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深入生活”作为延安文艺的一项核心概念，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其作出具体论述并经由制度化的“下乡”将其推广之前，实际上始终含义不明。延安知识分子结合自身经验，对“深入生活”形成了不同理解，这其中又以柳青的“生活”观念与文学实践之变化最为独特。《误会》等前期作品主要取材自柳青在战地的“考察生活”，《在故乡》等过渡期作品反映出柳青由难以融入的“战地”走向“乡土”的过程，《种谷记》等后期作品则是“长期在工农群众中生活”之所得。通过解读《地雷》集、《种谷记》诸作，可对柳青从“体验生活”到“深入生活”的“生活”观念之变作出更为清晰的考察，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即在于“突进他们精神的深处”。“深入生活”并不意味着作家的“去主体化”，而是对自身主体性进行调适的过程。柳青延安时期独特的“深入生活”实践不仅为后续“柳青道路”的生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回答新时代文艺如何“深深融入人民生活”的命题提供了行动层面的良好参照。

【关 键 词】 柳青 《地雷》 《种谷记》 深入生活

考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延安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素来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项经典议题。已有大量学者以《讲话》为坐标点，对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之“变”进行了深入研究。不过，延安作家对“革命”的体验与感悟存在着显著差异，其理解、践行《讲话》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作为“陕北的契诃夫”，柳青对乡土的熟悉与1942年返乡的经历使其相较于其他外来作家而言，具有了特殊的体验，这为其理解《讲话》中的“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带来了独特优势。然而，若以《讲话》为分界点，将柳青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地雷》与长篇小说《种谷记》视作是前后转变明显的、两个时段内的作品，则并不完全符合柳青的生活实际与《地雷》集内部的篇章面貌。《地雷》集收录了柳青自1939—1945年创作的八篇小说，考虑到各篇目之间的差异性，不宜因柳青的结集行为即简单地将这八篇小说视作风格统一的整体。其中，1939—1941年所作的《误会》等篇显露出“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1942年创作的《在故乡》等篇的“印象”痕迹已淡，但与故乡的隔膜使“深入生活”的程度尚显不足；1945年写出的《土地的儿子》在风格上则已经很接近于《种谷记》。笔者认为：可将柳青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划分为1939—1941年的前线书写期、1942年的故乡书写期与1943—1947年的陕北农村书写期。前线书写期的代表作品是《地雷》集中的《误会》《一天的伙伴》《废物》等，故乡书写期的代表作品是《地雷》集中的《在故乡》《喜事》，陕北农村书写期的代表作品则是长篇小说《种谷记》与《地雷》集中的《土地的儿子》等。这种划分方式或可更好地理清柳青的生活实践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联，还原出柳青从“体验生活”到“深入生活”的“生活”观念之变化过程，并把握柳青在作品中逐步突入人物精神世界深处的写作历程。

柳青(图源：新华社)

一、难以融入的“战地”：《误会》等作的战争书写及其局限性

1938年初，柳青奔赴延安，开启了其文学生涯中的“延安时期”。自同年5月始，柳青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任“海燕”诗歌社、民众娱乐改进会秘书，并赴晋西前线，发表报告文学《王老婆山上的英雄》等作品。次年春，柳青随民众剧团“走了陕甘宁的九个县的农村”，自1939年8月“上前线的要求”获准，柳青先后被分配到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任文化教员，至1941年5月已完成了《地雷》集中的《误会》《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废物》五篇小说。在柳青的自述之中，他将这段战地经历描述为一种“体验”，“病弱”在客观上制约了其对前线生活的深入程度。但从《误会》等作的写作手法与思想感情来看，身体的病弱似乎并非是柳青早期作品中对战地生活之“疏离”感的主要成因，其核心在于：作者过多地将所遇之事、所见之人限定在“写作对象”的框架中，而弱化了对所遇之事的深度参与以及对所见之人的情感联系。

柳青著《地雷》

作为柳青奔赴战地之后的首篇，《误会》取材自“他刚来部队的一次长途旅行”，讲述“我”与一位八路军伤病员相遇却被误认为汉奸的故事。在叙述层面，作者并未围绕叙述者“我”设置“全知全能叙述”，而设计了一种“有限”叙述。“我”仅仅是“并不经意地想了一想”，便“相信”主人公是医院的伤员。在“我”将主人公想象为一个贫穷的伤兵，认定为写作素材来源时，主人公却将“我”呼作“革命的同志”。这热情使“我”感到“窘迫”，还要感慨一句“这家伙真怪”。显然，此时的“我”并不能理解、接受主人公的表达，二人尚不能在情感层面互通。而在“我”对主人公的党员身份提出质疑后，二人间的关系走向疏离，“我”虽意识到提问方式不恰当，却只是在心中暗暗“后悔”，仍然“自认我的态度是无邪的”，是“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要求知道得更多更清楚的态度”。

