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本文以数字时代的“网红”现象为切入点，探讨社交媒体如何重塑传统名人概念，并剖析网红的草根崛起、人设建构、流量逻辑和情绪劳动等生成机制与成名逻辑，分析“网红—粉丝”文化中网红和粉丝的共生关系及其带来的价值与风险。本文认为，“网红—粉丝”文化带来知识普惠、经济新业态等正面价值，也带来网红名实不符、价值观偏差、法律失守和粉丝盲目追随等问题。文章指出，网红现象是数字时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缩影，需尽量规避其风险以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

“网红经济”的概念经历了从个体IP“网红”到多元表征形态的演进过程，其内涵和外延随着数字技术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扩展。“网红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通过符号化、场景化、情感化的内容生产，系统性捕获并转化社会注意力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重组的结果，是社会资本与数字技术共振产生的价值创造新范式。“网红经济”在解决就业、提振消费、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网红经济”也存在行业垄断、内容低俗、算法“劫持”注意力等市场失灵问题。由此，我们应当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的治理原则。

智媒时代，信息爆炸使注意力成为稀缺通货，海外社交平台与网红通过“算法—情感—商业变现”的耦合机制重塑全球信息消费链。本文聚焦海外网红，基于多案例深描，揭示网红如何借高唤醒人设触发情感共振，平台即时捕捉互动信号并放大流量，形成“吸粉—吸金”双螺旋。基于此，文章提出平台匹配、人设锻造、内容三维、算法友好、合作杠杆、数据迭代、商业闭环的七步出海路线，为文化精准远航和国际传播效力提升提供可操作范式方面的参考建议。

本文对网络文化中“网红”和“粉丝”的关系作了探究，分析了当下网络环境中这种关系的特征和形态，点明了网络视频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兴盛、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盈利方式的变化等带来的影响，指出了“日常性”特征和“互动性”特征的作用。

作为互联网社会的重要文化景观，“网红” 退网现象近年频发，集中体现了技术与制度、商业与价值、个体与公共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关系。通过追踪30位网红的“退网”声明、行为及影响，本文从媒介意识观念的视角作出三个维度的解读：一是“退网”作为“自我关怀”的方式；二是“退网”作为“被动抵抗”的方式；三是“退网”作为数字展演的方式。这类“退网”事件既反映出“网红”群体看待互联网平台机制的价值态度，也暴露出当前网络文化生态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可以为网络生态构建与互联网文化治理提供一定参考。

数字时代的网红已超越了早期网络红人的简单指代，涵盖了从人到物品再到城市等各种类型的广阔的文化景观。网红景观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以流量为尺度的经济目标和渴望“成为中心”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现象的网红，代表了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和消费观念，并导致了“网红拜物教”现象的盛行，“网红拜物教”现象的出现映射出消费需求虚假化、消费审美表象化和休闲生活程式化等社会问题。网红“塌房”现象的出现正是这种消费意识形态忽视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的典型后果，因此，对网红消费现象展开文化治理是紧迫的和必要的。

“网红”现象受文化人类学原理驱动，并与今天的社交媒体形成同构关系。个体有通过“爱美和慕强”来追求社会认同的永恒需求，而今天的社交媒体平台、智能手机和短视频为其寻求认同和表达自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促成了人类社会新的“有机团结”。社交媒体网红使用大量说服和影响策略，在商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都获得了巨大影响力，但“网红”的影响力利弊相交，用之不当则会降低网民媒介素养、强化社会偏见和扭曲“饭圈”行为。理解网红的影响力机制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交媒体文化，辩证审视其利弊，引导其平衡“可信”与“可爱”，实现网红个人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网红群体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信息门户时代的草根狂欢、社交媒体时代的资本转换和智能媒介时代的虚实共生。网红的生命力源于情感劳动与“资本—情感”兑换机制，与其提供的情绪价值密不可分。要实现从“网红”到“常红”的跨越，必须超越算法依赖，在文化本真性、技术批判性和情感公共性之间建立平衡，通过情感资本的持续积累创造稳定的高情绪价值，从而突破“昙花效应”的周期律。

对数字时代的网红现象的各种分析很多，在政治经济学、传播理论和社会学分析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思考网红现象的成因。从个体角度来说，网红现象是个体的拜物教或恋物癖，也就是说，在原始的创伤产生的空缺中，产生了物神崇拜，而个体可以通过不断寻找物神来补充在精神上的因为象征阉割导致的空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这种物神的生产已经被资本主义象征秩序普遍化和商品化了，以至于在象征秩序之下形成了普遍症候学，而这种普遍症候学的根源并不在于网络空间，而是源于现实社会的病理学。社会病理学代表的是社会整体的症候，在这种病理学下的个体都会依照一种模式来塑造自己的需求与欲望。准确来说，这种社会病理学的根源出自于阿尔都塞所分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网红模式本身就是数字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不断生产着数字空间中的主体，也制造着普遍的伤痕和症候，最终形成了网红现象下的社会病理学。

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内涵与文明形态的显著呈现。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内涵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密切相关。顺天应时、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民胞物与、和合共荣的情怀理念，守正开新、刚健坚韧的文明实践理念，构成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内涵。中华文明标识是民族心理、民族信仰、民族伦理观念、民族审美等的生动呈现，是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的象征表达，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它主要有物质文明标识、社会文明标识和精神文明标识三大层级。中华文明标识的形成经历了历史时间的淘洗与艺术审美的融铸，是文化设计与艺术表达的结合。真正的中华文明标识符号，还需要文明持有者的确认与传承。

