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手简介：原名张永寿，1934年生于山西省汾阳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表演艺术家。1948年考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晋中公学。1949年进入第六十军文工团开启军旅演艺生涯。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导演刘沛然发掘，参演个人首部电影《黑山阻击战》。1958年正式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此后数十年始终以军人本色塑造银幕形象，先后出演了《英雄虎胆》《海鹰》《林海雪原》《奇袭》《哥俩好》《地道战》等多部影片。中年后转型担任导演，执导了《彩色的夜》《祁连山的回声》《沉默的冰山》等多部影视作品。1984年，执导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荣获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优秀故事片二等奖。2018年，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

一、文艺兵懵懂走上电影路

霍震：勇手老师，您好，您有着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从战地文工团一步步走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军人演员。能否和我们聊聊，您是怎么和艺术结缘，并最终走上电影道路的呢？

张勇手：我14岁就参军入伍了，1948年考进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晋中公学，没过多久就被分到了第六十军文工团。从太原战役到进军大西北，再到1950年奔赴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跟着部队在战火中历练成长。可以说，军旅生涯不仅塑造了我的性格和信仰，更是我艺术道路的起点和底色，我后来演的每一个军人角色、拍的每一部军事题材作品，根都扎在这段经历里。

走上电影这条路纯属偶然，小时候的我从未想过会从事这一行业，看过的电影更是寥寥无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参军后看过的两部电影。第一部是苏联电影《十三勇士》(又名《沙漠苦战记》)，这是我平生观看的第一部电影，银幕上流动的影像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影片讲述了哈萨克族战士在沙漠中作战的故事，最终只剩下13个人，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部是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在安徽蚌埠观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一部由舞台剧改编的电影。那时候我和爱人正在谈恋爱，电影中那种爱情的悲剧令我们深受感动。

我那时没看过几部电影，更没想过当电影演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们部队来到了南京浦口，电影《柳堡的故事》摄制组来部队选演员，当时部队安排我和一位女演员表演影片中副班长和二妹子相见的一场戏。我此前虽出演过一些舞台剧，但仅看过两部电影，对电影表演一无所知，整个人无所适从。因此最终摄制组没有选中我，仅拍摄了一些照片便离开了。过了不久，《黑山阻击战》的导演刘沛然也来找演员了。后来听说是郝光导演把我的照片拿给刘沛然导演看，刘导看到我的照片后觉得挺中意，便把剧本发过来让我试一试里边的连长王海龙一角。

我真正和电影结缘是从1957年开始的。那年年初，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给第六十军文工团发来电报，《黑山阻击战》摄制组让我去北京试镜，我当时对试镜也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自觉行动。虽然那些年随着部队去了不少地方，但去祖国的首都北京还是第一次，内心是既忐忑又兴奋。八一厂的厂址一直位于六里桥，从未搬迁，但在当时，那里属于北京较为偏远的区域。我乘坐火车抵达前门火车站后，雇了一辆三轮车，辗转许久才到达目的地。刘沛然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但却是1938年就参加抗战的老革命，同时也亲历了黑山阻击战，更能感同身受一些。刘导是我电影路上的第一位伯乐，也是我终生的导师，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日后能和他在八一厂一起工作到老。

霍震：您还记得第一次拍戏的经历吗？电影表演与您此前从事的舞台剧表演有哪些本质不同？

张勇手：我人生中拍的第一场戏恰好是《黑山阻击战》的最后一场戏：王海龙和张连发冲进敌人指挥所。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摄像机表演，与以往在文工团出演话剧的体验截然不同。当时我内心十分紧张，一看到黑洞洞的镜头对准自己，便手足无措，连一句完整的台词都说不出来。当时剧组里的大部分演员也都是首次接触电影拍摄，大家始终相互鼓励。饰演敌兵团司令官的张元方是剧组中为数不多的四级演员，给予了大家很多指导与帮助。

拍摄这部戏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从未担任过连长职务，对如何塑造好这一作战部队基层指挥员的形象毫无把握，全程都在懵懂地摸索。我当时分析，连队是作战的基本单位，能不能打好仗，连长的带头作用非常关键。王海龙坚决执行上级下达的坚守101高地的命令。敌人拥有大炮和飞机，而我们仅有步枪和手榴弹，连重机枪都没有，七连靠的就是战士们的勇敢与意志。101高地如果失守，就意味着当时装备最先进的廖耀湘兵团可以逃脱。我军只能凭借勇敢和意志与敌人殊死搏斗。连长是坚守101高地的核心力量，即便身负重伤，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坚守阵地。