《误会》全篇最显著的缺陷在于：“故事的逻辑要靠这个‘我’的无坚实根据的判断来建立和支撑”，这也是柳青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小说写作的弱点所在。《误会》的情节与叙述反映出柳青已在前线生活中逐步发现了与同志们情感互通的关键，即在交往过程中保持热情、诚恳，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将过多的想象投射到了人物身上，以致将其从鲜活、立体的“人”窄化为被书写的“客体”，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并未有效建立。在创作《误会》的时间点上，柳青对实际生活的理解尚浮于表面，难以将生活中那些真正动人的细节融入文学文本中。当“我”将前线经历定义为一次“考察性质的旅行”，将自身视作“一个想写点文章的人”，将自己唐突的言行归因为“要求知道得更多更清楚的态度”，并将活生生的“人”窄化为写作对象时，这部作品将难以达到理想的艺术深度。类似问题也延续到了《地雷》集的其他作品中。

《一天的伙伴》《废物》二作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我”主要担任情节的推动者。相较于《误会》中观察与忖度的生硬，柳青1941年创作的这两篇小说在描写与叙述层面显得相对圆熟。《一天的伙伴》记叙了“我”所在的支队与运输员吴安明一同赶赴吕梁前线的遭遇与见闻。“我”不再像《误会》中那样先入为主地对主人公的身份与想法下论断，只是默默地随队前进。有趣的是，吴安明竟因“我”的沉默而“对我发生了一种比别人亲切些的感觉”，并主动向“我”讲述自己的生活。在互称“同志”的基础上，“我”逐渐了解到他困苦的童年与参军的经过，二人间的情感似乎逐渐实现了互通。就在一行人来到河边时，小说突现一处戏剧性转折：吴安明竟毫无预兆地脱下衣服，“跑进河里洗起澡来了”。虽然柳青在前文通过“太阳在头顶上燃烧得更灼热起来”等描写已为此情节作出了铺垫，但主人公的行为仍然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我”虽在情感上与主人公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通，可这种联通仍然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十分可疑的。当众人取笑吴安明时，“我提着裤子管涉了过去，也站着笑呆了”；当吴安明受骗后狼狈地从河中奔出穿衣，急忙向“我”解释他对部队风纪的重视时，“我”也并未表示安慰或对其说明这次玩笑的无害。“我”具备着居中协调的能力，却没有将其投入到与主人公的交往过程之中。将《一天的伙伴》与《误会》并置一处，不难发现柳青在塑造人物与把握情感上已更进一步，但戏剧性的转折减损了小说叙述的合理程度，也影响到了“我”与主人公交往的理想节奏。

相较上文所述二作，《废物》的文本叙述更加合理。此作主要讲述了八路军老马夫王得中在突围战斗中不愿离开部队，因年老体弱掉队后引爆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塑造较为丰满，但仍存在一处缺陷，即：“我”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王得中的苦楚，却并未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尝试拯救这位老同志的生命。从“教导员”最后一次的劝导来看，王得中能够理解、接受八路军队伍中春风化雨式的说服，但这种说服来得太晚，也过于单薄。“我”虽意识到王得中已将生活与生命的全部意义凝聚在了自己八路军的身份中，却没有尝试着去给他更多的劝导与慰藉。柳青此处对于人物行动的设计显露出了不成熟的痕迹，他尚无法圆熟无阻地将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思想注入叙述者“我”的思维之中，这就使得“我”虽然具备辅助“教导员”劝服王得中的知识与能力，却终究没有将其付诸行动，而是选择在行军过程中“一半担心一半鼓励地”对他说：“王得中，丢脸的事可干不得呀！”这样的“担心”与“鼓励”看似具有正义性，却在事实上将王得中推向了唯一的结局——死亡。

