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是清欢

——现实题材剧“两结合”创作路径初探

2022年春天，舞蹈《只此青绿》、冬奥开闭幕式和开年大剧《人世间》等，堪称惊艳，几道艺术大餐令人们久有回甘。如果说《只此青绿》和冬奥开闭幕式更多是对传统文化的精彩演绎，那么作为人们争相追看的《人世间》，则以58集的长篇幅实现了“现实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功范本。

现实主义是近年来文艺界的热频词，但是如何在创作层面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热切观照、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始终困扰着创作者。在将现实主义既作为观念又作为方法的艺术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艺观有机结合，其中的闪光表述恰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两结合”路径。《人世间》的意外“破圈”更加确证，当国剧以诗化的艺术执著于解答“历史之谜”，并于故事中升华主题及至哲学高度，才能真正体认历史与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在浩繁的著作中多处论及艺术，讲现实主义，论歌德，评拉萨尔的悲剧，评论《城市姑娘》《巴黎的秘密》，提及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席勒、狄更斯、乔治桑等，意在强调文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完美的共产主义阶段在于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而在此前阶段，作为社会生活表征的艺术，要有意识且有能力对社会生活与社会矛盾进行艺术化书写和表现，解答关于自己社会阶段的历史之谜。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要认识艺术与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深刻关联。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在于他们是自己国家社会生活以及革命的“一面镜子”。作为与“镜子说”的对应，中国传统文论提出“感物”。“感物”同样强调对对象物的描摹与表现，不同在于，“镜子说”强调忠实表现外物的镜映，而“感物”则更在意因对象物所引发的情感律动与兴发。在笔者看来，近年来热播并获好评的“出圈”国剧正是在结合了“镜子”与“感物”创作观基础上，真切表达出了对广阔生活的一往情深。

巴尔扎克曾说，“我只是法国历史的书记员”， 当下热播的国剧也体现出了“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创作深度。如《人世间》将镜头聚焦于东北某省会城市“光字片”棚户区，在叙事空间上极具意味。与光鲜奢华的都市生活剧不同，“光字片”的耐人寻味体现在，作为空间地理，它是一份乡愁，是一腔深情，是创作者们对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份记忆的宏大书写，是为告诉人们，那些为了国家民族振兴复兴所负重的周家兄弟与他们的子孙朋友不该被忘记。作为地域区隔，东北书写有从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刚健清新、欣欣向荣，如《原动力》《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有市场化改革后的世俗，如小品文化的成功传播，还有新世纪新作家的创伤记忆式书写，如被评论界定义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等。而老工业区处处弥漫的大厂情结、老辈工人的执著奉献，则好似被艺术创作遗忘了。而《人世间》恰恰通过“光字片”50年的历史变迁，以广阔的视野与悲悯，向时代与时代里的人民致敬。在这个浓缩的社会环境中，周家人彼此之间，与他们的邻里、同事、伙伴朋友之间，更深刻地体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

同样，没有经历漫天黄沙，就不能理解“吃着土”过日子的西海固人。电视剧《山海情》在戈壁荒滩所上演的慷慨悲歌，是抗争自然，更是反抗积习。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严重的厚土重迁情节，中国农民尤其认为土地才是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传宗接代的基础，是生命延续的保证。《山海情》的剧情始于吊庄移民，其艰难不难想象。土房、土炕、土院子扑面而来，吊庄人的生活就是在土中挣扎，但是他们却万分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只有真切表现出对“土”的情感与情结，才能深刻体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彼此间及与土地间血浓于水的深刻关联以及移民之难。

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故事从上海开始，却跌宕起伏于北大校园。彼时的北大校园虽逢乱世，但人才济济，大师辈出：漫天雪花中，陈独秀、钱玄同和刘半农三人在陶然亭中初会，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颇有魏晋时曲水流觞的美妙意境。蔡元培为请陈独秀“出山”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冒雪三顾茅庐，恰似刘备风范。北大校园里，蔡公主持的评议会上，新文化运动派和守旧孔孟派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又好似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然而这部剧更想表现的是，民族危机深重、政治腐败的年代，北大师生的选择与抗争。作品用质地饱满的影像真切塑造了一个时代与一群先觉者，或可由此召唤观众与先贤大师进行灵魂对话。

