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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评论者的挑战(胡晓军)

2022-11-07 阅读: 来源:《文学报》 作者:胡晓军 收藏

戏剧评论者面对着诸多挑战,每一个都遇到过,每一个都从没有完全克服过。我能做的是直面每一个挑战,能克服多少是多少。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更何况其中许多挑战绝不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所能克服的。然而战胜这些挑战,不正是要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开始吗?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无论阴晴雨雪还是酷暑寒冬,必须前往剧院、现场看戏。放录像貌似也能看个大概,实则根本不得要领。因为只有在现场,才能遍览整个舞台的情况、明察大小巨细的变化、所有演员的状态和台下观众的反应。我与越来越多的专家一样,感到教科书里写的“戏剧五要素”,不可缺者其实只有三个——可以没有剧本、没有导演,不可以没有演员、观众和观演空间。后三者才是戏剧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一个专业的剧评者,怎么可以脱离这三个基本核心要素而作评论呢。

京剧《红军故事》(图片来源:“中国国家京剧院”微信公号)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无论戏好戏坏还是戏短戏长,必须自始至终、身心贯注。看片段或许能够取其精华,却也无权评估整体。因为戏剧是一个整体的、流动的艺术,全部的演出好比一条河流,发源、流淌、奔涌、归海。在整体戏剧的理念下,平淡细微、高潮迭起并无优劣之分,优秀的编导演更能在其中起节奏、出韵味和生意境。这种情形在戏曲中尤多。有人看戏既迟到又早退,原因是他们只关心重头戏、只欣赏名演员。他们很可能是“懂经”的戏迷,但绝不是专业的剧评者。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必须经常看戏,最好天天看戏。有一句戏谚,说演员练功:“一天不练自己知,两天不练同行知,三天不练观众知。”剧评者虽不至此,“自己知”则是肯定的。据我的经验,三月不看戏,便有出离戏剧氛围之感;半年不看戏,便有不明创演实践之感;一年不看戏,则有与戏剧恍若隔世之感。有人会说,不就是看个戏、写个评,不至于吧?此言虽是,但主要是指那些初出茅庐的学生或好发议论的戏迷,并不是指专业的剧评者。专业的剧评者,常常不是为了评一个戏而去看戏的。即便评某一个戏,也不会就戏评戏,而是入得戏中、出得戏外。唯有看戏量多面广,剧评才能比较衡量,得出最近于客观的结论。

戏剧与影视的一大区别是,影视摄制完成后一般无法修改,故得名“留遗憾的艺术”。戏剧演出后可以无数次地修改再演,可谓之“补遗憾的艺术”,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全盘推倒重来。小修小改常见,推到重来也不少见,作为创演者当然辛苦,作为剧评者也难言轻松,自然是要改一遍看一遍、重来一次再评一次的。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无论戏剧文本还是舞台技艺,必须两头皆顾、综合考量。戏剧的初形态是文学本,终形态是舞台上,文学本必须通过表导演和舞美技艺立体地、动态地呈现出来。同为文学品类,这是戏剧与诗歌、散文、小说的最大不同处。文学剧本与舞台呈现通常有差异,有的差异很大。因此出现一个现象——好剧本不一定有好呈现,好呈现不一定是好剧本;也因此剧评者最好既看剧本、又看演出,甚至反复对照以发现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间的关联和差别,比较得失与优劣。

有鉴于戏剧的终形态,我以为剧评者应以表导演和舞美技艺对剧本的转型、诠释、提升的质量作为首要指标。这是因为剧本的文学性再高,充其量是“半成品”;只要其舞台的艺术性低,则必定是“次品”。这种情形在戏曲中尤多。近代以来,戏曲对技艺和观赏性的追求远超对文学及思想性的追求,不但建立了稳固的美学范式,而且形成了悠长的文化传统并延续至今。这就是为什么有专家呼吁“戏曲要回归表演技巧的本身”“不能为追求文学性而牺牲技艺性”的原因。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无论感性占优还是理性见长,必须两者兼施、通融运用。戏剧评论不是政经评论、社会评论或产品评论,而是审美评论,必以审美为首要、为中心。剧评者须明白的是自己首先是一名观众,然后才是一名专家;至少要做到的是一半动感情地看戏,一半有理性地观剧。唯有如此,才有望使“在场”与“独立”达成互补且彼此制衡,使自己的评论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间寻找到最佳位置,既与创演紧紧相连,又使学理发挥拳拳到肉,也能较容易地开掘出新的角度、形成新的观点。

我主张剧评者最好向编剧、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多学习,通过触摸感性、理解个性、共享激情,以最大程度地尊重艺术的规律,恰到好处地达成与创作的对等。有人会说,这是对所有文艺评论者的要求。此言甚是,但我还是要着重提一下,因为戏剧是综合艺术,创演者动辄几位十几位甚至几十位,他们往往和颜悦色甚至憨态可掬,实则内心强大无比。在他们的眼里,剧评者都是“外行”和“外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剧评者要真正了解、打动和说服他们,难度是极大的。对于这类厉害人,剧评者最好只提思路、不提方法,免得遭他们的腹诽,或者伤他们的自尊。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既要考虑整体境况,也要考虑个体状态。中国戏曲剧种多达数百,其历史沿革、地域特征、艺术偏好、人才状况、观众市场不尽相同,有的差别很大,剧评者须在把握戏剧本质和剧种本体的前提下,拿出“同而不同”的尺度和“不同而同”的要求。以话剧的标准要求戏曲、拿京昆的规格要求滩簧,此类事情有过太多,结果弊大于利。造成同质化剧评的原因很多,但剧评者依然难辞其咎——不了解剧种本体特质就妄发议论,落得个贻笑“小”方。此外,相比于话剧、音乐剧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剧种,“非遗”剧种在剧目、人才、市场等各方面更艰难;相比于编导大腕、演艺明星,青年人才在名气、影响、创作资源等各方面更脆弱,剧评者要在坚守艺术标准的前提下,对后者态度更积极些、评价更正面一些。这不是厚此薄彼搞双重标准,而是保强扶弱协调发展。