《误会》《一天的伙伴》《废物》三篇小说，构成了柳青1939—1941年前线书写期内部一组联系紧密的文本。柳青依据自身跟随部队转战于晋西南、晋中等地区的经历，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开展小说叙事，塑造了伤兵、运输员、老马夫等一系列具有军旅色彩的人物形象，作品整体的艺术风格逐渐走向成熟。然而，柳青在叙事中常常依赖于戏剧化的情节设计，而弱于细致、耐心的铺陈，除却前文所述的《误会》等作，《地雷》中对关键人物银宝参军的情节安排也过于戏剧化，影响到了人物行动的合理性。最为重要的是，直至《废物》写毕，柳青也未能解决自《误会》即存在的根本问题：“我”对于战地生活的“考察”性质始终没有改变，在交往过程中难以抵达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深处，浮现到文本表面即体现为对战地生活的疏离感，这也影响到了《牺牲者》的面貌。随着1942年初回乡，柳青开启了一段短暂的乡土书写期。当柳青从难以融入的战地回到乡土世界，与故乡间的隔膜使其小说叙事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也出现了新的难题，这在以《在故乡》为核心的文本中有着集中体现。

二、与故乡间隔了“厚障壁”：《在故乡》等作的乡土书写及其内在矛盾

在以《讲话》为坐标点考察柳青创作历程的研究框架中，《在故乡》与《喜事》是两则难以把握的文本。有研究者认为《在故乡》意在表现陕北农村的新变，然而对鲁迅《祝福》的刻意模仿使得其叙事笔调变得略微灰暗，作品主题模糊芜杂，反映出柳青所持的“旁观者”视角，这确是对《在故乡》一作颇为有力的认识方式，但其中仍存在着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一是就《在故乡》的具体内容而论，柳青的写作重心是否意在表现陕北农村的“新变”？二是究竟该如何理解柳青在此作中对《祝福》笔法与鲁迅资源的借用？三是为何柳青在处理乡土题材的过程中会显露出一种“旁观者”视角？上述问题不仅是解读《在故乡》《喜事》二作的基础，更是理解1942年的柳青如何消化前期积累的战地写作经验，并开始处理乡土题材、深入农村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柳青在田间劳作之余跟乡亲们聊天(图源：中国作家网)

就题材而言，《在故乡》取材自柳青1942年初回乡的经历。小说开篇，“我”的回乡有着一种诗意色彩，“我牵着那匹因竟日的奔驰而疲惫了的白马，行近我们的村子时，似乎愈来愈觉得初春的阳光更加温暖”。就开篇来看，相较于鲁迅《故乡》开篇天气的“阴晦”、天色的“苍黄”、荒村的“萧索”与“我”内心的“悲凉”，《在故乡》的氛围并不十分阴郁。柳青虽然也描绘了“那些黄秃秃的土山，和散布在山洼里的赤条条的白杨树，甚至零落在路旁的碎石块”，但这些景物“都给我以一种熟识和亲切的感觉”。

然而，柳青开篇描写故乡的“不变”时，却饶有意味地凸显了村内“施政纲领”和“动员标语”的“歪歪斜斜”。作为边区政治的重要元素，在“我”的故乡，它们却被处理得如此随意，这不禁令人生疑。当“我”回到家中，希望通过灯下夜谈的方式从父兄叔伯处了解故乡的情形时，伯父却“轻淡地笑笑”。“我”还未及作出反应，父亲已作出审判：“我”是“故乡”的叛离者，虽然“站在革命这边”不等同于站在“故乡”的对立面，但已非“一路子”的人。叙述至此，柳青的创作开始涉及一种新的困境：不同于战地书写期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主观层面把握能力的不足，柳青在处理乡土题材时遭遇了书写对象的排斥与抵抗，这反映出“我”与“故乡”之人对“革命”的理解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我”选择回避父亲带有敌意的判决，关注其他乡亲的生存境况，然而三叔父用“冷笑”打破了“我”对故乡“没有过不了日子的人”的幻想，“咱村里就是七老汉还过不了”。主人公七老汉便在这一语境下突入“我”的脑海。七老汉甫一出场，即依靠其形象与语言将小说从描绘陕北农村之“新变”的轨道上推离，而令作品升腾起浓郁的“鲁迅气氛”。这“样子像乞丐的老人”对“我”说出“四先生回来了”，使人联想起“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的祥林嫂对“我”说出“你回来了”。后文七老汉“脱得赤条条的蹲在那里，埋头把一件破袄子在膝盖上翻来翻去，忙于搜索着虱子”，则颇有“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的阿Q模样。“我”最后见到七老汉时，他的“胡子里已经夹杂着几根白的，皱纹更加深了一些，脸孔枯瘦多了，并且由微微的褐黑变做全然苍黄。最显著的是牙齿脱落得剩几颗了，看样子也更愁苦了些”，其形象似乎杂糅了闰土“灰黄”的脸色、“很深的皱纹”与祥林嫂脸上的“瘦削不堪，黄中带黑”。在“形似”之外，从七老汉的行为与命运来看，也可发现其与鲁迅笔下“老中国的儿女”间的共通之处。

