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包括物质文化标识的筛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标识的挑选，更重要的是对精神文化标识的遴选，因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人的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是精神文化的外化成果。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等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这些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并升华到一个人格形象即“君子”身上。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人格标杆，可谓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与君子人格相伴而生的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突出彰显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精神标识。对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主要特征的历代君子形象，中华美学及文艺创作除了有大量直接描绘和表现外，还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将许多器物、植物、动物等赋予君子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文艺作品对玉、水、松、莲、梅、兰、竹、菊等物象所饱蕴的君子品格的揭示和刻画，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意蕴丰厚，堪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精彩艺术呈现。

【关 键 词】 文明标识 君子文化 艺术呈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向思想文化界发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任务。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长期思考的结果。

早在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首次提到“精神标识”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中华文化特点时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提出明确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精神标识”概念的提出，到“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任务的布置，再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工作的强调，可以明显看出党中央对探寻把握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特点与标识问题的一贯重视及持续推敲。这对于我们继承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艺创作中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既涉及文明标识的选定与阐释，又涉及不同标识的关系梳理与整体建构，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笔者以为就范围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起码既包括物质文化标识的筛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标识的挑选，更包括精神文化标识的遴选。其中精神文化标识的甄选最为重要，因为不论是物质文化成果或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或曰精神文化的外化成就。这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话来说，它们均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

如果说，在古往今来无比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中，万里长城、故宫，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长江等，堪称中国最为突出和醒目的物质文化形象；那么，在琳琅满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医、京剧、书法等较能突出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而在博大精深且异彩纷呈的精神文化遗产中，近年学术界探讨较多的君子文化，阐发“君子人格堪称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等观点和思想，则可谓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之一，起码是构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核心要点。本文对此略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钱念孙著《君子文化：中华文脉的精神内核》

一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虽然也涉及道德意蕴，但隐而不彰。如《尚书•周书•周官》：“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等，基本都是在王侯及卿大夫等贵族的意义上使用“君子”概念。

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容，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等等，其对“君子”形象灌注的主要是道德养分，身份地位的因素掺杂较少。

为了清晰勾勒君子形象，让世人更好认识和理解君子人格的特征，孔子睿智地运用比较排除法，不仅如上述将“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比照，还谈论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他对弟子将其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反对，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并明确强调：“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这就告诉我们，君子既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的小人判然有别，也不像圣人那样仰之弥高、望尘莫及，乃至高不可攀。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形象，君子是理想而现实、高尚而平凡，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在《论语》里，“君子”一词共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词语。作为孔子精心勾勒和塑造的可望可及的人格形象，君子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统治者及不同学派的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的竭力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即便与儒家不同，乃至与儒家分道扬镳的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持肯定和赏识的态度。

道家学派的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彼此矛盾甚至截然对立，但在认同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如老子《道德经•二十六章》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其《道德经•三十一章》又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这显然对君子人格持肯定态度。《庄子•山木》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骈拇》亦言：“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如此等等，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同样颇为认同和称许。

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儒家学说颇有非议，但对儒家称赏的君子人格却津津乐道。如《墨子•修身》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非攻》又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而《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解老》又言：“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墨家与法家对君子人格也高度认同和赞赏。

先秦诸子以后，历代思想家对“君子”概念的引述和阐发，更是不胜枚举。从西汉的董仲舒到东汉的王符，从唐代的孔颖达到宋代的程颐、程颢和朱熹，从明代的王阳明到清代的王夫之等，都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君子概念及君子文化做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宋代以来遍布中华大地的各地书院，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其中不少建有君子祠或君子亭。如贵州的阳明书院内就设有“君子亭”，王守仁亲撰《君子亭记》说：“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摄，处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其仰慕君子人格，希望弟子“做人做君子”之意溢于言表。明清时期流行很广的人生格言类著作，如《菜根谭》《围炉夜话》《增广贤文》等，多半也将君子人格奉为典范和楷模。