我还认为,不管名气高低,对编剧、导演等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刻意拔高也不存心抑低;无论年龄大小,对演员的评价则不妨在其水平之上再拔三成左右。我以为适当说好话,并非说假话,而是一种高级的语言技巧,用“评高一线”暗示其“走高一线”。

戏剧评论者的挑战在于,要有高的专业,却无实的职业。在中国,剧评者的身份多为高等院校师生、研究机构人员、专业报刊编辑,效果有利有弊,略去其他不说,最难掩的正是“有专业、没职业”,直接导致了剧评者群体的不稳定——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作剧评,当剧评者;也可以随时随地放弃作剧评,不当剧评者。如前所述,专业的剧评者最忌长时间不看戏。不定期看戏、间歇性作评,很容易造成数量和质量的下降。

戏剧评论者的最挑战之处在于,很难写出一篇好文章。虽说剧评者无不是写文章的高手,但事实上好文章偏生太少,这也是剧评难以立得住、传得广、留得久,难以成为创演者和欣赏者共同精神家园的内因之一。

我心中的好文章是“一文两益”的,即让作剧者和观剧者同时得益,且是他们在创作或欣赏中不易觉察、难以感受的益处。这并不是什么额外要求——若剧评的内容与他们的想法高度一致,那还要剧评者做什么?文艺评论拥有同时引导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功能和任务,甚至有专家对后一个更为重视,并提出评论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方式和形态。有人会说,这是对所有文艺评论者的要求,此言有理,但我还是要着重提一下。中国戏剧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大众艺术,此后精英文化萌生,却从未撼动其大众的属性和地位。剧评要为大众服务,当以雅俗互文为最高标准,以雅俗共赏为最佳境界。这正是我反对用死理论套活戏剧,滥用术语佶屈聱牙,生造概念晦涩难懂的原因。我当然不反对引经据典,而是主张数量适可而止、质量精准到位。另外,在评话剧、歌剧、音乐剧等舶来品种时,不妨多用西方理论及概念;在评戏曲、曲艺等中国传统演艺时,则多用本土典籍及术语,一般情况下,除非不够用,才考虑“舶来品”。

我心中的好文章是“崇德尚艺”的。对任何一部剧作,剧评者既要评价其艺术水平,又要评估其道德水准。这并不是说作剧者不用顾忌道德伦理、不用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说他们在创演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为艺术”或“为市场”的“忘我”状态,有概率发生社会价值的偏差或道德水准的缺失,当此时,剧评者有责任予以善意的提醒,给出相应的建议。所谓“相应”,是指先判断其“为艺术”还是“为市场”,再给出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建议。顺便说一句,我以为有学问、有才能、有水平,假如道德缺失便无权作评论。这是因为剧评者承担着“一文两益”的功能和任务,也就必须将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放在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我心中的好文章是“文质兼美”的。有专家提出“作评论如同搞创作”,从某些角度和程度上看,确是如此。文笔华丽也好、朴质也罢,章法洋洋洒洒也好、简简单单也罢,都须体现中国语言文字之美,让剧评者的意见和建议、观念和理想在语文之美中生活、行走、跳跃。这个要求与理论有别,与创作无异。当然,剧评本质上是一种讲理的文章,婉转也好、雄辩也罢,目的都是以理服人,风格可以不同,但语言暴力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有人会说,这是对所有文艺评论者的要求,说得极是!剧评属于文艺评论,其特殊性不可能游离于在普遍性之外。既然评论与创作是文艺的两轮和双翼,谁说只有创作才有权利和能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我心中的好文章是“他律反思”的。“说真话”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文艺地+学理地说真话”。即便如此,“说真话”也不等于“说真理”。剧评者是凡人,他们说的真话会因个性、学识、审美偏好出现片面、偏颇甚至错误。这很常见,更很正常,这也正是他们必须主动地听取作剧者的意见、观剧者的反馈和任何人批评的原因,也正是开展理论探讨、学术争鸣的原由。“对批评的批评”表现为“商榷”“论战”,过去十几、二三十年很是多见,其本质是借他人之手的自我反思,在这一点上,我们就不如老一辈剧评者多多矣。

上述八个挑战,我每一个都遇到过,每一个都从没有完全克服过。我能做的是直面每一个挑战,能克服多少是多少。我知道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更何况其中许多挑战绝不是一人一事、一时一地所能克服的。然而战胜这些挑战,不正是要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开始吗?难也不难,事在人为;不难也难,是人不为。愿以此文与各位戏剧评论者、文艺评论者共享、共勉。


(作者:胡晓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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