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今古传奇传媒集团传奇学院作家研修班导师
全文刊发于《湘江文艺评论》，原题为《中国新诗呼唤传统》
感谢该刊主办方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推荐
青评君略作编辑删减
中国新诗正在迎来诞辰百年的日子。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首创“诗体大解放”，成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稍后，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则堪称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从中国新诗写起。
当下，人们对新诗议论纷纷，甚至有用“一地鸡毛”来形容，延伸到某些网络诗杂草丛生的情况，评说网络诗很“惘落”。这些议论不见得就准确，却使人想到新诗传统曾一度被搁置，对新诗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我感觉到新诗有呼唤传统的必要!
呼唤先辈诗的创造精神！讴歌民主、自由、平等！
呼唤张开诗的翅膀！“三分诗，七分读”，为你读诗！网络时代助推新诗传播。美国总统就职大典诵诗，更有专职桂冠诗人……
呼唤诗的审美愉悦！
呼唤先辈诗的创造精神
第一，新诗呼唤先辈诗的创造精神。
这里，尤其值得呼唤的是诗坛一代大师、文化巨人郭沫若!
呼唤他开创的中国自由体新诗的传统!
呼唤他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
呼唤他艺术创造的伟大精神!
呼唤他大气磅礴的恢闳气魄和他那颗自由翱翔的不羁灵魂!
著名诗学家公木先生曾经这样论定：“假如说，首创‘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历史性地留给了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郭沫若的诗创造精神，是中国新诗最宝贵的传统。
郭沫若是一个屹立于“狂飙时代”的狂飙诗人!
郭沫若是一个伟大的“弄潮儿”，挺立在汹涌澎湃的“五四”运动的浪潮上，不只是“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他，他的诗创作所掀起的浪潮也冲击“五四”运动，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成为新诗诗坛上的一颗重磅“炸弹”!
郭沫若那首气壮宇宙的《天狗》，始刊于1920年2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是《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是诗坛的卓然独步，是个性解放的放歌！
那个“我”，应当用最大号的字来写，最高的声音来呼喊!
那是一条无与伦比的天狗!天狗不仅吞月，更且吞日，吞一切星球，吞整个宇宙!
那是一种伟大而超群的气魄，一种伟大而新奇的想象!
“我便是我了!”这种狂飙的呼喊，表现了个性的狂烈张扬和解放!
天狗不是“狗”，是伟大的人——“五四人”!是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爆发!是“人的自觉”的真正完成!五四启蒙思潮让人成为真正的人，个性得到最大限度解放的人。冲决一切桎梏，砸碎一切枷锁，撕破一切束缚个性发展的罗网!
“五四人”的能量充分地爆发出来了，“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这种个性解放的能量是无限的，它足以能够创造新的天地和宇宙!
这就是五四精神的张扬，个性解放的狂飙!五四运动是人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启蒙我们，要做伟大的“人”——不是“天狗”，而是“天人”!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这是中国最早的人本思想，或者说人权思想。《天狗》一脉相承，它是人的颂歌，“五四人”的颂歌，宇中的人能够顶天立地，做人要做立地顶天的人!《天狗》所呼唤的、所要求的，就是做真正的人的权利!并且强调，要焕发人的无限创造的能量，做能够创造的人!
与《天狗》相媲美的，要数作于1919年12月末的《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也是一首个性解放的颂歌，但它更其明确地强调，人成为统领宇宙的核心!这就把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全息思想，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成为：道法天，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人，属于地球——大自然之子，属于大自然宇宙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地球也“人”化了，大自然也“人”化了——地球和“我”的关系，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这就更其突出地强调了“人本”和人权思想。
太阳和太阴(月亮)成了地球母亲化妆的明镜，雷霆成了她呼吸的声威，雨雪成了她血液的飞腾……天降甘霖，成为地球母亲育儿的乳汁，地球上一切的声音言笑，都是母亲育儿的歌声，一切的浮游生物，都成了母亲安慰孩子的舞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地球母亲给孩子的“赠品”，而地球的运动不息，也是诗人一颗不羁灵魂的自由翱翔!
