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时代”是自然节律、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语境的综合，而“时代精神”则指向深植于民族精神谱系、反映当代价值追求的核心要义。针对当前部分电视剧创作中贴“时代”标签、时代精神表达空洞的问题，“场景”不失为一种破解方法。电视剧通过时间、空间、情感与媒介四个维度的场景建构，将抽象的时代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沉浸的具身体验。时间场景勾连历史与现实，空间场景承载情绪与价值，情感场景实现从个体共鸣到集体认同的升华，媒介场景则借助新技术拓展美学表达与传播效能。最终，电视剧得以超越简单镜像反映，主动完成时代精神的审美转化与意义建构，成为联结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关 键 词】 电视剧 场景 新时代 时代精神

当前谈文艺创作，常被提及的两个字就是“时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这一广为人知的文学观点，倡导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文艺作品应当反映时代现实、回应社会问题。电视剧作为大众叙事影像文本，是最具影响力、最能够反映时代的情感镜像与观念载体之一。近年来，不少优秀电视剧敏锐捕捉社会议题，通过故事传递主流价值、塑造公共认知，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大众精神世界的构建，实现生活与时代的双向塑造。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电视剧刻意模糊年代设定，回避具体历史语境，技术细节、生活场景错乱，人物思维与行为模式悬浮于现实之上，自然无法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认知不清、把握不准。破解这一创作困境，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何为“时代”？“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二者又该如何通过电视剧让观众感知、理解与认同？本文尝试以当前电视剧(含网剧、微短剧等)创作为例，重点讨论这一问题。

一、何为“时代”？——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整体语境

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首先应该厘清“时代”的本义及其演变。“时代”是“时”与“代”两个字的组合，对“时代”的理解显然不能停留在物理时间的认知层面，其内涵在千百年间不断拓展丰富。

《说文解字》如此解释：“时，四时也。从日寺声。……代，更也。从人弋声。”“时”的本义指跟随天地运行的季节流转、自然节律；“代”则释意为更迭、替代，特指一代又一代人事的交替传承。合而观之，古汉语中的“时代”是自然规律与社会变迁的结合体。而将“时”与“代”连用，最早见于《宋书•卷十四•志第四•礼一》中的“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这里的“时代”已初具特定历史阶段的含义，既包含时间维度的流转，又涵盖空间维度的社会风貌。《周易•系辞下》云：“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革卦》又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将时代变革与顺天应人结合，赋予“时代”以历史必然性与人文价值取向，其不单单是“时”的流逝，更是“势”的变化，这种认知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理念。杜甫目及盛唐转衰的凄惨人间，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景况，关汉卿借窦娥的悲剧揭露元代吏治腐败的时代弊病，张择端则以细腻笔触定格北宋汴京市井繁荣的时代图景。文艺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本质上是创作者读懂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将自然节律、社会变迁与人文情感融于一体。

“时代”的内涵与时偕行，更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被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时代”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既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涉及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进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觉醒时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探索新道路的变革时代，有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种对“时代”的认知，让文艺创作跳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的园囿，开始关注时局变化中的社会结构与群体命运。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国文艺事业锚定了人民性的根本方针；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文艺事业的时代性定位。概论之，“时代”不只是抽象的时间范畴，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时代的底色，而文艺创作的核心任务正是要承担起反映时代风貌、使命与价值的作用。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我们身处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自此不仅是时间节点的划分，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是中国当下的历史方位和总体语境。这些表述不仅厘定了中国的历史方位、战略任务、整体面貌，也为包括电视剧在内的文艺作品锚定了创作导向与价值坐标。

电视剧对“新时代”的反映，是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文化建构过程。在题材拓展方面，只有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才能深入刻画“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张力，例如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艰难历程(如《山海情》)，透视都市职场生态与青年奋斗图景(如《理想之城》)，探索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催生的新职业群体的发展特征等。与之相对应，承载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奋斗者”与“追梦者”成为人物形象塑造着力构建的新谱系，借由他们实现主流价值的“软性传播”与“现代性转化”。此外，现代受众的审美变迁、技术赋能的产业迭代、文化领域的全球竞争，都成为电视剧反映时代、阐释时代、引领时代必须理解与把握的整体语境。

电视剧《山海情》海报

二、何为“时代精神”？——电视剧创作的“系统建构”

