意消解批判的力道。另一方面，伊格尔顿也提醒菲尔斯基，美国毕竟把“威权小丑”送进了白宫，那里“的确有被遮蔽的事实、伪饰的权力机构以及虚妄的表象”，文末他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毕竟，“阶级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进程都在我们‘身后’发生”。换言之，在伊格尔顿的解读中，他袒护菲尔斯基，认为她并没有像很多人解读的那样，对症候式阅读作了全盘否定，伊格尔顿弱化了后批判之“后”，而强化了“批判”；同时，他也意在温和地提醒批评界晚辈，不要忘记批评家揭露真相的职责。

当然，欧美文艺批评界的新进展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论述的内容，实际上，文艺评论的理论、话语和范式如今变得愈发多样，情感和伦理的视角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24年美国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征稿议题的多样化就可见一斑。此种多样化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对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工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国内学术界，跨学科、跨门类、跨界别、跨文化等都是当下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的文艺评论家也试图在“理论退烧”的语境中努力创制中国本土学术话语，开辟新的阐释空间。可以说，从当下跨学科文艺批评的视角来看，国内外文艺批评界同仁恐怕更多的是共鸣，而不是分歧。

综上，国内外的文艺评论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在全球20世纪60至八九十年代理论热的余波中。关于当下中外文艺评论的跨学科现象，还有诸多话题值得探讨。如何在后理论时代重新激活跨学科文艺评论，塑造中国文艺评论的“跨性品格”，构建本土理论话语，是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相信跨学科的文艺评论会不断自我更新，活力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两个结合’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02）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张振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总第114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本刊所发文章的稿酬和数字化著作权使用费已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给付。新媒体转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文章电子版及“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所选载文章，需经允许。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为作者署名并清晰注明来源《中国文艺评论》及期数。（点击取得书面授权）

《中国文艺评论》论文投稿邮箱：zgwlplzx@126.com。

延伸阅读：

张振 | 情感与伦理：对欧美跨学科文艺批评的反思（“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2025年《中国文艺评论》杂志重点选题参考

2025年《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征订启事

《中国文艺评论》来稿须知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3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