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纵观当代西方文论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解构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潮一直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只不过是将这一思潮上升为一种学说并推向极致。也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史上，解构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生成机制。它导致的结果，一是理论的发展始终在横向漂移，而不是纵向叠加;二是理论成为一地碎片，理论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不复存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未来的文学理论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统合，从而形成系统发育。当然，这种统合不是统一，不是合并，更不是用一元取代多元，而是要终止目前对峙大于融合、排斥大于吸纳的混乱局面，从而寻求一种更为理性、科学的理论发展范式。

　　关 键 词：文学理论/当代西方文论/解构/统合

　　作者简介：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如下判断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写的“理论”已经走到终点。“理论已死”、“理论之后”等等提法，可以被视作这种判断的另一种表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这种大写的“理论”仍然在当下的理论话语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与“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大名鼎鼎名字：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萨义德、皮埃尔·布迪厄……依然频频出现在众多学术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稍感尴尬的现象，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进而能够完成替代的另一批学者及其理论。

　　这直接造就了当下文学理论界世界范围内的迷茫和困惑。“理论向何处去”的追问不绝于耳，以此为论题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但是，迷茫依然，困惑依旧。在我看来，对文学理论未来的探求，必须放置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中进行，也就是说，要跳出此时此地的狭隘思维，摒弃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发现端倪，预测未来，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为此，我提出了“历史分期论”观点，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论证。①在此，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和存在形态的角度，对未来的文学理论做一预测和展望。

　　一、解构——当代西方文论的生成机制

　　严格意义上的解构主义，虽然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解构主义的鼻祖雅克·德里达在1967年一年之内出版了《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等三部著作，分别对胡塞尔、卢梭、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进行解读，初步确立了自己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已开始逐渐退潮，前后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解构主义的客观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几乎超出所有与德里达同时代的思想家的预期。上世纪70年代，正当德里达开启的解构主义风靡欧美之际，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质疑之：“尽管雅克·德里达的论著近年来已经成为文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一股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预言他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还显得为时过早。倘若我们在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德里达，时间还会证明他在哲学史中曾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吗?还会认为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新的阅读方式和解释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会把他看作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吗?”[1]事实证明，卡勒当初还真低估了德里达作用和影响力，如今，卡勒的所有提问，历史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德里达的确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德里达本人也的确是这场思想运动的关键人物。

　　对于德里达《论文字学》、《丧钟》这类十分艰涩的理论著作，其实很少有人真正通读，更遑论理解。但这并没有阻碍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影响的扩展。这一学说确立以来，其影响已经波及哲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所有文化领域，文学所受影响尤大。如果说解构主义阵营也存在诸多歧见和差异，那么在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这些方面，则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出现，在百多年的当代西方文论史上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此之前，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德里达所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一思维方式明确为一种学说并推向极致。换言之，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史上，解构，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生成机制。

　　概括地说，当代西方文论每一种学说的提出，几乎都是或明或暗地通过对前一种学说的否定来实现的。比如俄国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起点，它不仅在理论观念上率先跨入了“当代”，而且影响深远，后来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等，均与其存在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形式主义的诞生，直接来源于对传统文学研究方式的反叛。在形式主义者看来，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路，即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作者、创作背景、作品内容等社会历史维度内，也就是韦勒克所谓的“外部研究”，没有把握住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他们认为，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形式主义为此专门提出一个“文学性”的概念，并宣称，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要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性”。形式主义的研究理路由此奠定。形式主义之后，通过解构达到建构成为文学理论生长的常态。接受美学来源于对作者中心的反叛，解构主义来源于对结构主义的否定，精神分析批评来源于对理性精神的颠覆，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来源于对方法论解释学的反叛，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解构主义出现之前当代西方文论是不断解构又不断建构，先解构再建构，在解构中实现建构，解构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式，那么到了解构主义出现，情势则发生了变化，解构主义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解构本身由手段和方式上升成了目的。当然，也可以狡辩称解构本身就是建构，但它建构的结果是什么?没有。这也是解构主义面世以来屡遭诟病之处。

　　解构，解构，再解构，结果是什么?

