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人物二重性”理论为基础,探讨反腐、扫黑题材剧中的反派人物塑造,首先积极肯定了创作中对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追求与艺术成绩;其次,在辨析反派人物的悲剧性与复杂性的基础上,指出把握此类人物的倾向性与整体性(即主导性格)的重要意义;最后,进一步指出该类题材剧中的正面人物塑造亟需拓展表现空间,通过深入开掘生活、借助适当的创作手法弥补人物单薄的不足,追求丰富立体的人物塑造,以更好地传播反腐、扫黑题材剧的正向价值。
新时代以来,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回潮,并在作为一种方法的现实主义的内部实践中不断升华与深化。以《人民的名义》《狂飙》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中的反面人物塑造来说,通过对性格善面的建构、性格的反向转化及其悲剧命运的流溯式再现,反面人物相比正面人物,其人物性格更加饱满化、立体化、生活化,更具复杂性,也更具人情味和毛边感;总的来说,其人物性格由单一性走向二重性乃至多重性,并在性格结构上集中体现为“善恶同体”或者说“美恶并举”的二重组合。这种由“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带来的人格二重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作品在创作与接受上的二律背反,就其本质而言,反映出现实主义本身在认知与审美即在认识论与美学之间的二律背反。鉴于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所呈现出的审美新变,重提一种“毛边现实主义”对当下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迪意义。同时,也要警惕由反面人物性格复杂性所带来的善恶含混的问题,由此得出,保持一种正向的创作立意十分关键,这是新时代电视艺术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作为创作标准的重要体现。
本文立足优秀主题性电视剧创作实际,主要从创作源泉的人民性、表现人物的精神主体性、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性构建、人民美学的多样风格呈现等维度展开分析。
新主流之新,贵在创新。而创新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来源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更重要的来源是对人民之所感、所想、所愿的理解和传达,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主流价值与主流受众最大程度的共识。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职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担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支撑下,文艺才能发挥其团结人民、激励人民大众努力建设美好生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积极引领作用,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当代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责任。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奋发有为,活跃创造,开拓新境,是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取得充分发展提升的鲜明写照。
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变革与新气象不是仅仅显示于个别性理论问题上或局部性理论领域中,而是整体地全面地走向了体系化的自主创新。
“饭圈文化”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全时态、全领域的,对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严重冲击尤其值得关注。
“饭圈经济”的概念经历了从外来移植到本土普及的过程。“饭圈经济”不同于“粉丝经济”,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等特征,汇聚了现代经济的各种要素,是内容经济、数字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且具有自我演进和扩张的机制。“饭圈经济”是市场失灵的典型表现,导致了资源的错配和极大浪费,暴露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负外部性、行业垄断、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对社会的消费观、财富观、投资观、价值观以及人力资本都有负面影响。对“饭圈经济”应当进行精准治理和全面治理,处理好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 “饭圈文化”所呈现的状况和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阐释“饭圈”与“偶像”之间具体而又抽象的关系,认为“饭圈文化”主要作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对其“利益化”和“势力化”的突出特征作出概括,并对“饭圈文化”的有效治理路径进行探究。
追星是人之常情,粉丝是共同追星的一群人,但“饭圈”却是一个有道德基因缺陷的圈子,或者说,“饭圈”是有原罪的。置于“饭圈”中心的偶像明星只是个“人设”,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等多方互动、包装的结果,其“爱”的情感纽带是自然的、依赖性的、异化了的,缺乏道德内涵,彼此间具有一种变异了的“忠诚”。“饭圈”伦理还具有某种“部落”伦理的特性。“饭圈文化”治理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理,应该遵循道德治理的内在要求和特殊方式。最关键的是要重塑偶像的道德示范功能,确立平台的道德共识,加强网民的网络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