[明] 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许多爻辞和象辞都提到“君子”，可说是为君子修身、明德、立教、解惑之作。张载《正蒙•大易篇》即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周易》有关君子的论述，最著名的当然是乾卦和坤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梁启超、张岱年等著名学者认为：这里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而这种民族精神的践行主体则是君子。因此，我们可以进而言之：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内涵的君子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标识，或者说，是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最佳提炼。

清末民初思想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海外学者余英时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而“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这些颇具睿识的见解，似都可以印证：君子文化堪称中华文明鲜明的精神标识。

二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文化。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生存和繁衍，而人却懂得超越物种的自然尺度和需求来进行生产和建设，如马克思所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建构自己生活和未来的努力，实际上就是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的螺旋式循环渐进的过程。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宣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人生追求。这些伦理规范或者人生追求，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历朝历代多将值得推崇和效法的仁人志士称作“君子”，从“战国四君子”到“戊戌变法六君子”“抗战七君子”，等等，如夜空繁星，数不胜数。他们是中华文明发展旅程上的一个个耀眼的标杆，如一盏盏路灯照亮我们民族拼搏前行的道路，给人以激励和力量。

中华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模式有不少，除儒家的君子人格外，还有道家的隐士人格、佛家的悲悯人格等。只有君子人格的设计蓝图，历代中国人接受最广、吸收其他人格模式的优点最多、在中华文化广袤沃土中扎根最深、与中华文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重叠面最大，从而在历次文化整合中以“最大公约数”出类拔萃，成为我们伟大民族效行相宜的人格形象。“君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辈遗传后辈的人格基因，一代又一代，绵延数千年地传承下来，而且传得众所周知、传得深入人心——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

中华传统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君子概念及其文化一直活在历代中华儿女的心中和口头。今天的人们可能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各类君子格言和俗语却常常张口就来，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近君子而远小人”“君子无戏言”“君子不怕明算账，小人贪恋不义财”“明人不做暗事，君子不说假话”“君子当面骂人，小人背地说话”“有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等。类似这样的民谚俗语，笔者在《君子格言选释》的附录里搜集有近百条，几乎涉及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各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中国人内心，创化和熔铸为中国人集体人格的典范形态。

伴随君子人格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以这种人格为核心内涵而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君子文化，通过大量文字典籍和图案形象的阐发与演绎，形成浸润中国人思维定势、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乃至经验习惯的普遍性文化景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不仅对君子形象及其人格特征作出许多直接的论述和阐发，而且运用“托物言志”的比兴手法，通过对器物、植物、自然山水等客观物象的特色的发掘和提炼，从多方面形象化地比拟和深化了君子文化的内蕴，对于君子文化的传扬和繁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自西周时代起有着悠久的爱玉、佩玉、赏玉的传统，至今仍然兴盛不衰。这源于古代先贤观物析理，化以人文，既看到玉的自然之美，又在玉中寄寓丰厚的文化意蕴，形成“君子比德于玉”的深厚传统。正如孔子在《礼记•聘义》中所说，玉石温润而坚硬，具有诸多类似君子的品质：“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因此，《礼记•玉藻》言：“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中国玉文化的繁盛，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人们在玉中注入了如何做人的寓意，饱含君子文化的丰厚内涵。

孔子不仅在器物层面以玉比喻君子，还在植物层面以兰自况，并以兰比喻君子之德。《孔子家语•在厄》云，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见用，返回鲁国途中看到兰花独开山谷，发出感叹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他还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这里以兰喻人，既表达君子“不为穷困而改节”的情操和气节，又说明君子要谨慎交友而决不沾染社会污浊势力。

高尚举、张滨郑、张燕校注《孔子家语校注》

孔子还将人们生活中看似平常的水比拟君子，以水的诸多美好特性映照君子品格。《荀子•宥坐》载孔子之语说：“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里列举水在不同情形下所呈现的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察、似善化、似志等种种意象，实际是以水来比照君子之德，借以称赞君子拥有的嘉德懿行。老子之所以对水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的至高褒奖；孟子也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的精彩论说，其原因均在此。