若将“时代”视作文艺创作的土壤，那么“时代精神”便是深扎这片土壤的精神主干，是凝聚人心、推动进步的价值内核。时代精神既集中沉淀于一个民族的精神谱系之中，又以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价值整合，其核心始终与社会潮流同向、与人民需求同频，唯有标志精神文明进步、驱动社会发展的思想结晶，方能成为其真正载体。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不论是革命文化中的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构建起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这些精神均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赓续传承，共同构成时代精神的历史根基与现实养分。

当前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征程中全民族精神风貌的凝练，是坚定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与自信开放的文化气象的有机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体现，它融合着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既包含科技创新中“自主自强”的攻坚态度，又涵盖共同富裕中“协同发展”的价值理念；既彰显社会治理中“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又蕴含全球化语境中“胸怀天下”的文明视野。时代精神多元丰富的内涵不仅为电视剧创作提供思想指引，同时也对其提出把握核心要义、展现丰富层次的要求。

因此，电视剧对时代精神的呈现并非被动的镜像反映，而是一种富有主体性的“系统建构”。这种建构需要依托精神谱系、时代风貌、文化自信等层面全方位地展开，如此，电视剧方能全景式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完成价值引领与审美表达的双重使命。

(一)红色基因的当代转译：以精神谱系锚定历史与现实

电视剧要注重提炼和传承时代精神中的红色基因，创作不能止步于对某种具体精神形态的历史还原，更需穿透历史表象，揭示其中贯穿始终的价值底色，生动抒写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影像志”。

从叙事角度看，其关键在于搭建跨时空共鸣的桥梁，衔接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实现历史精神的当代转译。一方面，通过历史语境的细致还原，让精神生成的逻辑清晰可感，避免将历史精神简化为口号式符号；另一方面，借助青年化叙事视角、情感化表达策略，让青年观众与历史中的精神践行者产生情感联结。电视剧《觉醒年代》之所以能“破圈”，正是因为它精准把握住了革命先烈为理想奋斗不已、为民族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时代精神，将“敢为人先”的精神转化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抉择与思想挣扎，使百年前的信仰力量与当代青年的价值追求形成共振，完成精神谱系的当代传承。这种叙事建构将抽象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具象的人物行动，让历史精神在当代审美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二)美好生活的影像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风貌

以影像诠释美好生活、彰显时代品格，是电视剧呼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要求电视剧创作突破物质至上的叙事迷思，转向聚焦经济发展、科技突破背景下民众精神世界的同步丰盈，精准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追求美好生活道路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鲜明特质，让影像既见证物质层面的发展成就，更定格精神层面的丰富与升华。

在内容表达上，电视剧创作应追求“精神”而非“精致”：聚焦前沿科技，不应只展现技术震撼，更要刻画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与科学精神；扎根乡村振兴，不应局限于村容变迁，更要捕捉村民的精神蜕变与文化复兴。电视剧《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坚守、马得宝的敢闯、白麦苗的成长，正是对上下同心、攻坚克难的脱贫攻坚精神的真实刻画。这种对精神富有的呈现，不仅深度挖掘了“诚信”“责任”等时代品格，更将其转化为可触摸的人物行为与情感共鸣。正是通过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场景的艺术提炼，于细微之处见时代精神，最终勾勒出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相辅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全景。

(三)文化主体性的主动建构：以文化自信链接民族与世界

在全球语境与多元文化碰撞的当下，电视剧还应以创作实践回应确立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课题，推动民族文化认同从被动呈现向主动建构深度转型。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早已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隐性桎梏，突破中西二元对立的狭隘叙事框架，进入植根传统、融合外来、面向未来的成熟阶段。

在实际创作中，既要摒弃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浅层堆砌与猎奇式呈现，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生活的内在契合点，让千年文脉在日常叙事中自然流淌；又要摆脱对西方文化的标签化塑造，以真实的个体视角探讨跨文化背景下个人价值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核心命题。电视剧《时差一万公里》剥离海归“精英滤镜”，描摹主人公归国后在职业选择、价值观念上的碰撞与转变。这些叙事背后，正是中国国力提升背景下文化心态的变迁：从“向外看”的仰视，转向“向内求”的自我确认，这是在开放中锚定文化坐标的时代精神投射。

