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个好医生就不是一个好作家

——《重读契诃夫》的现实意义

　　今年7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苏）伊利亚·爱伦堡著、童道明翻译的《重读契诃夫》。虽然契诃夫与莫泊桑、欧·亨利一样是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但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经典文学已经边缘化，特别是契诃夫的文学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契诃夫是不是离我们太遥远了？为什么北京燕山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部看似不合时宜的书呢？书中插图介绍里引用了童道明先生的一句话：“把契诃夫给予我的感动，通过我的写作与译作传递给别人，使其他人也有了走近契诃夫的兴趣，这是我的一大人生快事。”这也许是出版社选择出版这本书的重要缘由吧。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前苏联高尔基的影响非常大，但契诃夫的名字也一直保留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凡卡》《变色龙》《套中人》，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契诃夫对俄罗斯底层人民苦难的关注与揭示，对作威作福、保守冷酷的沙皇制度的捍卫者的讽刺早已进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近年来，也有一些人会在剧场看到契诃夫戏剧的上演。在我看来，中国读者或观众之所以爱好契诃夫，是因为契诃夫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重读契诃夫》不仅高度评价了契诃夫的文学，也针对评论界关于契诃夫的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是真正的重读契诃夫。

　　契诃夫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出版《重读契诃夫》，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现在的社会“抖音”流行、明星“霸占”头条，娱乐至上大行其道，谁还喜欢一部研究评论契诃夫的书籍呢？批判在现实中不能说没有，但不是主流，主流声音还是歌功颂德、形势一片大好，比如“厉害了”，“把谁谁吓尿了”。然而，在我看来，当今社会不是中国“厉害了”，中国除了电影票房世界第一之外，有哪个方面哪个领域配称“厉害了”？所谓的“厉害了”不过是吹牛罢了。

　　是的，中国有些方面确实走在了世界前列，也应该宣传出去，但还不至于动辄中国“厉害了”，这是明显的在帮“中国威胁论”的忙，而且还是吹牛。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当多，所以中央才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胡乱吹牛，不仅不是正能量，还会帮倒忙，扰乱国家决策，不利于社会的科学发展。相反，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或指出改进方法，这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反对问题报道、问题评论，实际上是“猫盖屎”，是在掩盖问题，这是非常坏的文风和作风。

　　出版《重读契诃夫》，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要人们重新学习批判现实主义，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这才是让中国“厉害了”的根本之路，吹牛无法把中国吹“厉害了”。

　　契诃夫是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为人谦虚、善良，善于透过生活的表层进行探索，看出事物的本质。在很多论者看来，契诃夫之所以成为伟大作家，抑或他的悲悯情怀，与他是好医生分不开。他曾经说：“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妇。这个令我心烦，我就找另一个销魂。”这是契诃夫的自嘲，也是他的现实情况。契诃夫是一位勤奋而出色的作家，在44年的短暂生命中，他为文学史留下了477部中、短篇小说。同时，契诃夫也是一位相当尽职的医生。1892年，他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在诊所会诊453人次，出诊576个家庭，这还不包括在自家的接诊。

　　对于契诃夫很适合一句套话：不是一个好医生就不是一个好作家。人的生命健康，需要医生保障，医生要悲天悯人，也许他开的药很苦，说的话也未必中听，但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同样，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也秉承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他满怀悲悯情怀，要救这个社会，要救有社会病的人。

　　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甚至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要有治病救人的悲悯情怀。契诃夫的伟大，不只是其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更是其谦虚、善良的悲悯情怀。一个身为医生的作家，像解剖患者一样解剖这个社会。没有这样伟大的情怀，创造不出伟大的作品。当下的中国，也需要契诃夫这样具有伟大情怀的作家和文学，那些胡吹的文学只能让国人们昏昏欲睡，是相当危险的！

作者：张魁兴

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总编辑：周由强

特约编辑：朱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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