电影和舞台剧真是不一样，不只是形式上的区别，更是表演本质的区别。舞台剧是面向台下观众的表演，演员的动作和台词都需要适当放大，才能让全场观众清晰感知；而电影是通过镜头捕捉表演，特写镜头能够清晰地呈现演员眼皮的颤动、嘴角的微表情，因此电影表演追求的是生活本身的质感。后来我慢慢琢磨出来，电影表演的核心不是“演”，而是“成为”——你得先成为这个角色，让他的喜怒哀乐长在你身上，感情才能像泉水一样自然流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从文工团出来的演员，其实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完成从话剧表演到电影表演的转型。现在回头看，这个转型的过程，就是不断丢掉舞台腔、回归生活本身的过程。

青年张勇手

霍震：《英雄虎胆》是您的成名作，您在片中饰演的耿浩一角深受广大观众喜爱。您当时还曾以这个角色为例，写下过扮演英雄人物的心得体会，能分享一下吗？

张勇手：《英雄虎胆》是我拍的第二部电影，与第一部相比，好歹有了些经验，也不怎么怯场了。开拍前，我翻来覆去认真研读剧本、揣摩角色，体会角色在剧本中所处的情景和所起的作用。理解了角色，明确了身份，在规定情境中将其自然呈现即可。

我认为要表现英雄人物，首先不能把英雄当成神，要把他当成有血有肉的人。这不是我凭空想的，是从实践中悟出来的。英雄的伟大，不在于他没有恐惧，而在于他战胜了恐惧；不是他没有感情，而是他把个人感情让位于革命信仰。所以，创作者需要熟悉英雄、热爱英雄，既要挖掘他们身上属于无产阶级战士的共性品质，也要找到他们独有的性格特征。

耿浩在《英雄虎胆》中的第一场重头戏，发生在他成功潜伏、完成联络点对接任务后不久。由于我军内部的暗藏特务告密，敌人开始怀疑我方侦察科长的去向，并随之将矛头对准耿浩。在被设计逮捕后，他被押交由曾泰审讯。这场审讯，敌人是用来对付曾泰的，他们想通过用曾泰审耿浩的阴谋手段来识别曾泰是不是共产党。对于耿浩来讲，这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敌人把遍体鳞伤的耿浩架到审讯室时，此时的耿浩，别说站起来，就是躺在那里也是很困难的。我在处理这段戏的时候这样想：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耿浩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是人民解放军，在敌人面前不能屈服。耿浩忍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威风凛凛、昂首挺胸、毫无畏惧，像一个巨人一样坚强地站在那里。这样处理就有力地揭示了人民战士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的浩然气概。当他站定并看清在场有曾泰时，他完全理解了敌人的阴谋。我为耿浩规定了这样的潜台词：绝不能让曾科长处于困境，我要设法告诉他，你就大胆地审讯吧，必要的时候我会破坏审讯的。因此当曾泰问他“你是什么人？我要你自己说出来”的时候，耿浩毫不迟疑，将计就计，勇敢地承认自己就是侦察科长曾泰。当耿浩发觉继续审讯下去对曾泰不利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并将水杯直向曾泰砸去，使敌人不得不停止审讯。通过对人物的这些分析和表演，表现了人民战士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的革命英雄主义。

耿浩的另一个重点戏是在脱险突围的路上。刚刚脱离险境的耿浩和老猎人在将要走出来的时候，发现了敌人的哨兵。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由一个人把敌人吸引到一旁，另一个人通过山沟把情报送出去。很明显，耿浩应该自己去吸引敌人的注意而让老猎人去送情报。一则吸引敌人是有生命危险的，而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英雄战士，他应该挺身而出；再则，耿浩的伤势已经很严重了，他怕连累了老猎人而完不成任务。因此他毅然地把情报交给了老猎人，自己则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把敌人引到跟前，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在身中数弹就要倒下去的那一瞬间，他担心的不是别的，而是老猎人是否出去了！他抬起头来，看到老猎人已经钻进了山沟，这时他坦然地笑了。接着他又连中数弹倒下了。耿浩光荣地牺牲了，但换来的是敌人全部被歼灭。

我认为耿浩之所以这样勇敢机智，最主要的是他有一颗为党、为革命而不怕牺牲自己的赤诚的心。在寻找耿浩这个人物的核心思想时，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革命工作干得非常好，那是最大的幸福。如果革命需要，就是牺牲生命也是愉快的。

我就是这样认识耿浩这个角色，也是这样去演他的。可惜当时的水平有限，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把这个人物揭示得更深更透。

二、从艰苦岁月走向艺术成熟

霍震：您从艺以来出演过很多海军题材的电影，塑造了很多性格鲜明的海军角色，能聊聊这个起点是如何开启的吗？

张勇手：我这辈子参演过四部不同历史时期的海军题材影片。《海鹰》拍的是鱼雷快舰；《赤峰号》的原型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老旧军舰；《南海风云》里用的扫雷舰，跟越南的舰相比又矮又小；到《海之魂》终于换成了导弹驱逐舰，迈向现代化了。

