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际差别视角切入当下文学创作,在相对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讨论中国文学发展现状与态势,是一个十分必要且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之所以使用“代际”这个概念,主要是考虑到评述的方便。其实个别作家论出生已经超出了代际范围,但从在文坛出场或成名的时间来看,却又能构成一个“创作共同体”。本文以这个时间节点为依据,在个体创作史的坐标上勘探其创作的“变”与“不变”,试图在前后创作的艺术勾连中,探寻新时代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态势。
(图片选自纪录片《我在岛屿读书》)
成名于新时期的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其创作在保持自我个性的同时也不乏“脱轨”的冲动。李杭育中篇小说《拍电影》把视点从“葛川江”系列的文化“寻根”转向了当下现实,从传统电影人吴非试图介入时尚短剧的尴尬经历中开掘出“孤独”的主题。“绝句小说”代表作家何立伟中篇小说《乃至一念》中已经看不到诗化叙事的意境,而是以父女之间畸形的爱来探究亲情伦理,在卑微的父爱之下寄托了深层的情感意蕴。张抗抗中篇小说《荧惑》卸下了知青叙事的精神重负,介入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生存场域。对AI技术的迷恋使主人公疏离现实情感而陷入了一种虚幻状态。作者以感性化叙述直击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的异化,彰显了现实主义作家直面时代前沿的姿态与更新知识结构的意愿。
50后作家立足于自我生命体验,敏感于当下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在文化人格及其精神底蕴的开掘中探寻病根。陈世旭短篇小说《二十一克》以新官上任的舒学群的现实遭遇,反映了文化官员冲破阻力而坚守良知的故事。同样是以文化人格反观现实,叶兆言中篇小说《遥远的古冬玲》从代际文化隔阂着眼,把生活表象中的伦理冲突还原为一种文化心理冲突,把现实矛盾的观察延伸到城乡文化所孕育的心理因素探析,揭示了两代人冲突的深层原因。
潘军的《与程婴书》《刺秦考》是两部历史题材中篇小说,与其200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重瞳——霸王自叙》构成“春秋战国秦汉三部曲”。潘军对历史的重构基于血缘伦理与人格尊严高于政治伦理的原则,颠覆了人们对经典故事的传统认知。吕新中篇小说《木匠》和残雪短篇小说《灵物》以突破常规的修辞展现了实验小说的魅力。前者客观冷静的叙述语调,两个孩子的意外死亡以及那种潜在的神秘氛围等,显出先锋小说的遗风。后者以主人公对石柱生长秘密的好奇与追踪展开对艺术自我的探索。与《木匠》的压抑氛围相比,残雪小说的象征化表达使作品更显空灵和诗性。这个短篇褪去了残雪早期创作的梦魇特征,故事情节逐渐明晰化,在艺术自我的本质化探索中突显出丰富的精神层次。
20世纪90年代出场的“新生代”大都是60后,他们在承接先锋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新时代以来,这批作家的创作强化了现实感,创作主体的情感灌注更加丰沛饱满,对人性的描绘中渗入更多的智性因素。