在“我”的叙述中，七老汉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常年游走于乡民之间就食。然而他“在故乡没有更坏的名声。他不赌博。更不曾犯过盗案。除了吃旁人的饭和吸旁人的烟草之外。一无嗜好”。无论乡间哪家发生了争吵与斗殴，七老汉总会“急急忙忙地蹒跚去了”，担起居中调和之任，这也使他“毫不劳动而能够在故乡生活到现在”。七老汉确是地道的懒汉，但他也是乡土社会中的粘合剂，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恶”之化身。虽然“委实不像样子”，却绝非无救。他既有父亲眼中“懒惰的二流子”的一面，也有“我”眼中“和事的好好先生”的一面。柳青对“七老汉”的塑造指向《在故乡》中的深层矛盾：在1942年初“故乡”的社会结构中，以“我”为代表的革命者与以“父亲”为代表的乡民间存在着显著的隔膜。在对待七老汉的态度上，“我”虽与父兄叔伯不同，却也显出革命者的无力感，并未能真正深入到七老汉的生活与心灵深处。“我”与七老汉之间始终存在着《祝福》中“我”与祥林嫂交谈时的距离感，“我”虽愿为这“可怜的老人”施加一点可怜的善意，却不愿因此给乡民留下“与懒汉走得过近”的印象。相较于《废物》中“我”预见到老兵王得中的死亡而未采取实际行动，《在故乡》中的“我”似乎前进了一步，愿给七老汉一些有限的施舍，“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在时我老人不能骂你的”，但也仅限于此，“说着，我们便决然地走开了”，并且“再也没勇气回头看他一眼”。七老汉最终因贫穷与绝望在除夕前夜上吊而死，我则在“农家窑里传来咀嚼声和笑声，满村此起彼落地响着爆竹”这样《祝福》式的气氛中将他“遗忘干净”了。

从人物塑造与叙述设计方面看，《在故乡》并非一部典型的国民性批判文本。父兄叔伯虽然在谈到七老汉时往往不吝自己的鄙夷与厌弃，却终究未像《祝福》中的四叔般冷血地“吃人”，将七老汉推向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他的懒惰：在“故乡”变为“边区”，“故乡的人把种籽和血汗下进去，然后从那里取得一切”，“村里光景都像样”的社会氛围中，七老汉却将分得的三亩上田出租，自己选择求乞游食，并因内心的绝望感逐渐累积而选择自我了断。不过，对懒汉与游民群体的批判似乎并非柳青《在故乡》的核心主旨。在小说末尾处，柳青评述道：“七老汉生在富贵家门，却过了一生赖皮狗的生活；最后还是这样的下场。但也无法，故乡既变做另一个世界，时代便铁面无情地丢弃了他。”这段话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无法”，在故乡能活到“今日”的七老汉，在故乡的“新变”中却无法活到“明日”，终究没有迎来属于他的改造与救赎。

七老汉之死反映出以“故乡”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地区向“边区”改造的“未完成”态。虽然七老汉分得了土地，获得了生产资料，但在改造“二流子”等运动尚未在边区全面完成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关系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长年的“赖皮狗的生活”已使七老汉的劳动能力严重退化，已无法从“狗”重新做回“人”。当柳青对边区的现实生活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他在《种谷记》中即设计了人物“六老汉”，他与“七老汉”一样“是个废人”，处在永无止尽的咳嗽之中，但与七老汉不同的是，六老汉获得了救赎的可能：“当村里建立起打钟制度，要找个闲人，都瞅中了他。自从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以后，老汉总把这当做一桩严重的托付，小心谨慎地执行着，不管变工队里闹什么问题，有多少人在变工，他的钟还是按当初决定的照样打。”