　　第一，理论的发展始终在横向漂移，而不是纵向叠加，导致以往的成果得不到有效地整合和继承。应该承认，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中涌现出的每一种学说，都有它的合理之处，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被其打翻在地的那些学说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不过，由于新的学说大多是通过对此前的学说的解构来达到自身的建构，为了凸显自己的理论主张，新学说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一种决绝的姿态，以前的成果于是被彻底推翻。比如，公允来讲，形式主义着力发掘文艺作品中形式的独特价值，并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其价值不容否定。但是，一旦它以否定内容为前提，用形式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其荒谬之处就显而易见。诸如此类先解构再建构的发展逻辑，导致当代西方文论虽然在视角和视域上多有开拓，但频繁地另起炉灶，也失去了吸纳既往合理要素、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第二，理论成为一地碎片，理论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不复存在。一种学科的建立和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一定范围内的稳定共识的存在。这种稳定的共识也许是阶段性的，也许会被历史证伪，但是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没有这种共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就丧失了，学科也无从发展。当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为什么如今会落得个茫然四顾、不知所措的结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一切业已建立起来的共识都被拆解殆尽、沦为一地碎片的时候，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和价值意义，也同时碎片化了。

　　在我看来，质疑、否定、解构在一切科学研究中都是必要的，文学理论也概莫能外。但是，如果解构发展为一种惯性，甚至演变为一种机制，它就会转变为一种破坏力。反观百年当代西方文论，从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以来，否定理性、怀疑真理、颠覆秩序的强大思潮一直波涛汹涌，不曾间断，并且愈演愈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落入虚无和迷茫。

　　二、理论的统合是否必要

　　一个时代的理论，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总结、概括且不断趋向统合，或者说，可不可以产生代表一个时代理论水准的导向性旗帜。我认为，一定会有。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判断，这个时代的理论仍处于震荡和调整的危机时期。理论的冲突和混乱，当然可能孕育出伟大的创新。但这种冲突和混乱只是过程，最终还要走上自己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道路和境界。必须有所准备，一个时代的震荡和调整，可能是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各种流派、思潮纷争四起，但在长期的争辩和较量中，大量分歧和异见逐渐磨合，不成熟、不完备的理论被淘汰，日渐明晰的一致趋向形成共识。更重要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生动发展，会对反映时代要求的理论，给予划时代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能只是阶段性的。

　　我们同意，一个时代的理论不是唯一的，也不主张用一种绝对的理论统合一个时代的全部理论。多种理论的争锋是理论前进的动力，企图用某种理论限制其他理论的成长是荒谬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理论前进的全部过程中，就不会和不应该有一种或几种能够真切反映时代需要、组合多种要素、引领发展潮流的理论产生?历史地看，在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从理论生产的早期开始，无论理论生成如何复杂多变，无论有多少理论大家砥砺争鸣，但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自己的指向性结论，或以伟大思想家的重要学说为旗帜，或以各种论说的归纳总结为标志，当然亦可以以诸多合理要素为骨干，构建一个总的发展体系和理论图谱，标志那个时代的贡献和水准。古希腊时期尽管是一个多种学说并起的时代，优秀学说和人物如满天繁星，但最终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代表，赋予古希腊文化以鲜明标志。19世纪的文学批评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前期，浪漫主义的兴起和高涨，划分了新的理论界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的批评文献，为此后近半个世纪的英国文学批评构架奠定了基础;其后期，尽管各种主义相互冲突，无数学说纷争不已，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纷乱局面由此开启，但是，英、法、德、俄等各国理论代表依然清晰可辨，不仅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和印象主义，可以作为文论主潮传之后世，也有尼采、叔本华这样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领域激起巨大反响的美学“超人”，强力引领着那个时代的理论走向，开创了彻底颠覆传统、颠覆“上帝”的纷乱格局。

　　当代西方文论的图景却完全不同。从理性到非理性，从结构到解构，从反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各种文学场外的理论侵入文学场内，文学的理论变异为理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理论破解成为“后理论”或者“理论后”，没有主题，没有主体，没有主义，一切都是碎片和碎片的否定，相互否定就是最好的理论。有人说，这恰恰是当今西方理论的特点、优势、长处。而且一些大师和巨匠追求的就是否定和碎片，并不想去缔造什么体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说，意见一致就是专横残暴，团结不过是死气沉沉的一统局面。”[2]

