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介入社会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近来又有专家重新将这一问题提出来讨论，但似乎也没有得出什么特殊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问题的再次提出，却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版画创作和发展问题提供了契机。

　　近些年来，版画创作的落寞、版画市场的冷淡、版画受众的日益狭窄等因素，都使得当代版画发展不尽如人意。关于当代版画现状及出路问题，版画家、批评家和版画爱好者等都多有讨论。有的认为是因为当代传媒的高度发展替代了版画的传播功能，有的认为是由于当代版画创作主体精神的缺失，有的认为是源于版画本体语言文化含量不足，也有的将问题归结于当代版画越来越走向了纯艺术，而与社会、时代割裂了，等等;相应，他们提出的应对策略也大都是如版画应该提升本体语言的文化含量，应当重建版画的主体精神，应当更多地关照社会、具有社会情怀等。当然，这些讨论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对于我们今天反思当代版画发展提供了许多视角。但不能不说的是，这些讨论仍多立足于创作版画内部去思考版画创作和发展问题的，仍有较大局限性，实际也难以真正有效解决版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版画要发展，要真正从当代突围，就不能不直面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挑战。如果仍然仅仅怀抱着收成的心态，怀抱着纯艺术的追求，就难以使当代版画获得更大的发展。从版画的本质属性而言，版画从来都不仅仅是纯艺术的，而有其强烈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属性。这是由版画特殊的创作方式所决定的，即版画创作需要经由“版”印制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与社会生产、社会技术形态发生关系，不同时期的印刷技术也深刻影响着版画的发展和形态。若仅将版画理解为纯艺术，而忽略甚至否定版画其他层面的价值，则是对版画的误读。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要抛弃版画固有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独求其艺术之高境界呢?现实境况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回望中国现代版画之辉煌，中国的创作版画最早是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猛然兴起的。鲁迅先生曾言：“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可知，鲁迅先生之所以在当时提倡现代版画，并非因版画独特的形式美感，而是其能够作为匕首、投枪而为革命服务的强烈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属性。但对于新兴木刻，如果认为它是宣传、是工具，就不是艺术，那就错了。新兴木刻正是将版画的工具属性、社会属性与艺术属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为着革命、为着人民而创作，进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再向前追溯，众所周知，版画最早诞生于中国唐代。在创作版画产生之前，版画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作为印刷的附庸而出现的，多用作经籍、小说等书籍插图，明清时期又多用于制作画谱，其制作方式多由文人画家绘制画稿、再由版画匠人刻制完成。古版画不仅其自身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文献价值，其在中华文化艺术的传播、普及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古版画从古至今都有着大量的读者，一个最鲜活的例子是，画家在古代以至近代是很难看到原作的，很多人(甚至今天)最初学习绘画都是依赖经由版画印制成的画谱临摹学习的。古版画在当时更多地充当了印刷技术手段和传播工具的角色，即借由版画可以大量复制及印刷，进而满足了更多的普通读者的购买、阅读和欣赏需求，受到广泛欢迎。这都鲜明体现了古版画所具有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亲民性。

　　西方版画同样如此。西方的铜版画、石板画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完善的制作体系，即版画制作的工坊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建立了成熟完善的技师系统和合作系统，艺术家可以自由参与制作版画，版画家也可以开展创作;并且通过工坊，版画始终保持着与社会、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沟通。以新兴国家美国为例，据美国阿尔弗莱德大学传媒艺术系教授陈小文介绍，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就已建立了数百家版画工坊，以小型企业的模式进行经营，其背后联接着一个由艺术家、版画工坊、发行商、评价家、博物馆构成的，即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完善机制，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而美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版画作品大多都产生于版画工坊。[2]反观中国当代版画，恰恰十分缺乏这样的制作系统、协作机制，而全然依赖于版画家的个人创造。这应当给予中国当代版画以重要启示。

　　进入当代，不能否认，现代传媒的确冲击着版画创作和发展，在很多方面替代了版画所具有的图像传播优势和印刷技术优势。但如果将这当作当代版画萧条的借口，则未免有失偏颇。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讲：“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是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3]无论作为技术形态的现代传媒、印刷术如何发展，它们仍无法取代版画，因为版画仍是一门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和魅力。现代传媒、印刷术的革新不仅不应被视作版画发展的障碍，其更为后者提供了许多探索创新的可能和路径，只是守旧的版画家们并没有好好去尝试去探索。

　　1987年，徐冰发表《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一文，该文对版画本体语言的一些艺术特征作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复数及规定性印痕是版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关键所在。只有追寻这条线索，才能探寻到版画艺术的本质特征。”[4]依据后来的版画创作及批评情况，该文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不能否认，该文在当时过于强调版画再现生活的特殊背景下，对版画本体语言的重要性作了重新认定，认为这种无关内容的版画本体语言——复数性、规定性印痕——本身就具有意义，在当时确具有积极意义。迄今，该文在许多方面仍对当代版画创作产生着影响，但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当代版画创作似乎也正在该文的指引下，朝着形式语言、观念探索的方向一往无前，而与社会、人民以至历史、文化渐行渐远，沦为了形式语言和观念的附属物，沦为了版画家个人孤芳自赏的对象，版画发展也越来越封闭在狭小的圈子游戏内部。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同时，随着在形式语言、观念等所谓“当代性”方面的持续探索，中国当代版画无论在形式语言、还是在表现内容上都日益与大众审美潮流拉开了距离。版画所原具有的那种亲民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陌生感和某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许多当代版画家都致力于在这一方向(形式语言、观念)上探索，以为如此就达到了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并与国际版画创作接轨，而抱定纯艺术的追求不罢手。相反，他们却不愿意迎合大众审美潮流，不愿意参与书籍插图的创作，不愿意参与更大的传媒需要的图像创作等。显然，当代版画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它不愿意积极迎合、努力参与作为社会的、人民的、时代的艺术的建构，而是选择游离在社会、人民和时代之外，躲在形式语言和观念的“象牙塔”内自娱自乐。

　　版画介入社会，所指代的正是发挥版画本质所具有的工具性、社会性的重要价值。这既是版画发展的本质需要，也是中国当代版画发展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版画介入社会，并非仅仅指代反映社会、反映生活，而是要能够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开放的态度拥抱社会、关怀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并在其中作出版画的贡献。故而，中国当代版画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应当是如何重建版画与社会、与大众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良性互动渠道，最终使版画在社会生活、艺术世界中活跃起来，回归到版画原本应具有的状态。“百年印痕——欧洲大师经典版画原作展”(2016年1月26日，北京中华世纪坛)《前言》说：“中国版画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版画界和各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及版画教育界对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与参与。”[5]笔者深以为是。

　　另，中国当代版画的发展，不应仅仅是版画家个人的事，更是社会的事、大众的事，是关系到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大事。期待中国当代版画真正能够迈出更大的步伐，以更大的魄力、更广阔的胸怀介入社会，开辟版画创作发展的新天地。

　　[1]　鲁迅：《新俄画选小引》，齐凤阁主编：《20世纪中国版画文献》，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2]　鲁迅：《鲁迅致李桦信》，齐凤阁主编：《20世纪中国版画文献》，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3]　[美]陈小文：《在制作中的美术当代版画艺术》，《美术》2010年第12期。

　　[4]　徐冰：《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美术》1987年第10期。

　　[5]　转引自毛欢喜、黄家馨：《欧洲经典版画原作展的启示》，《中国美术报》2016年2月22日。

　　＊郝斌：《美术》杂志编辑

　　＊责任编辑：程阳阳

《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9期 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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