电视剧《大江大河》里的工厂与乡村，是典型环境，更是历史处境。“大江大河”，“吾国吾民”，在上学难、致富难、成长难的岁月里，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在企业、乡村和生意场上，实现着各自对时代的誓言，“当一艘小船走在长江上，你快进入到长江口了，你必须换船。你坐上这艘大船往前去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所有的人都是英雄”。对于今天的青年人而言，《大江大河》中的他们已是父辈，他们披肝沥胆、披荆斩棘，把一个家、一个国，送到这艘巨轮之上，而他们的青春却是乘着扁舟，于惊涛骇浪中走过。

叙事艺术的核心是通过“人”来体现观念，写一个英雄而又是自然的人，他必须直面一切苦难。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大写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的核心思想是，文学需要书写这个大写的历史。在中国传统文艺观视域中，渗透着儒家哲学的文艺观念，也对“人”表现出深情与关切。孔子说“仁者爱人”“为仁由己”，既体现出人性的高度自觉，更体现出仁学理论在处理社会关系乃至天人关系、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的有机统一。当中国传统哲学的“为仁由己”与安邦救国结合后，尤其为后世文人塑造了一种崇高神圣的使命感。带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历代文人志士方以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观照现实，“为仁由己”由此而“具有了生命动力的深刻性”。“出圈”国剧中，创作者以真诚的镜头捕捉英雄与平民，聚光灯下，他们的人格熠熠生辉。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世间》中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值得称道的是每个人都体现出作为个体人的本质属性。周秉义是被着意塑造的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形象，他寄托了梁晓声“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理念。有学者称周秉义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意在表明他终其一生要给人间带来美好生活的火种。他是长子、大哥，但他更是具有西西弗斯式英雄主义情怀的平民英雄，偶尔也会陷入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周秉昆、郑娟这一对以无限善意对待生活和不幸的夫妻，最终以“想想都美”的姿态走向未来；“光字片”的老一代少一代，是被致敬的人们，镜头里满是对他们的爱。2021年《觉醒年代》被众多青年一刷再刷，这部剧的创作依靠文献和方志，但它因诸多虚构情节而抵达了真实生命。每个被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在故事中复活，而他们身上所负载的最动人心魄的观念，就是精神信仰与道路求索。陈独秀、李大钊在艰难求索的路途中，他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成长丰满，有了之前不断试错的苦涩与痛苦，才会让他们的生命迸发出非凡的力量，并在最后相约建党的情节中达到高潮。《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热情洋溢，疾恶如仇，但是他的洒脱同样伴着孤独与苦楚。尽管在他身边不乏战友，但他也时时经历着父子交锋、同僚笔伐，闪烁着锐利锋芒的陈独秀最终用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坚韧求索打动了儿子。《觉醒年代》还生动塑造了建党前夕的知识分子群像，剧中人物的言谈举止精神气质，自带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深深印痕。魏晋风骨与礼贤下士，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并包与和而不同，每个人物身上都负载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底色，共同组成炫彩斑斓的史诗画卷。《山海情》在大漠孤烟中雕塑起一组人物群像，乡民中间的马德福、白老师是山里的普通人，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英雄。马德福读过农校，是涌泉村的未来之星，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荒芜的土地上，他种出了属于自己和乡亲的梦想。移民、求水、索电、致富、迁村，无一不难，马德福用自己的坚定执著说服了乡里乡亲，带领着闽宁村民走上致富道路。乡村教师白崇礼培养了一批批孩子，在他们心里种下知识的种子，拼上性命只为让孩子们多学知识，舍却前途只为点燃孩子们的心中梦想；被得福、麦苗和新来的支教老师质疑，却坚持在“独木桥和高速路”之间坚定选择独木桥。剧中孩子们高唱“春天在哪里”，其实，春天就在白老师一生耕耘的这片土地，在他和孩子们的心里。剧情后段水花回到涌泉村小学，由衷地说，给白老师当学生的时光，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时光。

“出圈”国剧以对生活的满腔深情为英雄和普通人树碑立传，用镜头刻下时代的年轮，悠远绵长。它们用饱满的叙事确证了，艺术之花只有开放在生活的原野，才会格外艳丽芬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传统艺术精髓的优秀现实题材剧，因为表达了对时代既“介入”又超越的思考、对人生存在的本质探询，而能给观众带去对生活、对命运、对未来的新发现、新审视和新奋斗的可能。

（作者：马琳，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本文来自中国评协、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艺路径”主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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