《喜事》其实即是《在故乡》开篇“更悖逆的是男子汉竟不能打婆姨，打了不是要离婚，便是成了官司……”之语的具体呈现，反映出了乡民心理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封建遗存。在叙述故乡的“喜事”时，“我”表现出强烈的抽离感，许多时候只能保持沉默、无能为力。当时间进入到“初六的早晨，我只听到这些，便匆促首途了”，此后与故乡通信时，父亲请人代笔写信，也“从来不提闲事”，“我”由此失去了深入乡土生活的可能性。

以《在故乡》为核心文本的乡土书写，反映出了柳青在由战地走向农村的过渡时期中遇到的困惑与挑战。作者不仅写出了故乡的“新变”，更是借用鲁迅的笔法，敏锐地捕捉到了故乡的“不变”。然而，从战地归来不久的柳青尚未形成对乡村生活的深度感知，其“深入生活”的程度难称充分，虽然在对人事的体察层面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但他“公家人”的身份使其与乡土世界始终存在着隔膜，故而在面对“七老汉之死”这一关键议题时显露出一种“旁观者”视角，无法切中问题的要害。对于1942年的柳青而言，其对于基层乡村经济结构以及农村社会人情人心的深入与把握，仍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当柳青于1943年深入米脂乡村从事基层工作后，他逐渐调和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村基层干部”两重身份，并在农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随着真正地长期投身于乡村生活之中，柳青终于成为了“生活漩流中的一分子”，并在《种谷记》等作品中展现出了对人情与人心更纯熟、更深刻的体察与把握。

三、“生活漩流中的一分子”：《种谷记》等作对人情与人心的把握

1943年2月，组织委派柳青到米脂县吕家崄村任文书，在长期深入生活，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柳青下乡初期的“委曲”与“遗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45年赴东北工作前，基于米脂工作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种谷记》手稿完成。次年3月，柳青到达大连大众书店，开始修改《种谷记》。1947年7月，《种谷记》由大连光华书店正式印行。在通行的文学史叙述与批评视野中，《种谷记》在人物、情节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症候并未得到充分的解读，这种考察方式也未能充分还原《种谷记》文本内部的叙述形态，难以深入作品所指向的陕北农村社会。

柳青著《种谷记》

作为柳青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写陕北落后的个体农业生产如何响应党的号召走向集体生产的过程，以及怎样在这个运动中改造个人”。然而，在1950年1月《种谷记》座谈会上，李健吾等人却指出《种谷记》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很少起伏，平铺直叙”，开篇的七章缺乏“小说的兴趣”，第八章至结尾则较为紧凑，可使人“没有间断的看完”。就小说结构而言，《种谷记》确有作为柳青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松散与冗长之感，借由批评者们开辟的观察角度重考小说的生成过程，可以感知到柳青在书写农村的过程中正进行着一场个人思想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角力，这在文本结构上即体现为在“闲笔铺陈”与“开门见山”之间的纠结。

在柳青看来，小说创作“最困难的是结构，或者说组织矛盾。就是说，最困难的是开头到一半以前。这是非常困难的”。他力图将“本来毫无关系的人”调动到同样的生活场景之中，并且“不能给人看出破绽”。具体到《种谷记》的写作中，柳青并未将“组织矛盾”阶段的写作重点放在打造一个灵光四溢、极“精”极“巧”的开头，而是紧扣“实际生活的细节”，并为写作过程注入“克制”“忍耐”“坚持”等精神气质。

结合作为小说本事的米脂吕家崄变工运动的实际情形及柳青的思想历程与创作动机而言，“富农问题”是小说所希望展现并探讨的一项关键问题，这需要以农村的“现实”为背景支撑。因而，《种谷记》的结构难题具有必然性。为满足对农村复杂“现实”图景的铺陈与描绘，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作品开篇的精练表达，不急于向核心情节“突进”，甚至有些“拙”地描绘着王家沟的喧嚷景象。首先描画了行政主任王克俭家中的婆媳等待父子返家吃饭时的“焦急”“唠叨”“气愤”“愁苦”“无精打采”与“灰心丧气”，此处描写可谓“闲笔不闲”，它不仅建构出小说核心人物王克俭鲜活的家庭生态，而且引出了王克俭以一父一子之劳力“赌气要和变工队比”，“每天也耕一垧”的故事背景。从专写王克俭及其家庭生态的第一章来看，《种谷记》开篇的叙述速度十分缓慢，两组与主题关联紧密的重要矛盾被埋在了缓而近“拙”的叙述之中：分别是王克俭“富裕”而“少积存”之间的矛盾、行政主任的身份与抵触变工运动的心理之间的矛盾。