如此这般以客观器物、植物、山水及动物来喻说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表面看来是大自然常常充当人类行为的楷范，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做人做君子”的启示和力量，实质是我们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赋予自然物象以人的理想和愿望，饱含人们对“做人做君子”的道德期许和人格追求。

三

托物言志，是中华美学以及中国文艺各个门类表现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谈论中华美学特点时说：“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这里首先提到的“托物言志”，就是运用象征或比兴等手法，以某一物品的特征来比拟和说明某种精神品格或思想感情，以达到形象生动、传情达意的目的。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所载的孔子这一名句，显然并非仅说松柏，而是托物言志，以松柏耐寒不凋的特性，申发君子不畏艰难困苦、坚持自己志向和追求的精神。据《吕氏春秋•孝行览》记载，此语乃孔子晚年周游列国途中所说。大约公元前490年左右，孔子被围困陈国和蔡国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十分饥饿疲乏，孔子不以为意，仍然在室内弦歌不绝，教化育人，但弟子子路和子贡却颇有怨言。对此，孔子教导他们说：

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这段话，《庄子•让王》《淮南子•俶真训》亦有记载。孔子显然是以大寒霜冻之时而松柏不凋的自然物象，来勉励弟子即便身处逆境，也不能遇到困难便颓唐消沉、自暴自弃，而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正确对待，始终持守君子坚定不移的志向、信念和操守。古语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等等，均与“松柏之后凋”意义相近，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这句名言，实则隐含君子、小人之辨。他以凌寒不凋的长青松柏喻君子，实则包含用易凋零的花卉木叶比小人。这一点，在后代文人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诗《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是写给一个叫韦黄裳朋友的。据《新唐书》所载，韦黄裳曾当过万年县县尉，后为殿中侍御史，还担任过苏州刺史、浙西节度使等官职。此人混迹官场，沾染攀龙附凤、结交权贵的习气。《新唐书•王珙传》记载，他当万年县县尉之时，经常准备有名歌女美色，丰盛美酒珍肴，陪伴唐玄宗宠臣王珙的儿子王准吃喝玩乐，投机钻营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对权贵之子尚且如此讨好谄媚，向当权者本人溜须拍马，曲意奉承，自是更加不择手段。

对于韦黄裳的为人，李白很是看不惯，他在赠诗中说：

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

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

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

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

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

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

在这里，李白以高大挺拔、凌霜傲雪的青松形象作比喻，刻画和歌颂不畏艰难困苦、傲岸不屈的君子形象；同时以在春光中“卖阳艳”的桃李作比，讽刺和嘲笑那些夤缘权贵、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小丑，指出他们虽能取媚煊赫于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碧叶成黄泥”的命运。最后两句：“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可谓是对朋友的良言忠告，也是对君子品格的由衷称颂。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对松树也是推崇备至。他在《庭松》一诗里，描述堂前屋后有十来棵松树，“乱立无行次，高下亦不齐。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朝昏有风月，燥湿无尘泥。疏韵秋槭槭，凉阴夏凄凄。春深微雨夕，满叶珠蓑蓑。岁暮大雪天，压枝玉皑皑”。而他搬家到此庭院，皆因松树吸引：