电影《海鹰》剧照，张勇手(右一)饰演李雄

《海鹰》是我海军题材电影的起点。1959年筹备该片时，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都在紧锣密鼓地筹拍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片。八一厂将彩色故事片《海鹰》列为重点献礼项目，这也是厂里首次尝试彩色电影拍摄。那一年我同时接拍了《海鹰》与《赤峰号》两部海军题材影片，面临的挑战极大。我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大海，更不会游泳。尽管我是一名老兵，但对水兵的日常生活与训练完全陌生。

摄制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们去浙江一个快艇部队基地体验生活，这不是走形式，是我们那时候拍电影的铁规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就说过，“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我们创作的根本准则。我们和水兵同吃同住同训练了整整三个月，学穿海军服，学习游泳，了解海军建制，熟悉水兵的日常训练和生活习惯。饰演渔民和女民兵的邢吉田、王晓棠，则在附近的渔村体验生活。三个月下来，我晒得和水兵一样黑，手上也磨出了茧子，这时候再站到镜头前，我已不是演员张勇手了，而是一名真正的海军战士。

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诸多困难。最为棘手的是晕船问题：快艇行驶速度极快，如骑马般颠簸剧烈，稍有不慎便有坠海的危险。很多演员刚吃完饭就呕吐不止，只能卧床休息，我倒是还好，并未出现严重的晕船反应。其次是学习游泳的问题：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演员当时都不会游泳，只能边拍摄边学习。王心刚是大连人，水性极佳，便由他负责教授大家游泳技巧。我与王心刚有大量特写镜头，虽有部分在摄影棚拍摄，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快艇上实景完成的。拍摄时经常一个大浪打来，连人带摄影机都冲跑了。

这次拍摄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但大家一起克服过来了，在那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当了一回海军，很是自豪。

霍震：您觉得拍过最艰苦的是哪部戏，能具体聊聊创作过程吗？

张勇手：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阶段相对比较艰苦，如果说最艰苦的一部戏，应该是那段时间拍摄的《林海雪原》。记得是1960年前后，厂里决定把《林海雪原》小说翻拍成电影，由《黑山阻击战》的导演刘沛然执导。我接到扮演少剑波的任务时，一方面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能饰演这样一个角色非常荣幸；另一方面思想上有一些负担，因为当时小说《林海雪原》早已经风靡全国，少剑波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我对是否能演好这个角色心里没底。另外，小说中的少剑波22岁，我当时已经26岁了，感觉自己年龄也偏大。于是我又找来原小说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努力吃透这个角色。

1960年初，《林海雪原》作者曲波来到八一厂与电影主创人员见面。得到了曲波同志的鼓励与肯定后，我备受鼓舞，把之前的顾虑全都抛之脑后，全身心地投入角色塑造中去。当时，刘导要求我们几个演员认真地去体验生活，到东北去找感觉，感受剿匪部队是什么样的，是如何发动群众的。

《林海雪原》的外景拍摄原定于头一年冬天出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直到春节过后才得以启程。尽管寒冬已过，但当地气温仍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异常寒冷。拍摄冬季外景时，普通的毛靴子已无法抵御严寒，我们穿的是军用战靴，里面还垫着乌拉草。正所谓“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不仅保暖性能极佳，还能让脚在靴内有充足的活动空间。那时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被子上都会结一层厚厚的霜，冻得硬邦邦的。村庄里的积雪因行人反复踩踏已融化殆尽，为了呈现雪原的真实场景，我们每天都要从山上运雪下来撒在地面上。这些工作由摄制组成员共同完成，大家总是先干完活再开始拍摄，过程十分辛苦。我们绝不能麻烦当地百姓，这是军队铁的纪律。

业余时间，大家还要学习滑雪。剧组专门聘请了一支专业滑雪队全程指导，每位演员都学得认真刻苦。那段时间我也深深爱上了滑雪，一有空闲便去练习。最终电影中所有的近景滑雪镜头，都是由演员们独立完成的。

摄制组在农村，一些年纪大的演员被安排在有热炕的老乡家里，而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住在学校里。当时学校还没开学，里面堆满了柴草，我们就睡在放满柴草的房间里，没有被褥，一帮人窝在柴草里睡，还能暖和一些。虽然冷，但大家都睡得很香，因为每天都很疲惫，回来躺下就能睡着。第二天早上起床，每个人眉毛上都有一层厚厚的霜，但是大家还是很乐观，经常开玩笑打趣。现在回想起来，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很强的，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生存。当时的饮食条件也十分简陋，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食物就是窝窝头。将臭豆腐抹在窝窝头上，放在大锅里烤得焦香四溢，那种独特的味道，至今想来都觉得胜过现在的任何美食。