　　事实果真这样吗?其实不是。翻检20世纪各种学说的底牌，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种理论不想站在理论高峰，成为统合一切理论的最终理论。没有哪一位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想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理论场内的最高代表。理论的野心从未停止它的扩张与膨胀。非理性意图打倒理性，目的是否定几千年人类认识的基本历史和基本经验，另外确定一个理论甚至认识的基点，制定与理性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尼采的所谓“上帝死了”，所谓“一切价值的重估”就表达了这个意图。弗洛伊德更加宏大，他说他有两个发现“足以触怒全人类”[3]。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脱胎而来，进而要打倒结构主义，德里达在他的著名讲演中热情欢呼一个“失去中心，自由游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无绝对可言，也找不到任何固定参照点，这就推翻了一系列以往被认为是亘古不变之核心的观念，相对性成为世界的本质”[4]。这就引起我们的疑问：解构主义彻底否定传统，构建新的理论高地，使解构成为思维和方法的新锐，这场浩荡的运动不是也在创造一统的宏大声音?只是这种声音没有久远。弗莱写道：“我建议，现在应该将文学批评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了，到了那里，我们方能发现批评的观念框架中具有哪些结构的或包含的形式。批评看来非常需要有个整合原则，即一种中心的假设，能够像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一样，把自己所研究的现象都视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5]弗莱的想法看起来幼稚，似乎早已被各种解构的潮流所湮灭，但是，其中的合理的成分，符合人类真理性追求的取向，是应该肯定的。

　　三、统合就是要回到一元吗

　　理论的统合，很容易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这是要让文学理论回到一元时代。

　　必须承认，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如果只有一个声音、一种学说，无疑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无论这种声音如何响亮宏大，这种学说如何权威正确。历史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学界对此抱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不同学说之间相互砥砺、彼此碰撞，没有砥砺和碰撞，学科发展必然失去生机和活力。

　　当代西方文论百年多的发展，的确形成了流派迭现、思潮迭涌的局面。不同学说、不同流派的出现，极大地开拓了文学理论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理论的内涵。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认为这种多元并存的格局没有问题。在我看来，当代西方文论的多元并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众多学说之间对峙大于融合，排斥大于吸纳。具体说来就是，虽然学派林立，“主义”丛生，在总体上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但是，每一种学术，无论在纵向的历时维度，还是横向的共时维度，多是对峙有余，融合不足，排斥有余，吸纳不足。“19世纪后期的文学批评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还从未有过以往哪个时代，像这一时期的文坛那样派别林立，意见纷呈;也从未有过以往哪个时代，像这一时期的批评那样充满对峙，争执不已。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科学主义、印象主义……各种文学思潮和批评方法在一时间纷纷登场，而且每一种见解都被推向了极端，使19世纪后期文学批评成了一个人声鼎沸的争论场所，一个行情动荡的证券交易市场。”[6]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描述和评价19世纪后期西方文论状况时写下的一段话。事实上，这仅仅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序曲，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当代西方文论纷乱复杂的局面远超于此。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当今西方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呈现出碎片化、杂糅、拼贴的特征，而且都极力表明自身与众不同的特色，力图成为‘马赛克’中的一种色彩，既不愿意吸纳他者，也不愿意被他者吸纳。这种各自为政的‘马赛克’局面，正是极力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也是当今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面貌”[7]。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甚至不惜抱残守缺，“既不愿意吸纳他者，也不愿意被他者吸纳”，这已经背离了文学理论的本义和初衷，沦为为多元化而多元化。

　　理论的统合不是要用一元取代多元。从目标上讲，理论统合的结果，不是要让所有流派、学说都趋向统一。统合不是统一，不是合并。理论统合的前提是捍卫各种学说的独特性，维护多元并存的生态格局。从过程上讲，对现有的理论和学说，统合不是替代而是充盈，即通过有机的系统发育②，让各种流派、理论、思潮都能在捍卫自身的前提下彼此借鉴、吸纳，最终更好地发展自己。