概言之，“时代精神”既是历史性精神谱系的赓续，又有当下现实生活的新表征、新特点，时代精神从未游离于生活之外，而是藏在普通人的具体实践之中。电视剧作为大众文艺的重要载体，其创作使命本质上就是通过审美转化，将大众实践中的精神内核提炼出来，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影像叙事。它从历史与现实土壤中挖掘人物故事，以理性的思考提炼精神价值内核，让观众在影像体验中感知时代脉动，这正是电视剧作为“时代镜像”与“精神载体”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场景——电视剧“时代”抒写的关键载体

电视剧对时代的呈现与表达，主要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搭建一个又一个“场景”来实现。以“场景”作为方法，电视剧找到了连接宏大历史与个体经验的具象化、感知性中介。人对世界的理解正如现象学所讨论的“在世存在”，即通过身体与具体情境的交互来获得意义。“场景”正是将时代精神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被视听感官直接把握、可被情感经验直接浸入的具身化环境。通过时空细节、集体记忆符号与技术美学的缝合，“场景”将意识形态、社会情感等无形之物沉淀为可感知的时空质感。因而，场景并非背景板，而是指向一种鲜活的情感认知结构，目的是让观众在沉浸中完成对时代命题的“体验式理解”，实现历史理性与情感共鸣的统一。这也正是电视剧作为大众媒介实现其文化感召与塑形功能的关键机制。

(一)时间场景：在历史叙事中联结过去与当下

丰满的叙事是优秀影视作品的血肉，它将二维的影像导向时间的纵深与生命的辽阔。正如德勒兹提出的“时间—影像”理论，在影视叙事中，时间不再依附于运动，时间本身亦可成为故事的内容与形式。时间如晶体般折叠不同维度——过去与现在、未来交织，真实与虚拟相融，迫使观众主动思考时间的复杂性与存在的多面性。电视剧通过构建富有历史质感的逼真场景，在历史与当代之间架设对话的桥梁，让观众与远去的年代同频，与剧中角色命运悲喜共振。

影像是“想象的能指”，通过精心的“编码”，每一个视觉符号的选用都承载着特定的表意功能和时代密码，它们共同编织出一种虚实相生的美学境界、一个可被感知的高度拟真化的历史场域。电视剧通过高度还原的服化道与场景陈设，精准复现特定年代的社会肌理与生活气息，邀请观众踏入这场穿越之旅。要想创作出鲜活、有生命力的作品，就必须向下扎根，到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养分。为讲好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故事，《生万物》剧组深入展现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鲁南乡村，使人仿佛触摸到那时那地的每一道田埂、每一块砖瓦，刻画出中国人对土地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剧中被艺术化呈现的农事场景，由简单的劳作转变为一种史诗仪式与精神图腾，展现了以宁绣绣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冲破封建桎梏的精神觉醒之路，不断戳中屏幕前观众的泪点。《沉默的荣耀》聚焦于1949年至1950年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历史时期，讲述了吴石、朱枫等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敌营中冒险周旋的动人故事。剧作通过氛围凝重的场景复刻，生动呈现谍战历史的惊险曲折与生死斗争，紧张的氛围让观众深切体会到地下工作的艰险与如履薄冰，也让人直观感受到黎明前夜的漫长黑暗，以及共产党人信念闪烁的光芒。

更进一步，历史场景中的元素可被提炼为具有延续性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如同一把钥匙，能激活观众潜藏于文化基因中的记忆与认同，邀请他们主动“解码”和探寻影像背后的时代深意。例如，《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作为叙事的核心意象，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时代风云变幻的参照系。在航拍镜头下，波光粼粼的运河如同盘桓的根系与大地紧紧相拥，辐射延展成广袤的社会图景。滔滔运河之水历时千年奔腾不息，它孕育着两岸人家拼搏进取的集体性格，也见证了一代代运河儿女在人生渡口的关键抉择；运河因此从物质、物理概念，转变为一面折射时代精神的棱镜、一种文明延续的载体。

(二)空间场景：营造氛围以承载情绪传递价值

“空间”指向影视叙事的实体环境，通过氛围营造以承载集体情绪、进行价值表达。“气氛美学”正是发生于空间之中，“气氛”是介于主体感知与客体环境之间的流动场，是一种可供观者介入和共创的“情调空间”。电视剧通过场景、光影、配乐和环境音的综合调度，将单向静态的信息传递转化为双向互动、具身化的“情动”场所，使屏幕前观众产生“在场性”错觉。从国风美学、烟火街巷到红色景观，电视剧通过精致的实景空间增强叙事可信度和沉浸体验感，为观众提供可感、可游、可居的虚拟场域。