结束外景拍摄回到厂里拍摄内景戏时，我们又遭遇了另一个极端：从极致的寒冷变成了难耐的酷热。炎热的七八月份，演员们身着厚重的皮袄大衣表演，影棚中，在炙热的灯具照射下，稍微有些动作就满身大汗，更何况还有很多烤火的戏，更是热得难以言说。尤其我的内景戏特别多，很多戏都是上身穿大衣，下身穿短裤来完成的。这部戏的拍摄过程，让我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冰火两重天”。

电影《林海雪原》剧照，张勇手(左一)饰演少剑波

霍震：《奇袭》中您饰演的方勇跳车的镜头，堪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瞬间。能否谈谈这场戏拍摄背后的故事？

张勇手：这场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之前练习跳伞的经历。《林海雪原》拍摄结束后不久，我便加入了《碧空雄师》剧组。那会儿在河南开封，我们天天练习跳伞，先是从三米跳台、伞塔降落，最终到飞机上实跳。我虽然不晕船，但是有恐高症，那时候只能硬着头皮上。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些跳伞技能后来竟用到了《奇袭》的拍摄中。我是临危受命接拍《奇袭》的，当时还在进行跳伞训练便接到了命令，要求我紧急赶往杭州参加拍摄。我是最后一个抵达现场的，到了之后便立即投入了拍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当时一边拍一边看样片，两个月就拍完了。

方勇跳的那辆车，在戏中是道具车，但平时也用作演员的交通工具。拍摄跳车戏那天，大家都早早地来到片场等候。我仅跳了一遍便顺利通过，下来之后看到摄影师紧张得脸色煞白。接下来，身边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工作人员都过来表示祝贺，别提有多自豪了。

电影《奇袭》剧照，张勇手(右二)饰演方勇

霍震：作为演员，在拍摄现场与导演意见出现分歧时您会怎么处理？

张勇手：大部分时候我会尊重导演、尊重剧本，尽到一个演员的职责，但有时候也会和导演据理力争，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那会儿认死理，不懂得迂回缓冲。我心里藏不住事，有了不同的想法一定会说出来。

在我的印象中，有两次在拍摄现场与导演发生过争执，都是和我的恩师刘沛然导演。第一次是拍《黑山阻击战》，当时拍到前沿阵地，国民党押解一批老百姓当人质打前锋的戏时，原本剧本写的是老百姓在喊：“我们是老百姓啊！”我总感觉特别别扭，觉得老百姓应该坚持不喊，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应当是敌人强迫老百姓喊才合理。当时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不知天高地厚地向导演去提意见，一开始意见并没有被采纳，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着刘导。有一次和刘导去打乒乓球，刚开始打的时候我俩也没说话，突然刘导面无表情说了一句：“我按你的方案拍了哈！”我一愣，笑着回了一句：“谢谢！”后来我才知道刘导总共拍了两条，最后比较下来采用了我的建议。第二次是拍《林海雪原》，当时有人觉得拍党的会议太枯燥，影响观感，主张删掉。但我坚决不同意，这不是艺术手法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林海雪原中的小分队面临远离大部队、独立作战的特殊情况，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体现党的领导，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少剑波是党的代表，但他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决定杨子荣上山这么重大的事情，必须开支委会集体表决，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根本制度。

我是一个军人，从参军那天起，“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就扎根在我的脑海里。我认为拍电影不仅要讲好故事，更要传播正确的历史观。艺术可以有虚构，但历史的本质不能虚构，革命的原则不能动摇，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创作原则。政治性和艺术性从来不是对立的，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两者的完美统一。刘导之所以采纳了我的建议，也是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

霍震：在您拍摄过的各类题材中，哪一类对您的挑战最大？能否具体谈谈其中的原因？

张勇手：我认为对我挑战最大的是喜剧题材，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没什么幽默感的人。不过观众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有幽默感的演员，可能和我之前饰演的角色有关：《英雄虎胆》中我饰演的耿浩，露出了些许的幽默感。再到《海鹰》中爱说笑话的水手长李雄，他那句经典台词“乖乖”也流传至今。

我出演的第一部喜剧电影是《哥俩好》，由话剧《我是一个兵》改编。在原版话剧中，我饰演的是连长，王心刚饰演指导员，言小朋饰演雷利金。他们两位都比较擅长演喜剧，而我在这方面则比较欠缺。

电影版突然决定让我饰演雷利金，这让我倍感压力。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喜剧天赋，而且我在话剧中饰演的连长一角也没有任何喜剧色彩。于是我决定向言小朋学习，模仿他的喜剧表演风格，他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喜剧表演经验传授给了我。言小朋出身京剧世家，当时他还教剧组的同志们练习京剧的手眼身法步，学习走边、起霸等京剧程式。