　　不妨以接受美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最基本的理论特征是打破了此前文学研究的“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转而投向“读者中心”。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点来源于本体论解释学：第一，文学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儿恒定不变的客体，而是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意义显现过程或效果史，因此，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不是寻求文本原意或作者本意。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第二，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存在取决于读者的理解，读者的理解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事实果真如此吗?读者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建构，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文本和作者丝毫不起作用?如果这样，那为什么一部作品会在不同的读者中间产生共鸣?甚至穿越时间隧道在古今读者中间产生共鸣?即便用姚斯的期待视域理论恐怕也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所谓的接受美学，到底应该是整个文学活动中接受环节的研究，还是绝对化地用“接受”裁量整个文学活动或全部文学史。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虽然也是接受维度内的研究，但它为以往理论成果的吸纳提供了可能，而后者则不具备这一条件。这可以说明，进行理论的统合，吸纳以往的理论成果，并不一定取消理论自身的独特性，更不是让理论回到一元。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十全十美的，无论这种理论诞生于哪位大师之手。打破狭隘的单一视角，从横向和纵向的更广阔领域汲取智慧，这是理论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多元固然优于一元，但是，当下文学理论的多元并存，徒有其多，多而无序。多元并存应有的彼此砥砺、相互促动效应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引入系统发育的思想，进行必要的理论统合，不但不会将多元扼杀为一元，相反，还会更加有利于多元的发展，从而在整体上推进文学理论的繁荣。

　　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在急于打破一元格局、营造多元共生局面的过程中，各种学说为了标榜自身的与众不同从而凸显自己的理论主张，极力与历史上的相关学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说划清界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承认，这只是理论发展的初级阶段。接下来的发展，必然是回归理性，由激烈的冲突和对峙转向沉静的融合与吸纳。我相信，这是未来理论发展的必然。也只有这样，多元并存才有意义、有价值。