李冯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当代情爱小说和戏仿小说,与转型期社会思潮水乳交融。中篇小说《道德课》属于小人物情爱叙事一途,但又不乏新的探索。李冯通过一场交通事故拷问人心:当事人志仁受到同事栽桩陷害而锒铛入狱。妻子小芸与网友小蛮牛的相识缘于这场车祸。小蛮牛想通过她拾回车祸中丢失的小金佛,作为酒驾肇事的确凿证据关系到他是否接受法律审判。从情感线来看,小芸与小蛮牛交往中暗生情愫,但其实不过充当了别人手中的棋子。小芸替小蛮牛自首的举动终于让他做出自首的决定。这种突转体现了李冯对人物心理的敏锐体察。叙述方式上,作者以犯人志仁的视角来观察妻子与小蛮牛扭曲的情感关系,在一种颇显张力的语调中饱含苦涩的情绪。
海男中篇小说《越走越远》讲述少女出逃与闯荡的故事。女性逃离与出走是海男前期小说的总主题。“在路上”是主人公的人生常态。《越走越远》延续了这样的主题设计。小卷毛“两次出逃”的故事以同乡好友紫薇的视角来讲述,强化了女性自我命运抗争的共情感。紫薇和简的爱情突然中断让她怅然若失,好在为雕塑家做模特的工作重新点亮了人生的希望。海男以回望者姿态把握女性感知世界的方式,摆脱了早期小说结构的随意性,变得线条流畅,回旋着明朗清新的调子。
韩东短篇小说《碑书》写错位的情感,一种在思维上逆向而行的情感故事。小说中,老陈误认为徐敏找他借书是因为男女之情,这种想象中的“热恋”,在给母亲墓碑上写下准儿媳徐敏的名字时达到顶点。而徐敏对此却蒙在鼓里,在她的意识中,借书和还书完全是出于一种礼貌,一种情不得已。韩东对两性情感中的微妙层次洞若观火,延续了其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旨趣,但从思维层面追究情感问题,则又显示了“新生代”小说叙事智性色彩的强化。徐小斌短篇小说《隐秘碎片》突显了这一代作家的个性。若隐若现的情节表现为非理性切片的随意拼接,其微型叙事皆从日常入手,但在节与节之间缺少必要的逻辑链接,在非理性与理性之间切换,不乏形而上的智性思考。
70后作家在日常情感的把握方面拥有敏锐的艺术触觉,这种艺术天赋弥补了其在历史感上的淡漠。2024年,70后创作的小说题材多样,在贴近现实日常的书写中探讨情感伦理的变异,同时,他们倾向于在情节突变中追求多元的美学趣味。
杨方中篇小说《巴旦木也叫婆旦树》讲述义乌商人到边地创业的故事,在义乌与边地的文化关联中寻找小说的审美生长点。主人公的奇遇及其命运沉浮都基于地域文化的碰撞,尤其是两地厕所文化差异中的人性书写,为小说诙谐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机制,显示了70后作家驾驭地域文化叙事的能力。哲贵短篇小说《彼此》同样以诙谐的叙述取胜,但由于短篇文体的限制,作者把视域缩小到一个家庭,几个人物性格鲜明,有棱有角,在家长里短的琐碎讲述中颠覆了日常亲情伦理的想象。70后小说叙事存在趋向同质化的危险,而两篇小说在叙事风格上的经营,表明70后作家日渐意识到确立审美辨识度的重要性。
阿乙短篇小说《转移支付》探讨“复仇”的命题。小说写爱情失落中的主人公被偷了几百块钱,于是拼命追赶小偷、殴打小偷。作者看似写了两个毫不相关故事,其实都指向人的心理问题。小偷遭受暴力惩罚,其源头在主人公受到女友母亲的奚落,以至爱情幻想的破灭。作者通过两个故事的勾连来追踪人物情绪的流变,深度挖掘“复仇”中所包含的人性内涵。晓苏短篇小说《乡村兽医》同样是关注“仇恨”的命题,写乡村里的当权者以权谋私,让“我”的家族与兽医结下仇怨。但作者没有从泄愤的角度去观照其中的“对立”,而是把这种仇怨进行了复杂化处理。这种处理缘于“我”自小与“仇人”结下的情义,此时成为化解家族仇恨的契机。作者以诙谐之笔为这样的书写增添了一抹暖色,而父亲与兽医达成和解,传达了作者对人性的乐观理解和善意的期待。