一家二十口，移转就松来。

移来有何得，但得烦襟开。

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

这些“四时各有趣，万木非其侪”的松树，不仅能帮白居易涤除烦恼，还是给他启悟良多的“益友”：松树“岁寒而后凋”的特性和峥嵘虬劲的英姿，无不给他以思想启迪和形象感染，因而他将松树比作贤才君子(“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其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年轻时曾在应天书院苦读。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宋真宗率百官到亳州拜谒太清宫，车水马龙路过应天书院，别的学子均争先恐后涌上街头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有个同学劝他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头也不抬地说：“日后再见，也不晚！”第二年，范仲淹便考中进士，在朝堂上见皇帝乃家常便饭。他曾写一首七言律诗，以松自励：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诗的题目为《睢阳学舍书怀》，应天书院坐落河南商丘睢阳古城，故又称睢阳书院。诗的首联由空中流动的白云，想到遥远的京城，此时什么人才能在皇家宫苑吹奏洞箫呢？颔联写尽管世路艰难，自己才华微薄，但也可像张华一样写出名震一时的《鹪鹩赋》。颈联借颜回与钟子期的典故，表达虽处困境，但心怀乐观，有知音相伴，愁恨顿消的豁达情怀。尾联表达只要上天没有让礼乐文明消失，我这棵涧底之松又何必埋怨长在山顶的苗木呢？全诗虽情调沉郁，流露出人才被埋没的怨愤，但如他所描写的涧底松树一样，内里却洋溢着昂扬向上、不甘沉沦、自强奋发的精神。范仲淹后来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一代名臣君子的代表，正是其具有松树一样的高洁品格。

在中国文化里，历代文人对松树的歌吟不绝于耳。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赠从第》诗：“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南朝梁诗人范云《咏寒松》诗：“修条拂层汉，密叶障天浔。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小松》：“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这些诗托物言志，借松喻人，皆是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流响。

当代政治家陈毅也作有《青松》一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所刻画的青松身影，可谓以极凝练的语言，描绘出松树不畏严寒、傲然挺拔的高洁精神和伟岸形象，抒发自己做人做君子的不屈气节和高洁精神。

在中国文化里，松树还与竹子、梅花一起，被称作“岁寒三友”，以比喻和称赞有风骨、有正气，坚毅刚强、正道直行的精神与人物。“岁寒三友”在历代诗人、书画家的作品中，在民俗吉祥图案中广为流传，数不胜数，向来是人们推崇的对象。

四

在植物层面托物言志，于文艺创作中最鲜明体现君子品格及君子文化内涵的，莫过于人们常说的梅兰竹菊。

梅、兰、竹、菊这四种植物，在中国文化里有个特别的雅号，即“四君子”。尽管这一称谓在明代著名出版家黄凤池刻印《梅竹兰菊四谱》以后才流行，但以花草树木比喻君子人格的做法，尤其是将梅、兰、竹、菊与君子人格相类比、相举说的做法，远在先秦早期典籍《诗经》及《离骚》里已屡见不鲜。如《诗经•秦风•终南》云：“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亡！”这里不仅谈到梅花，还刻画君子形象，使两者相互比照，相映生辉。在中国文化史上，这可能是最早将梅花与君子“同框”相提并论的作品，也显露了运用比兴手法言说君子形象的早期雏形。

宋代以后，我们先贤崇尚君子品格，更是把象征高洁、清雅、虚心和气节的梅、兰、竹、菊四种植物人格化，不仅诗词散文里歌咏梅兰竹菊的篇什俯拾即是，而且以其表现君子品格的中国书画作品更是举不胜举，其繁盛景象让人叹为观止。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参观任何一个中国书画展，总少不了画梅兰竹菊的作品；翻开任何一本今人写的旧体诗词集，往往总有几首吟咏梅兰竹菊的诗篇。

梅在寒冬腊月绽放，给冰冷沉寂的大地报告春的讯息，让人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消沉时增添力量。它吸引人的往往不是娇艳的外表，而是凌霜傲雪、不畏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华民族历来推崇的性格和气质。唐代著名诗人朱庆馀的《早梅》，对此作了较为生动地描绘：

