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是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1847年恩格斯在《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这篇书评中，首次使用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这一批评标准，他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时隔十二年后，即1859年，在致拉萨尔的一封信件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是评价作品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自此之后，“美学和历史的”标准便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价文艺作品的经典论述，吸引着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着浓厚兴趣的艺术家、理论家、政治家。

恩格斯

　　文艺实践中的不平衡现象

　　然而，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探讨，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阐释者对“美学的”和“历史的”这两个标准有过许多研究，但犹如马克思曾经提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一样，“美学的”与“历史的”不平衡性在文艺现实实践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倘若以“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即便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也很难同时达到二者完美融合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已有论述。例如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分析过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并指出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历史结构所安排好了的”。这就是说，歌德不能摆脱他已有的“历史结构”这一宿命，但他的诗人的“天才”却可以挽救他，使他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这就是 “历史的”与“美学的”矛盾。

　　这一矛盾还体现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中。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虽然批判“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然而，他同时看到巴尔扎克能“违反他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看到“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而巴尔扎克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恩格斯认为这源于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显然，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虽然他甘愿听命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历史结构”，有着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但“现实主义”成全了他，让他战胜了他的“正统派”立场，虽然这种战胜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美学的”和“历史的”不平稳发展现象，我们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中也可以找到明确的论证。列宁曾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信仰基督的地主……”如此等等，列宁列举了托尔斯泰在几个方面所存在的矛盾问题，并在最后总结道：“托尔斯泰处在这样的矛盾中，绝对不能理解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历史局限，但这丝毫也没有阻碍托尔斯泰成为一位艺术巨匠。从托尔斯泰的矛盾，我们既看到了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也再一次看到了在艺术实践中“历史的”与“美学的”不平衡关系，以及社会的处境与条件同艺术的追求与创造之间的矛盾。

巴尔扎克（左）、托尔斯泰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用“历史的”与“美学的”这两个标准来评判艺术家的时候，似乎都能发现他们身上所深藏着的两个灵魂，一个是艺术的美学的灵魂，另一个则是社会的历史的灵魂。虽然他们主观上期待这两个灵魂在他们的作品中能得到最完美的共同呈现，但实际的创作却往往让他们失望，这两个灵魂似乎总是很难平衡相处，相携发展。

　　追求“平衡”的可能途径

　　“美学和历史的”标准难以统一，仿佛是一个跷跷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很难解决二者的平衡问题。但为了尽力维持或达到这一“最高标准”，许多后来的文艺家便会小心谨慎，不断调整自己的艺术趣味与思想水平，试图在“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之间寻找合适的界点，使之得以完美实现。然而，这种建筑平衡界点的最终结果常常以“分裂的统一”，即以表面上统一、实际上分裂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分裂的统一”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或理论家身上都有所表现，我们从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鲁迅等人那里可以找到不同程度的例证。

　　例如，托洛茨基的文艺批评观点中有“庸俗社会学观点”和“纯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但他又对艺术的特殊性表现出充分的尊重，而这一切构成了他艺术观中的矛盾所在；卢纳察尔斯基作为苏联早期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及文化领导人，则常常一方面以官员的身份相信社会学批评的绝对合理性，另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的文艺问题时又常常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分析的高度信任，在他身上也显现着“美学的”与“历史的”抵牾与分裂；而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鲁迅，也曾在拥抱托洛茨基与“拉普”这两极之中，陷入到矛盾与纠结之中，许多研究文章对此都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界展开的关于文艺“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与论争，虽然试图将“美学的”与“历史的”进行有机融合，然而从实际的效果看，也没有真正解决“美学的”与“历史的”分裂问题。

　　“历史的”标准或者说创作主体的“历史结构”、历史局限往往是难以克服的，而对美学问题的重视与否以及重视程度常常是区分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因素，因此，“美学和历史的”标准的不平衡问题，实际可以简化为怎样处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美学问题。对此，我们首先既要清醒地认识到二者之间永远存在的不平衡性，同时还要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将平衡性作为一种目标去追求。其次，重视“艺术的”（美学的）追求，这既由文艺创作自身的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是艺术创作规律使然。因为，一部作品只有在艺术上达到最高境界，它所要表达的历史的内容才会真正呈现出来，这也正是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的真正原因。最后，要以“对立统一”原则来理解“美学和历史的”平衡问题，积极寻找二者的统一与发展，将二者的不平衡性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发展与提高过程。实际上，任何伟大作家的创作风格，总是在不断克服自身艺术的、美学的或社会的、历史叙述上的不足的过程中而得以形成的，他可能从未在任何一部作品中实现“美学的”与“历史的”平衡，但却可以在自己艺术创作的总体呈现中实现这一点。

　　作为一般标准的“最高标准”

　　“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提出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对这一命题再做更多的阐释或发展，以至于这个由美学和历史两个维度构成的“最高的标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也给今天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美学和历史的”标准在作品中总是呈现出一高一低的情况，这一情况所引发的思考还有很多。正确理解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的理论内涵及其不平衡关系，能够大大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推动优秀作品的涌现，尤其对于促进我国当代文化与文艺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美学和历史的”标准的不平衡性将会永远存在，这是不以艺术家的愿望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恩格斯将其称为“最高的标准”本身就包含着这层意思。或许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存在与缺憾，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动力和鞭策，激发艺术家们为达到二者的平衡而不懈努力。而当这种“追求”成为每一个艺术家的自觉行为时，文艺创作的整体质量就将普遍提高。这样，无限地接近“美学和历史的”标准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就会不断出现，这一“最高的标准”也就将真正成为文艺创作的一般标准，为每一位艺术家所承认和尊崇。

　　延伸阅读：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四个批评标准 ，“历史的”是首要标准　

　　红旗文稿｜白建春：属于美学和历史的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