我当时真的不太擅长喜剧表演，只能一点点向言小朋等人学习，慢慢摸索、慢慢模仿。整部电影拍摄下来，我感觉身心俱疲，远没有拍摄正剧时那么从容。现在回头来看，我对自己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确实不太满意，总觉得当时的表演太过用力，不够松弛自然。

这次经历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表演没有万能的公式，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表演规律。正剧讲究“稳”，喜剧讲究“活”；正剧的情感是递进的，喜剧的节奏是跳跃的。一个演员能演好正剧，不一定能演好喜剧；能演好英雄，不一定能演好小人物。所以演员不能故步自封，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尝试不同的角色和题材，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

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的军旅喜剧不能为了搞笑而搞笑，要寓教于乐。《哥俩好》之所以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不是因为它有多好笑，而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的生活，展现了战士们的成长过程，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了教育。这才是军旅喜剧应该有的样子。

霍震：您步入中年后是如何转型的呢？

张勇手：人到中年之后拍摄了一些作品，比如说《二泉映月》《啊！摇篮》《飞机交响乐》。1979年拍《二泉映月》是我中年阶段的一个新开始。这部戏是严寄洲导演的作品，当时剧组迟迟定不下阿炳的演员，我就向严导推荐了我之前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认识的郑松茂，他多才多艺，不仅二胡拉得好，身上还有一股文人的清瘦气质，特别贴合阿炳的形象。我自己在这部戏里演了一名地下党员，这和我之前演的那些端着枪冲锋的战斗英雄完全不一样。以前演的角色，情绪都是外放的、硬朗的，而地下工作者要把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如水，内心却波涛汹涌。

其实我谈不上什么刻意的转型，我们那个年代的演员，没有现在这么清晰的职业规划概念，更多是跟着时代走、跟着组织的安排走。人到中年，身体状态、人生阅历都和年轻时不一样了，能驾驭的角色自然也发生了变化，我只是顺着这个规律，把自己能做、擅长做的事尽力做到极致，同时也试着往新的方向多做尝试。

霍震：《啊！摇篮》是您第一次与谢晋导演合作，这次合作给您带来了哪些体会和收获？

张勇手：拍完《二泉映月》，我就紧急赶往《啊！摇篮》剧组报到。谢晋导演之前就把剧本发给过我，第一次看剧本时我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刚进组，正好赶上原定的女主角练习骑马出了意外，摔得昏迷不醒。当时剧组已经开机了，每天的开销就要三千多块，谢导给祝希娟打去长途电话让她赶紧来救场，饰演李楠这个角色。

萧汉平这个角色对我有一些挑战，因为过去我一直饰演中下层的干部，并且武将居多，文将较少。萧汉平担任着掩护中央撤退的任务，有武将之风采，而他又学习唐诗，有文化底蕴。这是一个铁汉柔情的角色，他很喜欢孩子，但很可惜把自己的儿子毛毛弄丢了。对角色剖析之后，我决定把他演成文将。

《啊！摇篮》原名叫《马背上的摇篮》，作者就是延安摇篮里的孩子。很多革命后代都是在缺乏父爱母爱、没有亲人照顾的环境下艰难成长起来的，有些孩子的父母甚至全部牺牲了，这些孩子必须有人来照顾。片中李楠这个角色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她是作战部队的指导员，更希望能在前线杀敌。在萧汉平的逐步引导下，她逐渐意识到，保护好革命后代，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最终，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一起领养了亮亮，组成了一个革命家庭。拍儿童片的难度在于要有很好的耐心，电影中小演员有的才两岁，当时剧组还专门为孩子们成立了托儿所，有专职的阿姨跟着。我和祝希娟每天把方超带在身边培养感情。

谢晋导演非常擅长挖掘题材，他执导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部戏的合作，我不仅学到了谢导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他的创作理念：好的电影，永远是讲人的故事，永远是展现人性的光辉。不管是战争片还是喜剧片，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最终都要落到人身上。这个理念对我后来转型做导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后来拍的《祁连山的回声》，之所以把镜头对准那些女战士的内心世界，就是受了谢导的启发。

电影《啊！摇篮》剧照，张勇手(右一)饰演萧汉平

三、演而优则导

霍震：人们常说演而优则导，您是怎么转型到导演的？

张勇手：1976年的《南海风云》中，我担任联合导演，但当时我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塑造政委梁崇海这一角色上，在导演方面没有过多地留意。

我真正意义上导演的第一部作品是《栾茀》，也是比较偶然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电视台做了一部叫《栾茀》的电视剧。栾茀是煤炭部门的一位先进人物，也是从台湾回归大陆的爱国知识分子。1948年国民党军队撤退至台湾时，栾茀却毅然从台湾返回大陆。他所学专业正是煤炭工程，因此选择来到素有“煤炭之乡”美誉的山西，进入山西大学担任教授。