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

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

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

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

首联开门见山，描绘梅花与众不同的天生秉性；颔联刻画梅花严冬绽放的坚毅品格；颈联表现梅花仿佛能够隔绝尘嚣的冷艳与幽香；尾联将梅花与松树、竹子相提并论，寄寓坚韧不屈、高洁脱俗的精神追求。全诗不仅传达诗人对梅花的崇敬与赞美，更反映诗人追求坚贞与清高的人生情怀。宋代以后流行“岁寒三友”之说，于此可谓已具胚胎。

如果说，朱庆馀的《早梅》主要表现梅花不畏严寒、凌霜傲雪的“勇者”形象，那么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落梅》，则突出彰显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义者”品格：

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

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

大雪纷飞，寒风怒号，只有梅花直面惨淡环境，傲雪独放。面对风雪摧残下梅花昂首绽放的英姿，诗人由衷发出“花中气节最高坚”的赞叹。更可贵的是，梅花无意争春，“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这里“东君”指春天，写梅花待到山花烂漫时，决不留恋枝头，更不会向东君摇尾乞怜，苟且偷生，颇有“高歌一曲飘零去，自留春意在人间”的气节和襟怀。

元代画家王冕曾在写梅画卷上题诗《墨梅》：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此诗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抒发诗人弃尘绝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表达自己独立正直的人生态度和高洁自守的君子情怀。

兰生长于远离尘嚣的溪边林野或深山幽谷，终年长青，不因无人而不芳，其远离尘嚣、清丽高雅的气质，体现了慎独自守，“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品格。

在中国文化里，兰很早就受到人们喜爱。不仅《诗经•郑风•溱洧》开篇就歌吟兰，《周易•系辞上》亦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人据此衍化出“兰言”一词，专指心意相投的言论；又衍生出“兰交”“金兰之交”等词，比喻知心朋友。《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刘璋就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

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多处以兰草为喻，申说自己的高洁、修行、努力与才干：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在中华文艺百卉争妍的大花园里，屈原本人宛如一株最为清雅高洁的兰草之王，其志远、其神清、其行直、其言芳，千百年一直是人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而他在《离骚》《九歌》等诗篇中以香草美人寄托表现自己的情怀，特别是以兰草象征比喻君子人格的思路和手法，则在中国托物言志的悠久传统中树立起巍峨的丰碑，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和钻研效法。

明代画家徐渭题《水墨兰花》：“绿水唯应漾白苹，胭脂只念点朱唇。自从画得湘兰后，更不闲题与俗人”，这显然是写兰自况，传达洁身自好、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志趣；同时也表示，兰为君子之花，自当赠与贤人君子，岂能“闲题与俗人”？其所透显出的画家清高自傲的神采，熠熠生辉，令人敬佩。

现代名人张学良，青年时叱咤风云，人生大起大落，中晚年侨居海外，平静度过余生。他曾作《咏兰诗》抒怀：“芳名誉四海，落户到万家。叶立含正气，花妍不浮华。常绿斗严寒，含笑度盛夏。花中真君子，风姿寄高雅。”诗作不仅把兰花坚守节操、淡泊名利的高雅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指出兰为“花中真君子”，表达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认同、倾慕和赞赏。

竹，中空有节的枝干、挺拔清逸的外形，以及经历风霜雨雪不改风姿和颜色、仍然峭拔挺立的性格，早就吸引古代先民的审美眼光，并将其作为君子风骨的象征而不断吟诵和抒写。

《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竹的形象衬托比拟君子人格，这或许为最早且比较完整的文字记载，既褒扬君子文采风流之美，又称颂君子谦虚好学的品性；既开以竹喻君子的先河，也可谓以竹喻君子的里程碑。

这种“以竹比德”的观念，魏晋时期几乎成为文人雅士的“时尚”。且不说对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位声誉颇隆的人物，当时人以“竹林七贤”称之，明显是用竹的品格来比拟和褒扬七贤的君子风范。即以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而言，《世说新语•任诞》载，他爱竹如命有诸多佳话，一次寄居别人空房也令人种竹，家丁说：“暂住何烦尔？”他思忖良久直指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在他看来，竹是君子人格的象征，正如每天都要照镜子、洗脸一样，每天也要见到竹，以用其来砥砺品行。