《地球，我的母亲》成为诗人自由翱翔的灵魂的“大化”。
《地球，我的母亲》所颂赞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伟大的工人、农民!郭沫若把工人比作“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把农民比作“全人类的保姆”，并且对自我进行批判，既赞颂工人、农民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灵魂，也歌唱人与人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光辉思想，摆脱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桎梏，反对偶像崇拜，张扬人权，并且创造全社会“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生活那样一种美好的理想社会境界。
法国文学大师雨果说：“诗歌在政治风暴中冒险，正因为如此，它才更美，更强有力。当我们以某种方式来感受诗歌的时候，我们情愿它居于山颠和废墟之上，屹立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而不愿它向永恒的春天逃避。我们情愿它是雄鹰而不是燕子。”郭沫若站立于五四启蒙的浪涛之颠，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无由阻挡，一往无前!他便是一位“在政治风暴中冒险”的诗人,是居于山颠和废墟之上、屹立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的雄鹰!
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评价的那样，郭沫若“心中笔下充满这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人类的热爱”，他“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
《女神》里所有的诗篇，都渗透民主、自由、人性复苏和人权平等的启蒙思想，弘扬个性解放，张扬人权，极其强烈地表现郭沫若冲破封建牢笼的反叛精神!
解放后，臧克家先生曾经著文说：“《女神》是反抗的《女神》，是自由的《女神》，也是创造的《女神》!反抗、自由、创造的精神，正是当时黑暗社会、反动政治在人民心上所引起的要求和渴望!经过那时代生活磨难和窒息的人，是不难领会这些诗篇的价值与意义的。”
郭沫若的《女神》，体现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诗学精神，成为中国自由体新诗发展的一座纪念碑。同时，《女神》也是自由体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奠定了中国自由体新诗的传统。
时代需要新的创造，也需要创造的传统!
这个世界需要冲破物欲的桎梏，需要冲破世俗的束缚!今天，诗坛和文坛生存环境的一些状况，如同当年郭沫若所描绘的那样：“世间上的通病，不美的妇人总爱搽一脸的胭脂水粉，不通的文章总爱镂心刻骨的雕琢。结果是愈妆扮愈丑，愈雕琢愈不通。他或者她假如知道不雕琢不装饰的自然美，那他已经达到通人之域了。人的美不是在皮肤上的，文字的美也是一样，它总要有一种内在的暗示。”今天呼唤郭沫若，如同在生存环境的烦热、浮躁中呼唤雷电霹雳一样，如同在奔劳竞逐、利禄营营的疲惫中呼唤灵魂拯救一样。
21世纪以来，在世俗社会浮躁之风大盛的背景下，人们提出新诗有没有传统的问题。《粤海风》《华夏诗报》《文艺报》《诗刊》等报刊，先后发表争鸣文章纷纷展开讨论。诗人郑敏等认为，新诗现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诗人野曼认为，新诗的传统谁也不能否定;诗评家吴思敬认为，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等等。毫无疑义，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个性解放的诗学精神，应当是新诗的精神传统。而表现在新诗的艺术传统上，它除了传承中国古诗“象在此，而意在彼”的意象、象征等传统之外，自由体新诗已经创造了自身的艺术传统。
孙绍振先生曾举出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成为自由体新诗想象艺术的典范。他认为《地球，我的母亲》“更显得具有艺术的生命”，“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的艺术境界”，他进而提出：“在新诗领域中发生的革命，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诗行形式的革命，也不能表面地当成某种思想革命，诗作为一种想象的艺术，它更深刻的是一种想象的革命”。
陈永志先生曾在分析郭沫若《凤凰涅槃》的艺术形式时，提出了民族化的自由体的特征，简单说是既“自由”又有“规律”一说。这当然也是可以作为一种界说的，就是说，自由体新诗的艺术传统，表现在诗体建设上，大致可以界定为：总体自由而又有一定的规律。
郭沫若的《女神》，作为自由体新诗艺术传统的典范，它的诗体是自由的、没有固定的格律，但它又有一定的规律。它首先是分行排列。如吴思敬说的，分行排列成了自由体新诗的重要外在美学特征。分行排列是规定了的，组成诗节的的行数，每一行诗的顿数，都是自由的。每一首诗或不押韵，或押韵、或换韵、或一韵到底，都是自由的。新诗也是有节奏的。郭沫若很讲究诗的节奏，专门写了《论节奏》的文章，他说：“节奏之于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一般来说，每行诗的节奏构成，为二顿和三顿的反复交替，而彼此的交替又是有变化的，变化也是自由的。《女神》以降的自由体新诗，还讲究结构艺术，诗可以有章、节，但诗的结构也是变化自由的。另外，一些诗人的诗还注意到诗的形体象征，如行走的人形、球形、塔形、楼群形等，各行其自由。
