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意味着不断的创新和广泛的交流，民族文学的江河逐渐被纳入世界文学的浩瀚海洋中。早在1827年，歌德在阅读中国传奇时就曾有感而发：“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以豪壮的语言宣称：“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王蒙与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

自1956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2023年发表中篇小说《季老六之梦》，王蒙的创作持续不断，堪称中国文坛上的常青树。考察他的文学创作资源，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王蒙曾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从王蒙的角度来看，苏联文学具有诸多显著且不能忽视的优点，例如对人道主义等价值观的认同，对真挚、美好爱情的赞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对大自然、风景描写的钟爱以及深刻的抒情性等。

在苏联文学中，王蒙对艾特玛托夫情有独钟。他曾说：“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艾特玛托夫太重视和忠于他的主题了，他的主题那么鲜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艾特玛托夫对王蒙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那些以新疆生活经验为题材的小说。艾特玛托夫和王蒙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一是两人都具有民间生活经验，对劳动人民身上纯朴善良的品质印象深刻，并从中汲取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二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内政坛、文坛都享有盛名；三是他们都非常善于在艺术上推陈出新。艾特玛托夫在早期的《查密莉雅》等小说取得巨大的名声后，就毅然地向《白轮船》《花狗崖》等小说转型，后期更是向《一日长于百年》《断头台》《卡桑德拉印记》等探索小说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王蒙的创作也是不断地探索转型。

正是在新疆的生活经历把他与紧邻吉尔吉斯斯坦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的距离拉得更近。王蒙把新疆视为第二故乡。他曾说：“从29岁到45岁，在这亲爱的第二故乡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好时光。国内外都有一些热心的朋友，谈到我1957年后的经历时，强调我的命运坎坷、不幸。然而，仅仅说什么坎坷和不幸是不公正的，在新疆的16年，就充满了欢乐、光明、幸福而又新鲜有趣的体验。”

地域风情以及对人性美、人情美的礼赞

在王蒙关于新疆的众多创作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艾特玛托夫对其新疆题材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表现在鲜明的地域风情描绘上。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大多具有吉尔吉斯斯坦鲜明的地域风情，苍茫的草原、高耸的群山、奔腾的骏马、湍急的河流，以及那些勤劳朴实、热情炽烈的劳动人民，无不彰显着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性。王蒙写新疆，关注新疆伊犁那些独特的自然风物——高高的白杨树、火红的玫瑰花、美丽的葡萄架、潺湲的沟渠，以及《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的喝奶茶等当地特有的民风民俗，但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新疆少数民族那种独特的生活态度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在短篇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中，王蒙在篇首引用了维吾尔族的《古哲佳言》：“维持生命的六要素是：一、空气；一、阳光；一、水；一、食品；一、友谊；一、幽默感。泪尽则喜。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王蒙特别喜欢的是维吾尔族人民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幽默感。在短篇小说《淡灰色的眼珠》中，穆敏老爹曾说马尔克木匠精于“塔玛霞尔”，“塔玛霞尔是维语中常用的一个词，它包含着嬉戏、散步、看热闹、艺术欣赏等意思，既可以当动词用，也可以当名词用，有点像英语的to enjoy，但含义更宽。当维吾尔族人说‘塔玛霞尔’这个词的时候，从语调到表情都透着那么轻松适意，却又包含着一点狡黠”。其实，“塔玛霞尔”就是王蒙特别关注的维吾尔族人民的一种民族精神与生活智慧，即能够轻松又幽默地看待生活的一种民族精神。《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中的阿麦德、穆敏老爹等人物身上存在着这种民族精神，《杂色》中的曹千里也带有这种民族精神。

其二，对人性美、人情美的礼赞是艾特玛托夫对王蒙新疆题材小说的又一影响。艾特玛托夫在《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母亲—大地》等小说中着力发掘的就是劳动人民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王蒙同样从切身的新疆生活中体验到了劳动人民身上正面闪光的人性素质。他曾说：“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烧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这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的生气。真是令人惊异，令人禁不住高呼：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的确，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王蒙主要表达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到了《悠悠寸草心》《蝴蝶》等小说，王蒙着力要展示的是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善良人性。在他的新疆题材小说中，对劳动人民人性美、人情美的赞美更加浓烈。在《淡灰色的眼珠》中，阿丽娅与马尔克木工的动人恋情，以及《虚掩的土屋小院》中穆敏老爹与阿依穆罕大娘之间那股无处言说的温馨，无不透露出主人公们强烈的责任心、稳健的精神及积极的心态。他们远离了贪婪、懒散、嫉妒或疲惫不堪，他们既非鲁莽冲动之人，亦未陷入过度精细或过于懦弱的境地，尽管他们可能缺乏文化知识，但却有着一双洞悉周遭世界的锐利眼睛，以及比锐利更加珍贵更为深沉的宽广胸怀和内敛风度。