宋代文豪苏轼曾以此为典故，在《於潜僧绿筠轩》一诗中，对“何可一日无此君”的意思进一步申发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这里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对举和比较，指出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但人若无竹之高雅节操，那就会堕入“令人俗”的境地。“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这两句更是响鼓重敲，不仅对缺乏风节的庸俗之辈具有醍醐灌顶的警示意义，对我们今天立德修身、提升人生境界也有鞭辟入里的教育作用。

清代画家郑板桥，爱竹、种竹、画竹，一生以竹为伴。他的一首《竹》诗说：“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霜雪满庭除，洒然照新绿。”为什么如此爱竹？他在《题画竹》的题跋中给出答案：“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千霄，有似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其所说原因仍在于，竹乃君子象征，“似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他的诗作“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竹子劲节虚心的品性中，注入体恤民间疾苦的情感，受到广泛称颂。

菊于深秋开花，艳而不娇，既有傲霜不凋的气节，又有义让群芳的品德。东晋袁崧的咏《菊》：“灵菊植幽崖，擢颖凌寒飙。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条”，堪称较早表现菊花高洁品格的佳作。随后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田园，与菊为伴，不慕荣利，吟咏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佳句。宋代女词人朱淑贞《菊花》诗：

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

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前两句热情赞美菊花，说它虽为“土花”，但有白色、红色、黄色等颜色多样，尤为难得的是在“晚节”绽放，是诗人最喜爱的花。后两句描述菊花即便老去枯萎，也不像一般黄叶随秋风飘落，而是紧紧抱在一起，始终香溢枝头。作品不仅写出菊花的高贵品格，也洋溢着诗人不向世俗低头的坚定决心，对独立人格不懈追求的执着精神。

明代高启《菊邻》云：“菊本君子花，幽姿可相亲。清秋发孤艳，似避东风尘。采采霜露馀，繁英正鲜新。车马不过赏，相看但幽人。”诗作既描述菊花所蕴藏的幽雅品性，说明人们喜爱菊花的缘由，更直接赋予菊花“君子花”的美名，为菊作为“四君子”之一增光添彩。

五

在文艺创作中，于植物层面与君子文化发生紧密联系的，还有被称为“花之君子者”的“莲”。

莲虽然是极普通的水生草本植物，但其形态和颜色有着极高的观赏价值，因而历朝历代吟咏莲的诗文层出不穷。早在汉代，莲就成为我们先民的审美对象。汉乐府民歌中有一首《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句描写人们采摘莲蓬时，观赏鱼在莲叶下嬉戏，一会游到东边，一会游到西边，一会游到南边，一会游到北边的情景，表现鱼在莲叶间往来穿梭的轻灵游动，传达出采莲人欢快的心情。

对莲的鉴赏，从审美意识向伦理意识进行大跨度提升和突破的，首要功臣当推北宋儒学大家周敦颐。他的名篇《爱莲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是震古烁今的佳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篇短文不到120字，可谓言至简、意至丰。大凡善于作文者，均知正言平铺直述，易于枯燥板滞，难以感发读者；唯有描摹形容，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才易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此文在这方面堪称典范。

文章前一部分通过对菊花、牡丹和莲花特性的对比，铺排描绘，塑造莲的高洁形象；第二部分简评三花的隐喻意义，揭示莲花的君子意象，并以莲自况，抒发作者洁身自好的坚守和内心的深长慨叹。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开篇包罗群芳，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接着说“晋陶渊明独爱菊”，称赞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甲归田，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作者对陶渊明“独爱菊”傲然性格的描绘，更加衬托和彰显了主题。

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这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如实描绘。唐朝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春暮，车马若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刘禹锡的《赏牡丹》诗云：“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的《牡丹》诗也说：“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如此等等，均是时人“甚爱”的写照。