由此可见，自由体新诗的象现艺术、想象艺术和诗体艺术等，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有人认为，新诗之所以没有自己的传统，是由于新诗没有形成与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定型的形式规范。其实，这个问题也并不见得新鲜了。1948年1月下旬，郭沫若在香港期间撰写的《开拓新诗歌的路》一文，已经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当时，就有人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从而否定新诗的成绩。郭沫若不同意这种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并进而指出，新诗的“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我们如果真正站在诗歌解放的立场，是不能反因此而责备它的”。可见，新诗的“不定型”——自由，早已被视为新诗自身的一种传统了。
综上所说，关于新诗的传统似可用两个字高度概括——“自由”。自由的形体，自由的精神，自由的艺术!惟自由，才是新诗真正的诗美!当然，自由不等于散乱，自由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只不过那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束缚自由的脚镣手铐。
诗是一个艺术宇宙，宇宙是一种大自由，诚然它也是有自身规律的。
呼唤张开诗的翅膀
第二，呼唤张开诗的翅膀。
诗能够承继和弘扬光辉的传统精神，得要借助于翱翔的翅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是庄子《逍遥游》里的“鸟”——鲲鹏，它在奋飞，超越时空，化而为现代新诗。它为什么能够高飞?是张开了诗的翅膀，借助于风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庄子于此则说：“生物以息相吹也。”“息”，就是帮助新诗传播的“风”。
弘扬新诗的优秀传统精神，需要借助于抟扶摇而上的“风”。
新诗的广为传播，也是新诗发展的一项光荣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如此，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如此。舍此，新诗没法发展到今天。今天，新诗的发展更需要加速和大力传播。
关于新诗的传播包括优秀传统的发扬，诗坛和社会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地束缚了新诗的发展。
古语云“三分诗，七分读”（宋·周密《齐东野语》），“读”不只是欣赏，也是传播。新诗的传播，给于新诗的发展以一双驭风高飞的翅膀，使新诗“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传播对于新诗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新诗的传播和新诗优秀传统的发扬，既是一项社会艺术活动，又是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它促使民风朴素、纯净、高尚，创造一种蓬勃生机和朝气，给社会发展以一种稳健向上的活力，显示出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富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带来了新诗的繁荣和发展。我所居住的城市，市总工会和各企业工会、共青团市委和各企业团委等群众团体，或单独或与市文联、市作协合作，每月甚至每周都要在市工人文化宫或文化广场，或各企业工会俱乐部等群众活动场所，举办新诗朗诵会或者“赛诗会”，诗人和广大诗爱者纷纷登台，读诗(朗诵)和评诗，成为一时的时尚之风，不仅促进了新诗创作的蓬勃发展，更是推动了改革开放热潮在社会和群众中的广泛深入，真正起到了“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作用。更不用说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和《诗刊》等各级文艺单位和文学杂志，每年的诗创作笔会、新诗研讨会等，在各地络绎不绝地举办了——那情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使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朝气蓬勃，礼尚往来一派祥和。
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经济迅速发展，也随之出现一些负面效应，物欲横流，世俗功利之风甚嚣尘上，新诗的创作和传播渐渐地被冷落了。不仅各类报纸和文学刊物，不愿意发表或很少发表新诗，诗的读者面也渐次减少，更莫说诗的爱好者寥寥无几了。“读诗的没有写诗的多，写诗的没有喝酒的多”，也就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泱泱诗坛，岌岌可危。
没有新诗的传播，就没有新诗的发展，已经成了不容置喙的事实。
新诗的传播方式众多。各类诗刊、文学杂志、出版社对于诗的发表和出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传播方式；诗研究所的兴办、诗的讲授和讲座，以及图书馆诗的读物借阅等，也是一种传播方式；而尤其是各种诗会——诗的研讨会、诗的朗诵会、诗的演唱会等，是群众参与最多的一种传播方式，也是最容易进行和最便于群众接受、最有利于新诗发展的一种传播方式，应该再度振兴起来!