　　四、系统的批评方法如何产生

　　成熟的理论是在长期的砥砺和碰撞中成长的。它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规律，在多种力量的筛选和组合中展开自己。一个时代理论的统合，必须汇集多种理论的优长和精华而实现，单一的、偏执的、割裂传统和相邻理论的学说，很难成为旗帜。这是一个相互淘汰的留存的过程。无论多优秀和完整的理论也会有瑕疵和漏洞，也要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的进程中完善自己。单方面的理论和学说，要在整体理论语境中保存自己并持续发挥作用，才可能被接受。对当代文艺理论而言，从形式主义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否定，到结构主义对新批评碎片细读的反驳;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瓦解，到后现代文化批评对解构主义的反思批判;从作者论到作品论的转移，到读者论对作品论的抛弃;从纯文学坚持的对意识形态论的破解，到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权主义、霸权理论及其反思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回归，历史的轮回，否定再否定的上升，在震荡和调整中新的整合思路渐次清晰。各方向理论的长处、优势将被保留和吸收，其缺陷和弱点将被淘汰和抛弃，核心取向的选择是，归纳整理出更完整、更全面、更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结论和实用方法，梳理历史留下的复杂疑难课题，解决当下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为后人留下可继承的知识性遗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文论整合方向应该是将作者、作品、受众理论的优长集合起来，构造能够对文本和文学作更透彻、更系统的全面解读和阐释，将理论和批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应该指出，这个方向就是西方文论近百年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这个线索。学界公认，形式主义是把文学研究从外部引向内部的开始。形式主义反对称霸多年的社会历史批评，反对把文学当作社会生活读本和指南的倾向，坚决地把文学内部规律即所谓的“文学性”的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的唯一方向。雅各布森声称，现代文艺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艺是形式的文艺。③形式主义的创举具有理论式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它的意义是，把社会历史批评从其理论端点上拉了下来，从相反的方向努力填补传统文学理论的空隙。同方向的新批评理论，紧紧抓住传统批评理论的薄弱环节加以突破，并创造了一整套具体、实用、操作性极强的批评方法，对文学艺术作品展开语义学分析，取得极大成功，称霸理论批评界半个世纪。此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的结构主义把文本自身的独立性推向了极端，符号学，特别是叙事学，它的文本分析技术和技巧，在当代文论史上矗立起一座高峰，作为一种基本的文本阐释方式延续至今。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路数由此也逐步衰落。单纯立足于文本而不及其他，终究是片面的、狭隘的，不可能作为文学理论的全部内容而独自存在下去。解释学与接受理论，后来兴起的解构主义，排山倒海地冲垮了从形式主义起步、以结构主义为顶点的纯文本批评。文学理论的新的重大转向宣告了理论自身的回归。这个回归就是，从所谓的文学本身的研究，从文本及作品的孤立研究，回归到文学与历史、与社会、与文本生产的文化语境及其他诸多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当今的文化诗学，以及女性批评、后殖民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的主流话语，都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彻底否定，书写了新的理论层次上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话语。当然，这些理论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也伤害了自身的理论企求和品质，它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自身的起步开始，就开辟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特别应该指出，在以上叙述的历史过程中，另外一条所谓再否定的线索始终贯穿其中。从时间上说，形式主义之后的精神分析学说就是文本外的社会历史批评。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更是鲜明地对西方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整体性研究，给文学批评提供一个整体的原型“概念框架”，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批评体系。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的辩证批评理论，强调了整体性或总体性概念，企求从艺术作品的整体中，从艺术作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联系中展开批评。他指出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文学艺术属于这一整体，同时从属于整个社会生活这个整体。只有从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生活中观察文艺作品，才有可能准确地分析其价值。[8]就是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这类似乎是纯粹的文本技术批评理论中，自我挣扎和否定也是贯穿其中的。对新批评以深刻影响的语义学批评，引进类型学和词源学，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类型研究和证词分析，实现对作品各部分相互关系的了解，并进一步理解作品的整体。[9]倡导意识批评的乔治·布莱认为，作品是一种充满了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或准主体，阅读就是在读者头脑中重现作品中的作家意识，如此显现了回归作者论的倾向。结构主义本身的整体性更是突出且强烈。让·皮亚杰对结构的三个基本概括，第一条就是整体性。这个整体性是指，结构整体中的各元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各元素在整体中的性质，不同于它在单独时或在其他结构内时的性质。结构主义本身就是在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突出文学系统和外在于文学的文化系统对具体作品解读的重要性，要求对语段甚至语句的细读与整体的参照结合起来，这可以是对作品整体而言，也可以是对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而言。这样的理论诉求，无疑已大大超越了结构主义的本来目的。解构主义是号称无中心、无主体的。它的全部努力都在消解中心，消解确定意义，主张含混与差异。巴特嘲讽结构主义者企图寻求作品普遍性结构的幻想：“他们以为，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象出它的模式，然后经由这些模式，得出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叙事。这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苦差事……最终让人生厌，因为这使得文本丧失了自身的差异性。”[10]米勒把解构批评喻作“拆散的手表”，以此打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梦想”。他说：“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11]可是，令人疑惑的是，就是这位米勒，他影响深广的解构主义文本《小说与重复》，却是从重复现象入手，把重复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并“应用于任何叙事”的。米勒如此评价“重复”意义：“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这些新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12]这段话里哪还有解构的意思?这是不是企图在“重复”这个小小“蚕豆”中找到叙事的大格局，在单一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任何叙事”?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比较——米勒与纳博科夫的色彩阐释的比较。米勒解析《德伯家的苔丝》，对小说中多次重复出现的“红色”以特别的关照。从“苔丝头发上的红丝带”，到“煤火的红焰”映照苔丝的面庞;从“一块带血迹的纸”，到“充满阳刚之所的太阳”，他列举了十几处有关红色的描写，“所有这些红色的事物都是潜藏在事件背后创造性与毁灭性兼具的力量所作的标记”，这些红色作为一种主题，贯穿于文本之中，“扩散到所有那些繁衍、伤害，或在交媾、肉体暴力”之类的行为系列中去。[13]这种集纳性的概括，把散乱的、因为情节和情绪需要甚至是作者无意识的信笔涂抹，连缀到一起，表达一种自觉的主题性探索。无独有偶，新批评大师纳博科夫也有同样的分析。在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中，纳博科夫对“蓝色”给予关注。“我们特别要留意爱玛的蓝面纱——它像蛇一样蜿蜒柔软，成了故事中一独立的角色。”[14]他列举了多处有关蓝色的描写，爱玛“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袍”[15]，“冷却的灰烬映成淡蓝颜色”[16]，“她戴着一顶男人的帽子，面纱拖下来，斜搭在臂部，如同碧波下游泳一样，隔着透明的浅蓝色，他依稀认出她的面容”。就在爱玛得意于自己的岁月乐趣的时候，纳博科夫突然警告：“请不要忘记，后来那毒药是装在蓝罐里的;出殡的时候田野里也笼罩着蓝色的雾霭。”在作品的色彩中找到主题——如果说有主题的话——结构与解构，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主义，相互碰撞消融，在从作品中流淌的色彩中找到主题，或者是作者的倾向，两位大师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起始。多种理论的比较、碰撞、冲突，终究会遵照文学发展的规律，淘汰错误、落后的东西，留下并不断完善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无论是什么“主义”还是“大师”。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力量无所不在。哪怕你不赞成、不喜欢，它也要左右你，无法逃脱。在文学批评上，自形式主义起，否定社会历史方法，否定作者研究，否定传统研究是主流，解构主义尤甚，所谓“作者死了”就是最响亮的口号。然而，我们看米勒对“重复”的评价，“作品与外部因素的多样化关系”;“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取自神话和传说中的种种主题”;“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完全深入的作者研究、社会研究、传统研究，特别是作品产生的历史动因的必要考察，这不是在整合以往盛行并证明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各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吗?米勒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解构了解构主义，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集中运用种种合理的科学方法，实现着方法上的融合整一，而这些方法和理论曾经以至当下，是那样的繁杂不堪。《小说与重复》为什么如此经典?因为融合。解构主义的取向，新批评的方法，历史社会学批评的影响，原型神话理论的浸透，以至标准的精神分析批评，都在这里糅和展现，发挥各自的作用。这是一个范本。一个融合各种理论和方法，对经典文本做现代文学批评的范本。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代优秀理论的相互融合和整一的巨大希望。从解构主义者的立场，米勒不应该如此作为。