近年来，《梦华录》《国色芳华》等古装剧凭借考究的服化道和精美的特效技术高度还原历史现场，成为国风美学的代名词。《藏海传》深耕历史题材，邀观众步入宫闱城阙这一典型环境，从盘根错节的权谋博弈中窥见王朝兴衰秘史、窥见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中轴对称建筑里上演庄严肃穆的皇家仪典，钟鼓雨点配合行军奏乐构成声音景观，皮影戏、舞龙等非遗表演装点舞榭歌台，甬道围墙等“阈限空间”营造幽森可怖气氛。历史景观与文化符号深度交融，空间美学与叙事节奏丝丝入扣，这些由“能指”秩序所构建的悬疑气氛紧紧包裹着观众情绪。剧集氛围的营造，使空间意义超越“背景板”，变成可供体验的“国风文化密室”，观众漫步其间便能感受到历史智慧与东方美学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去有风的地方》以在地化叙事带观众展开一场云南大理的生态治愈之旅；那么家庭剧《红石榴餐厅》则犹如一部充满烟火气的“旅游攻略”，邀观众领略大美新疆的民族风情与人间风味。昆仑山的千里冰封、戈壁滩的日落流金、屹立大漠的胡杨、旷野的马蹄声……这些意象成为多民族心连心的空间镜像。餐厅浓郁的色彩设计、丰富的饮食和歌舞元素使得地域风情变得生机勃发、可亲可感，本土化的烟火空间让时代精神和人文共鸣有了扎实的落点。透过这扇“文化窗口”，我们看到当代青年返乡援建、守望传承的价值选择。致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则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史，将沂蒙山区等革命圣地锻造为承载民族血泪与荣光的影像纪念碑。高投入、大制作让战场烽烟纤毫毕现，“家国同构”的描摹让宏大叙事化作军民互助、鱼水情深的朴素场面，消解了凝重氛围造成的距离感。于此，观众切身聆听历史的回响，进一步加深对民族精神与英雄情怀的认同感。

电视剧《我们的河山》剧照

(三)情感场景：从符号、图谱到仪式的生成机制

“情感”是电视剧展开“时代”抒写和场景营造的又一维度。“情感”远非情节的附属品和渲染手段，而是一种核心认知结构与意义生产机制。电视剧之所以能将抽象的时代精神，解码为可被观众感知、并产生共鸣的大众心理图景，正是得益于剧作对情感的有效调度。这一过程涵盖了由表及里的三重逻辑：从情感符号的意象化呈现，到情感结构的图谱化组织，最终抵达情感认同的仪式化生成。

首先，情感可呈现为高度意象化、可被感知的“符号场景”。优秀的电视剧可以有效地将纷繁的时代情绪，凝练为具有高度象征性与感染力的核心意象与情境。例如，《北上》中奔流不息的运河，不再仅是地理空间，而是成为承载“迁徙”“乡愁”“奋斗”与“融合”等复杂时代情感的流动符号。依托于剧集中的这些意象与情境，不可见的时代精神气质得以被观众接收，成为可见、可触、可理解的情感投射。

其次，多元情感通过复调叙事可被编织成动态的时代情感图谱。优秀电视剧的时代抒写，绝非单一情绪的独奏，而是力图编织出一个容纳矛盾、展现流转的情感网络，以更精确也更全面地映射出社会发展中的情感结构。例如，《六姊妹》展现了艰苦岁月中交织了物质困顿的焦虑、手足亲情的温暖与个人成长的希冀；《我的后半生》同时呈现了都市生活中中年人的职业挫败感、老年人对个体尊严的追寻，以及人们重塑自我的勇气。这种复调叙事，描绘出一幅与社会时代复杂度相匹配，鲜活、立体、开放的情感生态。

进而，情感体验的功能通过集体共鸣升华为一种“认同仪式”。观看行为本身便是参与一场以情感为纽带的文化仪式。当个体情感在剧集营造的共鸣场中被确认、被分享时，便建构起一种想象性的“情感共同体”。观看《我们的河山》时所激发的悲壮与崇高感，是对家国同构历史认知的情感认同；为《蛮好的人生》中平凡人的坚韧与豁达而感动，则是对普通人生命价值的集体肯定。这一过程，完成了从“个体情绪”到“集体情感”再到“社会心态”的升华，电视剧由此成为凝聚社会情感共识、培育时代精神认同的重要文化装置。