在叙事技术上,70后作家心仪于在情节突转中窥探亲情伦理之堂奥。陈仓中篇小说《1984年的青春》主人公陈元喜随哥哥前往外省“淘金”途中遭遇车祸,哥哥为了救“我”却自己被碾压致死。哥哥智慧善良的品格激励“我”前行。雷默短篇小说《断舍离》同样重视情节突转的功能。筱青与郭嘉组合成丁克家族,但后来慢慢接受了传统生育观念,生下一子,母子关系也渐入佳境。一家人去寺庙还愿,成为情节突转的起点。面对方丈“夺子”以及孩子的失常表现,筱青在痛苦中割舍。雷默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出家的过程在母亲内心世界所引起的波澜写得曲折多姿,确实别具匠心。
在情绪和心理的内聚焦透视中展开具有哲学意味的思考,是70后小说的又一向度。朱朝敏中篇小说《鲸鱼沉默》以悬疑的叙事方式探讨家庭情感关系,揭示了家庭成员因沟通不足而产生的裂痕。吴文君短篇小说《边缘》关注特殊群体遗体化妆师的精神生活。作者以亡者视角观察现实,颇具反讽意味。同时又以作家为叙述者讲述化妆师的奇幻经历,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形成审美距离,表达更多形而上的思考。
新时代以来,80后作家、90后作家在各大文学期刊频频亮相,展示了青春写作的虎虎生气。2024年青年小说家的创作中,至少有以下几部作品值得推介。
常小琥中篇小说《中间人》以记者程蝶为主人公,通过她对新闻事件的深度追踪直击现实积弊。童年时期家庭破裂锻造了她偏执的性格。然而作者没有让她沿着非常态轨道滑向深渊,而是通过为弱者利益挺身而出甚至奋不顾身的行为来确认自我价值。“中间人”不仅指涉作为新闻记者的程蝶,也包含其在新闻调查中所寻找的“线索人物”。同时,“中间人”在叙事中被内置化,成为主人公沟通社会现实挑战与个人精神困境的“第三只眼”。这部小说以“中间人”视角洞悉社会百态与人性真相,是立足于心理深度开掘的现实主义力作。常小琥的写作表现出锐利的锋芒,显示了80后作家逐渐走向成熟的创作态势。
草白中篇小说《翩若惊鸿》与陈集益中篇小说《遥遥在望》都聚焦于女性命运,在视角的性别差异中展示了女性面对人生困境的不同姿态。尤其是写女性精神的成长蜕变方面,草白表现出非凡的叙事才华。草白在叙事中植入绿植和色彩等审美元素,隐喻少女精神成长与裂变的轨迹,是这部小说的又一亮点。笛安中篇小说《喜悦之地》讲述当代都市青年的情感遭际与生存危机。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孙橘南及其房客刘小明都面临生存困境。刘小明北漂十三年,婚姻事业依然渺茫。寡妇孙橘南与罗滨的邂逅让她的生活出现一线生机,但爱情的火花一闪即灭。从方格子形状的涂鸦到碗盖的圆形雪痕,两种图案隐喻主人公心灵的蜕变。班宇短篇小说《飞鸟与地下》写“我”和小柳破镜重圆的故事。两个当事人眼中的历史碎片,在小说中被整合成人物与自我和解的精神道具。班宇的叙事在分裂与弥合之间照亮了感情“复活的规律”,显示了青年作家叙述意识上的审美自觉。
郑在欢短篇小说《回收世界的人》以一个落魄的写作者为主人公,讲述他与一个“扫地僧”相遇并成为忘年交的故事。老人爱阅读,爱思考,完全超越了许多人对体力劳动者的“预设”。老年叙事通常是以子辈视角讲述故事,而郑在欢把小说的主体对象倒置化,以父辈视角审视亲情伦理。父辈从幕后走向前台,从客体变成主体。而子辈在小说中看似缺席,却又无处不在。小说以老人的孤独及其思考,展现了青年作家对弱势者的人文关切。
就上述文本来看,80后、90后作家力图摆脱匠气,避免刻意雕琢,在形式与内容的把握上越来越重视小说艺术的规律。同时,这一代作家试图走出青春文学的视域,代之以直面身边现实,以锐利的笔触深入社会生活,彰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担当意识和人文情怀,为新时代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王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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