山西省以他的真人真事写了一个剧本发给了我，邀请我回家乡出演。我看了剧本，很受触动，同时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更是义不容辞。我到山西后，见到了该剧原定的导演——一位山西电视台的老同志，满口的山西话：“你来了，干脆你来导吧，你来干比我强。”这部戏我就真做起导演了，自导自演。

《栾茀》的故事最初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我读完这三个版本后都非常喜欢，每个版本都有其独特的精彩之处，让我难以取舍。但由于电视剧的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对这三个版本重新编排与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剧本，随后便正式开机拍摄。当时电视剧在中国刚刚兴起，大家都缺乏拍摄经验，我便借鉴电影的拍摄手法来进行创作。

那时候还有一本央视的教材，提到了《栾茀》中用了平行蒙太奇。但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电影理论，只觉得一个故事两个线头，同时发生发展，便凭借直觉和潜意识将这种手法运用到了拍摄之中。这部电视剧是我转型导演的开始。

现在很多人说“演而优则导”，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演而优则导”和现在不太一样。现在很多演员转型导演，是为了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是资本驱动的；而我们那时候转型导演，纯粹是创作需要。当一个演员演了几十年戏之后，会对剧本、人物和表演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解，便希望能够通过导演的工作，将这些理解完整地表达出来。我认为“演而优则导”的本质是实践出真知，是创作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没有这么多年的表演实践打底，我是不可能当好导演的。

霍震：《祁连山的回声》是您自编自导的代表作，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拍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这个题材的？《祁连山的回声》从萌生想法到剧本定稿、敲定演员，前期筹备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张勇手：拍完《彩色的夜》之后，我已年近50岁，结合自己多年的从影经历和人生阅历，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未来我的创作方向应该始终围绕军事题材展开。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类军事题材的信息和素材。只要遇到好的、有新意的素材，我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进行深入挖掘。机缘巧合，我偶然得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故事。这个妇女独立团成立在川北，由出身穷苦的妇女组成。我从军这么多年，居然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

我立即向上级领导提交了报告，申请前往河西走廊进行实地考察。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随后，我带领一个考察小组前往河西走廊探访，当时兰州军区还专门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协助我们的工作。一路走下来，我们看了当年构筑的作战工事，在永昌县的一个山坡上，有一片看不到边的墓地，据说当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此牺牲巨大。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才在这高高的山坡上修坟，每年清明节都有人去为他们堆石。我当时望着这数不清的坟堆，百感交集。他们是谁，叫什么，有谁知道呢？我作为晚辈难道不应该拿起笔杆子、拿起电影这个强有力的武器，宣传他们、歌颂他们，以此来告慰他们的英灵吗？

探访过程中，我们还有幸见到了健在的西路军女战士，六七十岁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写满风霜。从那一刻起，我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将她们的英勇事迹搬上大银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回去之后，我便立即着手剧本的创作工作，打算以女性题材入手，以点带面进行突破。我两下河西，八次修改，写出了剧本初稿。我觉得如果不选择妇女独立团这个局部来反映这段历史，是难以表现西路军出征的特殊意义和悲壮色彩的。当时与我合作的编剧李茂林同志具有很高的创作才华，她曾担任过电影《路漫漫》的编剧。在她的笔下，吴姐、田林、蛮妞、桑吉措、妙姑等一个个女战士的形象变得鲜活生动起来。剧本有了，那片名又要叫什么呢？要有红四方面军、地域、女子团的特征，大家集思广益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

影片的选角环节也是几经波折，甚至中途都有过放弃的念头。幸运的是，倪萍有一次坐火车看到了我们这个剧本，她当时非常喜欢，给我打电话毛遂自荐。我跟她说，本来都不想拍了，既然你自告奋勇，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容我跟摄制组商量一下。于是我立即拉来主创们开会，大家反复研究，编剧、摄影、美术都被倪萍的勇气感动了，觉得她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事实也证明，倪萍出色地演绎了角色，挑起了全片的大梁。

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导演工作照

霍震：这部影片被视为国内早期纯女性革命题材的大胆尝试，您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是如何突破传统革命电影的框架的？这部作品最终获得的社会反响，是否超出了您最初的预期？