(四)媒介场景：作为时代场域的新技术美学应用

数字时代，以超高清、虚拟制片和AIGC为代表的新型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着电视剧的创作与传播逻辑。这一过程不仅关乎视听体验的升级，也不只是技术平台或传播渠道的简单革新，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媒介形态传达着当代社会的精神气质与情感结构。这意味着，电视剧不只是被动反映时代图景的“镜子”，而日益转变为能够主动建构公众情感认知、培育时代认同的“熔炉”。媒介场景也由此成为时代精神得以凝结、转化与传播的关键场域。

一方面，技术美学的迭代应用，正在重塑电视剧尤其是重大题材剧集的时空书写精度与美学标准，使之成为探索历史真实与时代精神的新实验场。超高清技术的应用以及影视的工业化发展，实现了对历史场景与时代氛围的极致还原。比如，《我们的河山》中，无人机航拍和超高清设备的运用，实现了对夜间战场环境的真实呈现，改变了以往依赖大量人工灯光导致的“失真”感，让观众“重返”更真实的历史现场。《大生意人》中，剧组辗转全国实景拍摄，超高清技术精准捕捉了从东北森林到江南茶山的不同地貌与建筑特质，使地域的自然、人文风貌本身成为推动剧情发展、叙事与抒情的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各种新媒介形态也开辟了更具实验性的场景建构路径。微短剧针对观众使用手机小屏观看与碎片化观看的特点，将叙事核心从传统的情节推进演变为高强度、快节奏的“情境流”。它将每个叙事单元压缩为情感浓度极高的独立情境，精准触达当代人的情感“爽点”“痛点”与“共鸣点”，实现从“情节驱动”到“气氛驱动”的美学转向，即时捕捉受众情绪与价值询唤。这一特性不仅使其成为本土视听内容市场的文化热点，更在全球化数字流通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微短剧“出海”的成功，正是通过这种高度凝练、情感共通且文化符号鲜明的“情境”模块，跨越语言障碍，实现中国文化符号与情感模式的轻量化、高效化国际传播，成为数智时代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与美学输出。

结语

在当前的文艺创作中，一些作品虽然贴了“时代”标签，但对“时代”的内涵把握不准，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含混空洞，自然难以获得观众认同。“时代”之于文艺创作，具备历史定位与整体语境的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并非外在束缚，而是内在于创作全过程的根本性建构力量。优秀的文艺作品正是在深刻把握并创造性回应这种规定性的过程中，完成对“时代”的书写与超越。

就电视剧抒写“时代”而言，场景不仅是叙事的时空容器，更是一种将抽象时代精神进行美学转换与意义生成的核心方法论。通过时间、空间、情感与媒介四个维度的协同运作，电视剧以丰富的“场景”构建了可供观众具身化介入的感知场域。以“场景”为方法的核心启示在于：电视剧应超越对时代精神的概念化图解，转向对其感知结构与体验路径的精心设计，让宏大叙事在具象、沉浸且富有情感张力的场景中“落地”，最终实现历史理性、审美表达与价值认同的有机统一。

进而言之，对电视剧“时代抒写”的探讨，不应局限于对当前创作实践的总结，更需置于历史脉络与未来发展的视野中进行延伸思考。“文以载道”“为时而著”的文艺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人民性”与“时代性”的强调，共同奠定了电视剧创作回应时代命题的思想根基。然而，真正的“时代抒写”绝非对政策或热点的简单映射，其深层要求是创作者应具备一种历史哲学般的洞察力与美学提炼的创造力，能从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中，捕捉到那些标识文明走向、塑造民族心态的结构性力量与精神性瞬间。面向未来，在数字技术迭代加速的全球语境下，电视剧应进一步凸显文化主体性，在虚实融合中探索新的场景美学范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大场景”中，让中国故事的时代抒写获得跨文化传播的能量。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重大主题影视创作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批准号：24ZD06）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 2024年度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文化产业数字战略与安全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3XNL019)的阶段性成果。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作者：顾亚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1期（总第124期）

责任编辑：艾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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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顾亚奇 | 电视剧的“时代”抒写：场景作为一种方法（“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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