中华文明的标识符号因中华文化的丰富多样表现出难以遴选出代表作品的困境，而文化谱系观念对于认识中华文明标识符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标识性文化符号是语言文字、仪式行为、图像景观三种叙事的综合呈现，中华文明的标识符号是多样的符号系统的有序集成，而这种集成离不开文化秩序与代表性符号的遴选与认同。代表性文化符号体现文化的秩序性与领导性，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是中华文明标识性符号的代表性图像，是古老太阳神话与凤鸟神话结合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产物，是“中国”概念的图像叙事，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国际传播具有独特优势。

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表征符号，其体系构成显示出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历史风貌和宏大格局。文明标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指性，其形成是一个渐变和传承的过程。文明标识通常呈现为一种精神形态或者物象，对其认定具有共同认知和辨识的标准。中华文明标识呈现为不同的层次，是全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结晶。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助力于该标识精髓的提炼和体系构建，体现了历代人民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和追求，同时也承担着文化过滤与优化筛选功能，推进着该标识内涵的辐射与传扬。中华文明标识的艺术呈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时代品质，如民族精神与国家风范的凸显，守正理念与创新意识的协同，经典意识与大众范式的相映，科技元素与审美内涵的渗融，门类艺术与多样文化的互动等。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的现代价值需要提升，包括历史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嬗进，审美共情的营造，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等。

书法作为中华文明标识，至少表现在“基于‘字’而敷于‘用’的书面表达形迹美化”、“发于‘性’而约于‘养’的人格化育”、“达于‘道’而济于‘世’的价值追求”等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为深度依托，构建了“尚‘自然’而贵‘中和’的审美形态论说体系”，使书法即便仅仅在审美领域，也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标识之一。

文明标识是集体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凝练和思想升华。文明标识的存在形态表现为图腾性文明标识、器物与文字性文明标识、精神性文明标识和世俗生活性文明标识等典型样式。在文明标识体系中，文学艺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艺术性、审美性是文明标识的典型特征。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标识的突出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一个思想和艺术话题的持续讲述。在新时代语境下，文明标识的体系建立要强调重返历史源头的民族立场、沟通中外的世界目光和立足当下的时代气象。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包括物质文化标识的筛选，也包括非物质文化标识的挑选，更重要的是对精神文化标识的遴选，因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人的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是精神文化的外化成果。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等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这些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并升华到一个人格形象即“君子”身上。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人格标杆，可谓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与君子人格相伴而生的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突出彰显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精神标识。对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主要特征的历代君子形象，中华美学及文艺创作除了有大量直接描绘和表现外，还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将许多器物、植物、动物等赋予君子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文艺作品对玉、水、松、莲、梅、兰、竹、菊等物象所饱蕴的君子品格的揭示和刻画，不仅数量极多，而且意蕴丰厚，堪称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精彩艺术呈现。

中华文明标识是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同时观照“一体”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符号体系。多民族艺术是蕴含、呈现和传播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标识在多民族艺术中的表征机制有着四重逻辑前提：“两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历史条件；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提供了实践经验；人民性、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成为现实导向与文本支撑。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多民族艺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逻辑主线，通过对符号标识的谱系建构，借助“美美与共、和合共生”的“融合型”美学表达，为努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西部电影发轫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西安，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表达载体，其以典型的地理空间叙事、文化记忆重塑和民族精神象征，参与构建了中华文明标识的影像符号体系。中国西部电影对中华文化的挖掘和呈现贯穿其40年的发展演变当中，并逐渐沉淀为一种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区域与中心的艺术方法。中华文明标识在中国西部电影中不仅直接关联电影的思想定位、聚合电影的意象能指，而且显著地构成了流派的风格标识，其在电影中的实践方式助推形成了中国电影文化精神的独特表征。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征程中，中国西部电影对中华文明标识的再度挖掘、呈现、诠释与传播，对于形塑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

鱼鸟组合图像出于新石器时代特有的视觉思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者似乎毫不相干，那么它们为何、又如何合二为一呢？鱼鸟被新石器人作视觉取象，其图像成为当今考古、艺术和神话分析之热点所在，美术史家、考古学家和神话学家等不同学科的诸多学者相继都有深入研究，文学与美学研究则瞠乎其后。本文以仰韶文化红陶器上鱼鸟图像为基本主题，分析其取象之视觉模型、神话模型、寓言模型与对偶模型。视觉模型确认鱼鸟被仰韶人组合取象，在“鱼鸟互相衔生”或“转生”之上提出了“重生”的形而上生命形态主题。神话模型基于太阳循环，经昼和夜的迁徙，鱼与鸟互体甚至同体，飞与游仅是其运动的不同阶段。至庄子的寓言模型，鱼鸟完成了语言文学之取象，获得了浓郁又浪漫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诗经》出现了鱼鸟取象的经典诗句，对偶模型是与山水田园诗和格律诗一起成长起来的。细察视觉、神话、寓言和对偶诸模型，鱼鸟形象获得了鱼鸟同出并互相转化、太阳之昼夜运行以及人之重生这三重意涵的广谱重叠。鱼鸟取象乃是一种具身的、互体互哺的形而上生命形态，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较早成形的艺术标的物，也是中国叙事的不朽经典。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古今差异和地域不同在带来极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导致标识不容易确定。要确立中华文明的标识，首先需要选择与它相匹配的参照。从文明广度和深度上来看，能够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的只有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可以概括为“数”与“象”的区别。在全部文化形式中，最能体现“象本体”和“象思维”的是艺术，最能体现艺术性的是“写意”。“写意”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在中国艺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国际化视野中，加强中华叙事体系构建与文化标识塑造，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年画是春节文化精神表达的直观艺术形式。年画作为春节文化的物化形态，蕴含传统年俗内涵，承载生活方式，寄托民间理想，年画艺术的意象造型手法、叙事结构层次和赋色方法凸显了春节文化的辨识度。当代年画艺术的传播将发挥增强民族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国际交流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