文章用唐朝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的风尚，为独爱莲之高洁铺下底色，众人皆羡富贵与作者保持浊世清白的心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独爱”与“世人甚爱”形成强烈对比，以反衬手法掀起波澜，使其语意越加凸显和深切。

作者然后荡开一笔说，让那班人各爱所爱吧，我独爱莲，并以“出淤泥而不染”，比喻君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以“濯清涟而不妖”，比喻君子清白而不炫耀；以“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比喻君子心胸通达，言行无邪；以“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比喻君子美德广布四方，卓然自立；以“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比喻君子可景仰而不可侮慢的凛然风范。

作者最后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品格进行比较和点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并不具备人格，但作者借物抒怀，说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富贵媚人。莲花植根污浊烂泥而不受沾染，受清涟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作者把莲花的特质与君子的品格融为一体，明为写物，暗则写人。文章表面赞扬莲花，实是鄙视趋炎附势的世态，歌颂君子正直坚贞的气节，千百年来得到人们广泛认可并产生深远影响。

南宋诗人王迈的《莲花》云：“莲花出自淤泥中，过眼嫣然色即空。争似泥涂隐君子，褐衣怀玉古人风。”最后两句说，荷花就像身沾泥水、不动声色的隐藏君子，虽然装扮朴素，但怀抱美玉才华，遗世独立而自具风神，字里行间不难听出《爱莲说》意韵的流响。清朝康熙年间诗人方婉仪的《生日偶吟》：“平簟疏帘小阁晴，朝来池畔最关情。清清不染淤泥水，我与荷花同日生。”这其中不仅饱蕴“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更可见出作者向荷花学习，与荷花志同道合、同生共长的决心，彰显其清白做人的志向和品性。

据《爱莲堂周氏宗谱》所载，周敦颐的后人周致成考取一品文官，家族的长辈为勉励后辈，在他衣锦还乡时，特地于府邸院中建“爱莲堂”，并在门楼的石雕上，雕刻一枝从涟漪清水中长出的莲花，喻义“一品清廉”，意在提醒和告诫他，即便官至一品，也要保持清廉不染。后来，“一品清廉”成为中国极富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莲，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清正高洁；廉，洁不苟取，代表为人正派。两个字既谐音，又意义相通，使“一品清廉”的图案富有深刻寓意。目前，我国许多检察院都挂有莲花图案，将莲作为单位的“LOGO”(徽标)。其意义也是提醒和告诫广大检察干警，作为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司法人员，要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结语

中国文艺的不少经典作品，表面看来与君子文化无关，实际往往都蕴涵君子文化的意韵。如倪瓒的名作《六君子图》，以辽阔浩渺的远山静水为背景，近处坡陀上画松、柏、樟、楠、槐、榆六种树木，疏密掩映，姿势潇洒挺拔。黄公望在上题诗云：“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这实际上仍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表达对君子人格及其风范的向往和推崇。

[元] 倪瓒《六君子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总之，君子文化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其内涵和特质不管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都早已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行为、生活等起着不可低估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这种制约和影响，随着岁月的积累，天长日久，习而不察、日用而不觉，以至成为某种思维定势、情感取向、生活态度乃至经验习惯，以各种形态呈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在思想观念和物态形式上渗透并影响艺术呈现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及形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浸润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君子文化是文艺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抓手，君子人格及其形象塑造是文艺创作彰显和建构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主题。有关这方面的创作实践和点评论述，不仅散见于数千年中国文艺史的诸多门类，而且数量极大、内容丰富，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巨大山脉和莽林中，尚未系统开采和挖掘的深山“富矿”。笔者这里只是步入坑道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零打碎敲，便感到获益匪浅，颇有几分“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体验和欣慨。相信有心踏入这座深山“富矿”的辛勤开采者，绝不会空手而归，会比笔者得到更多的收成和喜悦。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钱念孙 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6期（总第117期）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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