　　由此，我想起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经典评语：“巴尔扎克是一个政治上的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17]。从批评方法上说，这里没有阶级和政治倾向问题，但是，米勒这位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在具体文本的批评上背离了他所热心的主义，与巴尔扎克背叛他贵族的偏见，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例子回答了系统的批评方法如何产生的问题。从形式主义开始的当代批评方法，都是有其生成和存在道理的。作者、作品、读者，对文本的阐释同样重要，偏废哪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阐释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选择集中某个方向的研究，对一个具体的文本，也应该有某个方向的深入诠释。但作为整体的批评方法，作为科学的批评理论系统，应该是它们的组合和互补。就如上面列举的米勒的话那样，每一个方面都是必要的，都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挖掘。

　　事实上，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文论发展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毕竟，与当代西方文论的百年历史相比，中国当代文论的历史要短得多，很多问题还没有集中呈现出来。但端倪已经出现，需要引起警惕。同样，我们对当代西方文论未来走向的期待和预测，也适用于中国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不能步西方后尘，而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

　　诚然，当下的文学理论发展正面临着困境，也可以说是陷入危机。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正是文学理论寻求转变、重新出发的时机。如果能在这样的困境和危机中深刻反思，从而校正方向，积蓄力量，文学理论必将迎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①张江：《关于西方文论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分期的标准及意义》、《关于西方文论分期问题的讨论——当代西方文论基本定位》、《关于西方文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3期、第4期。

　　②总体上说，系统发育是指：(1)一个成熟学科的理论，大体上应该是一个完整有序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方向的专业分工相对明确，配套整齐，互证互补。(2)在理论生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某个方向的理论可能走得超前一点，快一点，具有开拓和引领的作用。但是，随之而来的，其他方向的配套理论必须接续上来，逐步构成一个能够解决本学科基本问题的完整体系。(3)同时，系统内不同方向的研究，其水平和深度应该大抵相当。某一方向的单兵突进，各方向之间的相互隔绝，会使整个系统处于不健全、不完整、不稳定的发育状态。参见拙作《关于西方文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

　　③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参考文献：

　　[1]乔纳森·卡勒：《雅克·德里达》，约翰·斯特罗克编：《结构主义以来》，渠东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2]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页。

　　[3][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4][英]彼得·巴里：《理论入门》，杨建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5][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6]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7]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8][9]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9、91页。

　　[10]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11][12][13]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6-7、7、141页。

　　[14][15][16][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40、119、120页。

　　(《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201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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