在以王加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第二章中，小说的叙述则更显滞重，农会主任王加扶的“全部精神已经被会上布置的工作占据了”。王加扶处在村人和家人两股力量的夹缝之中，“农会主任”的身份要求他履行组织村人之职，家人则需要他担负起为儿娶亲的父亲之责；但王加扶“连他自己的婆姨他也‘克服’不了”，村民也缺乏响应其宣传、组织的动力。在此境况中，王加扶只有通过“寻找”劳动模范王存起的方式才能为自身注入信心与活力。

通过对开篇两章的分析不难发现：《种谷记》的结构难题并非文学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而是由作者柳青体察陕北农村实际情形并将其文学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巨大挑战所致。这部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把当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陕北的一个村庄的面貌，介绍给我们，介绍得非常精确和非常详细”。读者在阅读《种谷记》时，可了解到作为小说创作背景的陕北农村之风土人情，并深切感知身份、思想各异的农民现实生活的“纠缠”感。小说开篇两章对王克俭、王加扶生活的描写是极富“纠缠”感的，劳动、职务、家庭缠得王克俭“昏头晕脑”，缠得王加扶“心烦”——在抽象的“政治”具象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后，王克俭、王加扶的生活景象确是农村基层工作者的鲜活写照。

《种谷记》结构松散的根源在于柳青所描绘之农村现实的缠绕、沉闷、复杂，读者如果无法与这种文本的“冗长”相抗衡、无法真正“耐心地细读它”，又如何能真正体察、了解农村社会的芜杂样态？即使是对作品结构等方面持批评态度的李健吾也承认了这一点：《种谷记》虽然“象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头两章可以不看”，但确是“真的生活的细心的雕磨和挖掘”。实际上，“头两章”内容可谓至关重要，柳青在此埋下了留待后文探讨的深度议题，即农村阶级力量的划分、农民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党的政策与指令在农村推行的过程与阻碍等。

在《种谷记》的写作中，柳青对人情与人心的把握相比于前期作品更纯熟，这在第15章里有鲜明体现。见证着王克俭融入集体的王加扶感慨良多，“山头上坟墓里长眠的他们的祖先，倘若真有英灵，他们不会怀疑这是否他们曾用汗水混合着眼泪灌溉过的土地吗？”此感想实际上建立在“祖宗崇拜”的民间信仰之上，王加扶意识到：王家沟村民以全新的劳动姿态改造这片土地的实际行动存在着与乡土观念和谐统一的可能性。

民间信仰是理解柳青笔下农村复杂形态与纷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变工”在进入王家沟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王克俭、王国雄及其所属阶级的阻力。虽然他们反对变工的逻辑并不相同，其言行却被混同在“儿要自养，谷要自种”的传统观念之下。柳青在总结自己领导米脂县三乡变工运动的经验时就特别指出这一问题：“安谷的技术好坏很容易发生争执，俗话说：‘儿要自养，谷要自种。’如果安得不好而不足苗或种坏了，以后补种起来就吃亏很大。”作为小说中精准反映富农、地主阶级心理的民间俗语，“儿要自养，谷要自种”是柳青将现实工作经验注入小说文本的重要体现，这句俗语也确是作为小生产者的自耕农群体内心的真实写照，它朴素、顽强，又固执、狭隘，在柳青构思、创作《种谷记》的历史阶段中，“延安绥德的方法”或抽象的政治说教尚不能有效地攻破由这种小生产者心态筑成的壁垒。

不同于旁人的“津津有味”，赵德铭“开始拿理论来克服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过早的陶醉”，但这番政治说教对王加扶等人并未奏效。王加扶等人以最为朴素的提问方式回应：“大约说我们这辈子赶得上吗？”如果王加扶等人在此处表达出汹涌澎湃、铁石不移的决心，虽然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期待”与“政治构想”，但却不太像书中“王加扶”等人的言行举止——“王加扶”并不是天生的钢铁战士，而有着逐渐成长的过程。而这正是小说叙述的“有意味”之处：赵德铭与王加扶“细腻”地、“不知不觉”地占据了发言权，小说的作者、隐指作者或叙述者似乎均未现身。这也为理解《种谷记》文本的叙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赵、王分别拥有着作者一部分的主体意识，他们各自的憧憬实际存在着一种互文关系，指向“农村基层干部”与“革命知识分子”对于农业集体化运动如何嵌入乡村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世界”的不同思考。虽然认知不尽相同，但赵、王均无法抑制内心对于“那种世界”的梦想。这种心理很难被视作是纯然的政治造物，而更接近于与现实“缠斗”者心境的一个剖面。柳青为赵、王分别设计了特定的场合，促使他们在某一瞬间能够从“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中国革命的现实中抽离出来，远远地瞥一眼“我们王家沟”步入社会主义后的模样，这样的叙述反映出直面农村复杂社会形态的工作者正在或可能以何种观念面对现实，且这些观念可能是人物和叙述者共同的——已然接近于作者柳青本人的观念。