张勇手：1983年的深秋，电影总算开机了。这部戏拍摄得十分艰辛，由于沙丘流动，沙漠里的戏，经常是前一天选好了景，第二天又变了个样。为了拍摄需要，兰州军区从所属各医院抽调了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的女兵，共计一百多名女战士担任群众演员；同时还派出了一个连的骑兵以及相应的马匹供摄制组调度使用，这些马匹都是从甘南地区专门运送过来的，整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深秋即将入冬的祁连山下河西走廊，戈壁与沙漠交错，风沙吹得人脸生疼。女演员们穿着单衣和简陋的羊皮坎肩在寒风中拍戏，真把这些孩子们冻坏了。十多岁的小羊妹入党的戏是在山洼里拍的，三岁的小毛头也参与了，这场戏拍了整整一个晚上，那些小演员克服了严寒、困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另外，因为女兵多，马戏多，安全也是头等大事。

我当时就想把这个片子做成一部纯女性电影，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以往的革命题材电影中，女性往往是被男性引导、被男性保护的对象。但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故事不一样，这些女战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要打仗要行军，没吃没喝，还要挨饿受冻。这样一群女红军，是女人，是母亲，面临的很多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在叙事设计上做了一个突破：全片的主要人物中只有田林一个男性角色，而且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引导者，反而成为了被女战士们保护和引导的对象。我想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展现革命女性的独立意志和伟大力量，告诉观众：女性的解放是女性自己用鲜血和生命、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的。同时，我也想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女性的参与和牺牲，她们的功绩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整部电影中贯穿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对人的爱，表现具体的无产阶级的人性，而不是笼统的。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地渲染残酷的战争场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展示当时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从而为观众设下一个悬念：这支弱小的妇女独立团能否抵御住敌人的疯狂进攻？即便是必不可少的战斗场面，我们也都处理成了背景式的呈现。影片以浅灰色为主色调，有种压抑感，在悲壮中挖掘属于那个时代、那样一个特殊女性群体特有的人性美。在没有任何支援、没有任何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女子团坚持着、关爱着、斗争着，直到最后一刻。

说到片名，其实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影片的开篇，是师长与妻儿匆匆告别的场景，这位师长后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随着小毛头一声稚嫩的“爸爸”的呼喊，片名在银幕上徐徐出现；而影片的片尾，则以小毛头呼喊“妈妈”的声音作为结束。这种呼应预示着革命后代对这些牺牲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战士最大的尊敬和呼唤，是对那段埋没了很多年的历史的唤醒。也许“回声”这个意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只不过在那一刻，它被突然唤醒了，我也因此豁然开朗。

《祁连山的回声》获得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优秀故事片二等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令我更加欣慰的是，这部电影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西路军幸存战士的关注。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给我们写信，询问这些老战士的生活情况。后来，国家也针对幸存西路军战士出台了一系列生活待遇政策，解决了他们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这件事让我对文艺的社会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文艺不仅能记录历史、传承精神，还能“照进”现实、改变生活。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还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就是人民文艺的力量所在——它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最终能为人民谋幸福。我这辈子能拍出这样一部电影，能为这些老战士做一点实事，我觉得值了。

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宣传画报

四、喧嚣过后的宁静

霍震：您几十年如一日为了拍戏奔波劳碌，53岁那年身体不堪重负，不得不休养了整整四年。这段被迫放慢脚步的时光，让您对人生和生活产生了哪些不一样的感悟？

张勇手：那是1987年，我应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邀请，参与《柏油路上的战争》的拍摄，我们厂很多演员也都去了。影片拍摄前期一切顺利，但到了后期，有一天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连路都走不动，还总是感到异常口渴，想要喝水。当时现场的场记提醒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结果一查，发现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和甲亢。自那起，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

1987年到1991年左右，我暂时停止了所有的拍摄工作，专心在家休养身体。一开始很不习惯，养病期间，我也在调整我的心态，想起了早逝的父亲，想起临终无法尽孝的母亲，还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我觉得起起伏伏，最后归于宁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

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体检，我被误诊为肝癌。在准备动手术的前几天，王心刚和赵汝平捧着鲜花来看望我，他们发现我心态十分豁达，对此事根本不以为意。幸运的是，在手术前我又做了一次B超检查，结果发现肿瘤是良性的，因此最终没有进行手术，医生让我回家安心静养。过不久，这个肿瘤没了，至今为止肝脏也没有什么问题。世事难料，经此变故，我觉得更加应该开心过好每一天，认真过好每一天，这就是我如今的人生信条。

1993年，我办理了离休手续。不久，我在北京市郊找了一个地方，过了几年宁静的田园生活。之前工作太忙，没太多闲暇，退下来之后可以好好享受享受生活。我喜欢钓鱼，那些年经常带着钓具，开车到绿水青山的郊外钓鱼。我觉得钓鱼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我脾气急躁，爱上钓鱼之后，沉稳了很多。我还喜欢养小动物，养过鸟、猫、狗、松鼠，等等，都放在一起可以开一个动物园了。我曾经养过一只八哥，养了十几年，非常通人性。这只八哥还在电影中出过镜，当时拍摄《十月流星雨》时，有一场戏是它叫戏里的孩子起床，结果拍一条就过了，博得了现场全体工作人员的满堂喝彩。我觉得对待生活和对待艺术的道理是相通的，生活是没有止境的，它不是一种学什么就用什么的功利性过程，而是长期的积累，积累得越多，生活就会越美好、越丰富。