为什么可以举办风行火爆的歌星演唱会，出场费高达数万、数十万乃至三百万?
为什么就不可以由政府出点钱，大力兴办名诗人(个体或群体)的诗创作朗诵会呢?
对此，我们只能摇头，表示遗憾——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民间的各种诗会活动，仍然在大力传播新诗，它们是新诗传播和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在民间除了有诗的刊物出版，也有各种诗的研讨和朗诵聚会。听说，在成都有王尔碑等著名老诗人的“星期二茶会”，十分引人瞩目，坚持数年不衰，大家饮茶聊诗，颐享天年，不亦乐乎!我国其他一些城市如鄙人所居之地，青年诗社仍然活跃着，也有类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诗歌茶会或餐会不时举办，诗朋文友诵诗说诗，且歌且乐，诗的篝火永远也不会熄灭。
我在芝加哥访问著名旅美诗人非马先生，参加了那里一些诗的活动，其中诗 PARTY(帕踢，聚会)是一种常见的诗的传播形式。如芝加哥的“诗人工作坊”，每个月固定在一家餐馆聚会一次。我参加的那次，是在阿博山一家餐馆，晚餐前后陆续到了五男八女十三人。除非马和我外，都是高鼻子、蓝眼睛诗人，还有一位黑人诗人。大家一面叫吃的，一面传阅、研讨和彼此帮助修改各自带来的新写的诗，他们每人带来两、三首诗。吃什么东西自便，结账时各人付各人的账单，彼此没什么经济牵累，充分享有自由，大家朗诵诗作和修改诗作直到餐馆打烊。非马告诉我，芝加哥诗人工作坊诗的餐会坚持多年，英语诗的生存状况良好，他们的诗有朗诵、也有发表的地方，更有各种各类的诗赛，还真可以促进诗的繁荣和艺术水准的提高呢!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诗的创作尤其是诗的传播的重要性。从总统就职大典，到民间的咖啡茶座、餐会，都以诗为尊。
诗人在美国总统就职大典上诵诗，就有三个例子：1961年甘乃迪总统就职时，敦请诗人佛洛斯特诵诗，1993年和1997年的两次总统就职仪式，都邀请非裔女诗人玛安姬罗和诗人米勒威廉分别诵诗。
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桂冠诗人一职，新上任的桂冠诗人卡林斯，推出一个重要计划，叫作“诗180”。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诗的传播计划。他要把他相信这样也许能把读诗的乐趣从枯燥的课堂及考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让诗直接从耳朵进入心灵。这个180 的数字，大略相当于美国一学年的天数，但也含有把诗扭转180 度的雄心在内。卡林斯先生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如果能同一两首好诗接上头，打上交道，将是乐趣无穷且受用无穷。”
不管我们的职业是什么，诗的创造和传播，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的脑筋不致发霉长锈。英国作家福特说过：“诗歌使我们软化，心肠更加柔和，对同类的困苦及需要，也更加慷慨同情。”依我看，诗的创造和传播，尤其是诗的传播，洗涤和净化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立足社会，成为一个比较好或更好的人。应该让全社会知道，每一首好诗在我们的心目中，并非是没有用的东西，它给人的心灵注入灵性，是我们美化心态和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所不可缺少的。可以说，诗的广泛传播，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加芬芳，更加美好。