由此，也引出了重审《种谷记》文本内部叙述形态及其生成历程的一层重要价值：柳青在下乡的头半年，“尝了有生以来未吃的苦”，真正地深入了陕北农村的日常生活，“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那么爱儿子和土地？我在那些漫长的春夏天的白日里，读了五本斯大林选集，特别注意那些关于党的工作和农村问题的演说，这些东西在我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下，是非常亲切的，所以影响就较大”，“五本《斯大林选集》，他是逐段读下来的，每逢读到谈党的工作和农村问题的讲演处他翻来覆去地看，看党的政策，看工作方法，看对农民的态度。”对于将书“逐段读下来”的柳青而言，《斯大林选集》中的部分观点应在其思维世界留下了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柳青对农村问题的理解与认知。

1925年5月9日，斯大林在总结“党在乡村中的政策”时提出：“应能耐烦的对农民解释他们所不了解的问题，使农民心悦诚服”，“只有了解经济的意旨的人，只有善于忠告农夫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人，只有善于扶助农夫实行经济建设的人，他才能领导。研究经济，与经济相接触，无微不至的实行参加经济建设，便是现在共产主义者在乡村中的任务”。这并非干瘪的政治说教，而是有着显著的现实关切，并悄然融入了柳青创作《种谷记》等文本的知识基础中。以《种谷记》为起点，柳青逐渐能够将农村基层干部与革命文艺工作者两层身份协调统一，在探索乡村经济工作方法的同时，“以‘深描’的方式进行社会解剖和文化心理结构分析”，“显示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和更新”。

结语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许多人，甚至所有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不那么了解，或者对他们自己生活的认识不适当。……不仅是哲学家，掌握辩证思维的社会学家、可能还有小说家，都努力把表现出来的和真实的形式的结构与内容结合在一起。这样，思想观念既在日常生活里，也在日常生活之外。”此处的“日常生活”是通过“琐事”承载着的“千辛万苦的现实”，如何使自己的文字免于戴上“异想天开的历史解释”的假面，而真切地反映事物的矛盾，是文学家所必须迎接的巨大挑战。列斐伏尔的观点是理解柳青作品的良好参照。柳青延安时期的创作实践即是其驱散“假面”的阴影、逐渐深入生活，并担起“千辛万苦的现实”的具体体现。柳青从战地时期对生活的“体验”，经由乡土社会的过渡，逐渐进入到陕北农村生活的深处，在此过程中，他对人情与人心的把握逐渐走向成熟，并初步建构起关于“革命”的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柳青的“深入生活”历程与文学实践并不是“去主体化”，而是对自身主体性的调整与确证。

柳青著《铜墙铁壁》

《种谷记》等作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柳青自我调整的完成，而应被视作“柳青道路”的先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概念，“柳青道路”与作家的“长安十四年”及《创业史》的写作历程密不可分，却不局限于特定时段与单一作品；“柳青道路”的核心并不在于“长期地在一个固定的生活根据地安家落户”，而是“深入生活”。无论是延安时期的《种谷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铜墙铁壁》，还是创作成熟期的《在旷野里》，都是柳青“深入生活”的阶段性证明，其作品背后的吕家崄下乡、冀东土改、沙家店支前等经验不断锤炼着柳青“深入生活”的能力与意识。柳青于1952年正式开始长安生活，深入到皇甫村的日常工作中时，他实际上已拥有了“很多新的现实感觉、生活理解”，并“渴望着将它们转化为写作实践”。当研究者们从农民“丰富的内心活动”“灵魂的斗争”“集体意识、国家意识的逐渐形成”和“新的文化信仰的建立”等维度考察《创业史》的诞生过程时，将不难发现：这本史诗性作品的创生既在“长安十四年”之中，亦在“长安十四年”之前。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卢思宇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5年第4期（总第115期）

责任编辑：薛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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