《查密莉雅》与《歌神》的相似性

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对王蒙短篇小说《歌神》的影响最有代表性。首先，从小说叙述人称和叙述者的安排上看，《查密莉雅》与《歌神》非常相似。《查密莉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是见证了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爱情的产生、发展过程的谢依特，他是查密莉雅的小叔子，才十四五岁，初涉人世，对一切都怀着朦胧的好奇心，心地淳朴，感觉敏锐，感情丰富，无功利心。因此，他叙述中的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的爱情，就显得非常纯真美好，好像给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加上了一个雅致的画框。从谢依特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充分地感受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的爱情优美婉转的发展过程，还可以品味到这种美妙的爱情在一个未成年人心目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像人们在欣赏瑰丽多姿的晚霞时，还可以欣赏到晚霞在碧波上的潋滟倒影，艺术魅力顿时大增。此外，艾特玛托夫安排谢依特做第一人称叙述，还暗藏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少年谢依特在充分领略到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两个优美灵魂的爱情后渐渐地成长起来。小说结尾写到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私奔后，谢依特向母亲提出要离开家乡去学习绘画的要求，这就是他成长的决定性步伐。与《查密莉雅》相似，《歌神》采用的也是第一人称叙述。当叙述者初次在伊犁河谷黄昏的田野上遇到艾克兰穆时，他还是个医科大学的在校学生；第二次在喀什街头遇到艾克兰穆时，他正作为实习生参加农村医疗队；后来作为毕业生代表参加文艺晚会时又欣赏到了艾克兰穆的演出；最后是在黑水河水利工地上行医时，遇到已经被监督劳动的艾克兰穆。通过这个叙述者的设置，艾克兰穆十几年的命运被串联起来，让人顿起沧海桑田之感。

其次，在浓郁的抒情气氛的营造方面，《歌神》和《查密莉雅》也颇为相似。《查密莉雅》的开篇是成为画家后的谢依特面对自己以前的一幅以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为主题的画展开的，回忆就像一场清新的春雨一样再次淋湿了主人公的心灵。而小说的主体部分，不断地再现吉尔吉斯草原村庄的种种优美场景，尤其是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赶着马车走过黄昏的草原时那种如梦如幻的景致更是富有诗意。而《歌神》的开篇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伊犁河谷初秋黄昏时田野上美妙和谐的景致，为歌手艾克兰穆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当作者写到艾克兰穆第二次在喀什街头出场时，为了映衬他的爱情不幸，作者着力展示了南疆盛夏时分那种酷热、干旱的狞厉场景。《查密莉雅》富有吉尔吉斯草原的地域风情，《歌神》则把新疆伊犁河谷和南疆的地域风情呈现得很充分。

最后，《歌神》和《查密莉雅》中最为相似的还是艾克兰穆和丹尼亚尔两个人物的形象。艾克兰穆和丹尼亚尔积极勤奋，心地善良，性格刚毅质朴，身材高挑瘦削，而且神态也很相似。两个人的民歌唱得都很好，无论是丹尼亚尔还是艾克兰穆，都是用心灵、用灵魂在歌唱。正因为他们把生命的炽情融入了歌声中，歌声才无比动听、感人。这两篇小说在对音乐的描写方面无疑都是文学中的上乘文字。

此外，王蒙的中篇小说《杂色》和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之间也存在着关联。两部小说都以马命名，所讲的都是一匹马和一个人的一段旅程，把人与马作为互相映衬的形象，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历史信息。古利萨雷的命运和塔纳巴伊的命运基本是同步的，两者都在赛马时达到辉煌的顶峰，而后步步堕落，直至被命运淘汰。在小说《杂色》中，受到鄙弃的杂色老马和被流放边疆的曹千里也互为镜像。杂色马衰老、疲惫，但它又似乎非常有韧性，而且尚有千里腾飞之志。小说最后写到曹千里骑着这匹马唱起来了，他嘹亮的歌声震动山谷。歌声振奋了老马，老马奔跑起来了，它四蹄腾空，如风，如电。相对而言，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古利萨雷高贵而又悲惨，王蒙笔下的杂色老马驯服而又富有生命韧性。

文学中的价值判断与社会思潮有着密切关系，文学、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也会因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而被再次创造。如此条分缕析地剖析艾特玛托夫对王蒙的影响虽然不免有穿凿之嫌，但正是这种穿凿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住文学史中作家内在交流的暗道，为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一点实证性材料。

（作者：李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集美大学教务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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