呼唤诗的审美愉悦
第三，呼唤诗的审美愉悦！
著名诗人彭燕郊教授，把诗的审美愉悦，称作“最高的愉悦”。
《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诗包括古典诗词和自由体新诗，无不例外地把诗的审美愉悦，当做诗歌发展的佳美传统，或者说最佳传统之一。
多年前，著名诗人彭燕郊教授来我蛰居的城市讲学，给了我们智慧和探索创新的勇气。他对人对学术的热心和真诚，令我们动情，至今留给我难忘的记忆。彭燕郊教授直言不讳地说，不要把诗的头脑伸进任何框框套套里，而要着力于艺术探索，独辟蹊径地探索诗所能给人审美的“最高的愉悦”。
彭燕郊给一家刊物撰文《像早霞一样新鲜》，他提出，诗的艺术创造所给予人的美是“最高的愉悦”。好诗那种扑面而来的清馨，使人像是受到晨露滋润一般。彭燕郊认识并倡导承继诗的审美“最高的愉悦”传统，让人对他保持一种敬慕，能真正认识诗的审美“最高的愉悦”传统的人不多。诗的审美愉悦，也是一个诗研究的学术问题。
艺术的基本功能，我认同彭燕郊所说“最高的愉悦”。诗的艺术创造的本质和职能，的确是以审美的方式获取“最高的愉悦”!最高的愉悦，并不等于娱乐。严格地说，通俗歌手唱首歌，那只是一时的娱乐，不能等同于艺术。尽管“通俗歌手一声吼，胜过写诗千万首”，但前者还是不能和后者比，它能赚钱那是有价，艺术“不商业”，艺术无价。“最高的愉悦”是识、教、美、乐的统一，四者统一于“最高的愉悦”，即统一于“美”。如彭燕郊教授说的：“这才是最高的愉悦，深的，耐久的愉悦。”单一的“娱乐”是不耐久的，复合、立体、丰富深邃的“最高的愉悦”才能隽永持久。“愉悦，不是寻常的愉悦。几乎是官能的，又绝不只是官能的，那里面分量最大的是思考激发的引力，愉悦于是属于精神，于是带上那有些严厉的拷问：为什么会是样的?”彭燕郊先生如是说。
诗和文学给人的愉悦和快乐是有层次的，有低级娱乐和高尚愉悦之分。高尚愉悦是在艺术审美中得到的。过去说“寓教于乐”，我觉得还不够层次。文学的职能，应该是“寓识于美”、“寓教于美”、“寓乐于美”。光“乐”不“美”，还不够层次，不是诗和文学的所求。文学的审美——文学以审美方式获取受众青睐，使受众得到美的享受和愉悦，是文学的最高层次，也是文学促进社会大和谐实现的本质和归宿。
这里，我想把话说开一下。作家创作和出版文学作品，就是和文学作品的受众一道，追求艺术所给予心灵的那种“最高的愉悦”，抵达人类社会的大和谐!当下的诗和文学创作，如何警惕市场化的左右和时尚化的影响，耐得住寂寞，抵挡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存活，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只能以“人各有志”言之，不必强求，有的人愿意在顺应市场写作中早收名利，眼下多得钱财，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相当多的人都去迁就商业化的趋向，那无疑是文学的一种悲哀，有志于以文学实现社会大和谐的作家不要放弃原则。
每个作家都有一辈子写一部伟大著作的愿望。我们要对同道说句祝福的话，做这样一个宏大的祝福：峨眉山的洪椿坪有两株洪椿树，那就是《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我们因此祝福，作家们创作出版的作品，也能像“大椿”那样，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创造八千岁春秋的社会大和谐!有了这样的伟大作品，我们死后也会得到“最高的愉悦”，我们的子孙，也就能抵达最高层次的人和自然和社会的大和谐。文学最要呼唤和促进的，就是自然和社会以及整个宇宙的大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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