霍震：回顾您的演艺生涯，您认为自己饰演过的众多角色中，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张勇手：说实话，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最满意的角色和作品。每当一部作品完成后，我再回头看时，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遗憾。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如果单从角色的完成度来看，有几个角色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其中就包括我在老年时期饰演的葛定国。

当时是2002年，已经进入新世纪了，尹力导演找到我，邀请我拍摄电视剧《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读了剧本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新颖，很有意思。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军队司令部离休老干部葛定国的晚年感情生活，以及他在生活中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通过葛定国的故事，反映了军队老干部的精神风貌和婚姻生活状态，也折射出了当代老年人所面临的种种心理问题和生活困境。我觉得葛定国的形象太鲜活、太具有代表性了。葛定国性格倔强，对党忠诚，时刻关心国家的时局动态，是一位永远闲不下来、总想着继续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的老干部。我觉得，虽然我的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与葛定国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内心感受是非常相似的，而且我们的兴趣爱好也很相近。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生活在干休所里的军人，家里也都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剧本写的似乎就是我和周围八一厂老同事的生活。

塑造喜欢的角色真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这次创作我感觉自己和葛定国融为一体了，自打进了剧组就一直沉浸在角色中。有一次，拍摄一场葛定国因为生气而出去寻找女儿，结果不小心摔倒在雪地里的戏。由于我入戏太深，竟然真的摔倒在雪地里，半天都爬不起来。剧组工作人员都急坏了，因为那时我岁数也大了，大家赶紧给我吃上速效救心丸，带着我去301医院检查，所幸并无大碍。

通过这部片子，我对表演的最高境界有了更深的体会：表演的最高境界不是“演什么像什么”，而是“演什么就是什么”。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角色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那段时间我常常分不清自己是张勇手还是葛定国，喜怒哀乐都跟着角色走。拍那场摔在雪地里的戏时，我不是故意摔倒的，而是真的因为太生气、太着急而摔倒了。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是任何表演技巧都无法替代的。

电视剧《葛定国同志的夕阳红》剧照，张勇手(左一)饰演葛定国

霍震：2018年，您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颁奖时恰逢您的生日，全场起立祝您生日快乐，当时您情难自禁、泪洒舞台，能聊聊当时的感受吗？

张勇手：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节目组事先没有向我透露过任何消息，所以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还是感觉暖暖的。

我这一生，确实是个幸运儿。我一个山西农村的穷孩子，只看过两部电影，竟然走上了电影道路，还得到了这么高的荣誉。这不是我个人有多大本事，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革命队伍锻炼了我。没有新中国，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我的今天。

所以我常说，我不是什么艺术家，我只是人民的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这不是谦虚，是我的肺腑之言。人民文艺为人民，这是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这一辈子拍的所有电影，演的所有角色，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反映人民的生活，为了歌颂人民的英雄。

访后跋语

张勇手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处处照顾着身边人的感受。虽90多岁高龄，但他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的精气神看起来和一个中年人别无两样。张勇手老师在八一厂的家，房间不大，但充满了生活气息。他爱干净，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桌子上摆放着几本最近看的书以及练字用的笔墨纸砚，厨房里柴米油盐酱醋茶，满满的人间烟火味。

张勇手老师每天都会在厂大院里溜达，厂里无论老少都认识他，他也会热情地跟每个人打招呼，聊聊家长里短。他喜欢和朋友们偶尔聚一下，最好地点就选在大院里的红星餐厅。饭桌上和朋友们聊聊过去的故事，但这时他主要是一个倾听者，听朋友们说，他经常因为听得太入迷忘了吃饭。

采访过程中，张勇手老师侃侃而谈，他记忆力非常好，无论多久之前的事，细枝末节都记得很清楚。采访过程虽不长，但道尽了一位艺术家、一位“电影兵”这辈子的酸甜苦辣，有欢笑，有艰辛，有苦涩，有遗憾。每每聊到从前遇到的艰难困苦，他总会在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述后哈哈一笑，仿佛过眼云烟，云淡风轻。张勇手老师很爱笑，他的乐观豁达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就像他所言：“开心过好每一天，认真过好每一天。”

爱国、爱党、爱人民，是他刻在骨子里的爱。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电影事业，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永远都有张勇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如需完整版本，请查阅纸刊。

采访人：霍震 单位：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中国文艺评论》2026年第8期（总第131期）

责任编辑：尹明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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