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14中午，惊闻周老去世。107岁生日时，他曾言：“上帝太忙，把我忘了。”如今，上帝还是想起了他，带走了这束光。这位高寿的老人，或许不是人人都知晓他的故事，但他却通过汉语拼音，留在每个识字之人的骨子里。今天，《周·道》微小说栏目停出一期，就让我们坐下来，一起聊聊这个有故事的老人。

　　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个上过学的人，都是受到过他的馈赠的。因为，我们自小学一年级所学的汉语拼音，就是出自这个人的智慧、学识与手笔。

　　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就在前天，他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而昨天，这位语言学大师逝世了。

　　第一春：28岁那年，沈从文与他成为连襟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原本是他的笔名，然后索性以“有光”作号。1906年1月13日，他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14岁时，就读常州高级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是同学。这种“无独有偶”，或许正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系。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蓬勃兴起，学校提倡使用国语、白话文，但是，老师教书还是一口方言，所学的还全都是古文，且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甚至于，那时候儿女给父母写信，也一定用文言，否则就是不敬。

　　但是，终究还是有个例——周有光有一位老师对于新文化运动十分热忱，自然也大力向学生们宣传白话文。这对于还是青少年的周有光，很有启发和带动。

(青年周有光)

　　1925年，周有光一家已在苏州生活。其妹妹周俊人在苏州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她有一个同学名为张允和，而乐益女子中学就是张允和的父亲张冀牖从合肥变卖部分家产在苏州创办的。

　　因为周、张两家离得不远，张允和与周俊人情谊又很好、且经常到周家找她闲聊。所以，一来二去，两位女生的情谊，竟发展为两个家庭的情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有光与张允和相识了。

　　1928年，张允和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接着转到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当时，周有光也在光华大学读书。这样，既是故人又是校友，两人自然多有走动。而正值青春年少，又各有才华，彼此不免心生爱慕。此后，周有光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任教，主动给张允和写信，落笔就是：“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

　　然而，张允和不怕穷。渐渐地，两人就开始飞鸿传情。1931年，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也正式与周有光确定恋爱关系。1933年4月30日，他们结婚了。

　　这一年，周有光28岁，才子遇佳人，沉浸在爱河中的周有光正在享受幸福美满的人生第一春。

　　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张允和的三妹张兆和也正经历着被一个男人狂追不舍。那是一段名气更大的爱情故事，堪称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没错，那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从文。就在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五个月后的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与周有光成为连襟。(这里请戳《成就沈从文婚姻的“半个字”媒婆》)

(1946年，三连襟与三姐妹于上海合影。前：张元和、顾传玠，后排从左到右：张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张兆和)

　　周有光在《百年口述》中，谈到与张允和长达八年的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他说，自己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周老说到、也做到了，他们的爱情，正是细水长流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漫漫人生路上，虽经历战乱、冤屈等外界施加的磨难，而夫妻俩却相濡以沫、生死相依，始终美满幸福。即便偶有口角，也声音低到连保姆都听不见。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93岁。

　　第二春：50岁那年，他由经济学家向语言学家转型

　　50岁，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人生与事业显然已经定型。而对于周有光，那却是另一种生命体验的开始。在50岁之前，他的身份是经济学家，长久担任经济学教授，并在金融行业任职;但，在50岁那年，他开始了一个“华丽转身”。

　　话说与张允和结婚后，他们夫妻俩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因河上肇已没再任教，他就没有如愿拜其名下读书。

　　1935年，周有光返回上海，任教于曾经就读的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携妻挈子避居四川。他先是任职于新华银行，后任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重庆办事处，作为该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

　　在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

　　如此说来，一个与财经、数字打交道的人，怎么突然与语言、文字产生密切联系，并且登堂入室成名成家呢?

　　说到这儿，就得交待几个环节了。

　　在青年时代就读光华大学前，周有光于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两个专业，一个是经济，另一个，就是语言学。

　　那时候，周有光就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有一个主张：汉字一定要简化，越简洁越好。这个观点，与鲁迅不谋而合。所以，在那时候，周有光就与语言文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另外，在1945年、1946年间，周有光因为经济行业的需要，受遣赴欧美工作。出国后，在工作以外，他总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

　　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好奇的他买来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这些“第一手资料”，为他深入研究和探索汉字、更简易地应用推广，奠定了扎实基础。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周有光的著作之一《中国拼音文字研究》)

　　其实，这两个环节所表明的情状，也为周有光后来主持形成《汉语拼音方案》存在一些缺陷埋下伏笔。在《汉语拼音方案》出炉前，专家们寄予太多期望：按照国际惯例，照顾英法德习惯等等。于是，某个字母符合某项要求，另一些字母又符合其他要求，结果合法字母“悄然避让”，违规字母“趾高气扬”，显得混乱，偏离了汉语。

　　1951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周有光成为委员，与少年时期的同学吕叔湘成为了“同事”。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承担三大任务，即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受邀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当然，那时，对于周有光，那些“委员”职务并不是实职。

　　直至1955年10月，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经胡愈之劝说，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直到这一次，周有光正式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工作。这一年，他正是50岁。

　　在知天命之年，他的第二春开始了。

　　第三春：100岁那年，他依然笔耕不辍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职责是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职责是研究汉字简化。

　　这其中，第一研究室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专心研究世界各国文字，看看哪种文字更适合成为汉字拼音。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他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以便在广而告之后听到各方面的反馈。

　　与此同时，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其讲义《汉字改革概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百余年汉语拼音字母的演进史和中国人自创拼音字母的历程。周有光得出如此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

　　可也正是在这时，他遭遇了不少阻力。比如，苏联的语言学专家劝说不要用拉丁字母，甚至苏联教育部一个副部长赶到北京，建议他采用俄文字母。

　　但，周有光坚持的主张还是得到了尊重和采纳。经过三年时间，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从多方面研究后得以确定。虽有争议与瑕疵，但相对是较为完善的一个版本。最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

　　周有光的“汉语拼音之父”美誉，就是这么来的。

　　可任何一场革新，都需要经历千锤百炼，《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工作，后来又遇到两大问题。

　　一是，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要求：世界各国都需要提出罗马字拼写的地名标准。

　　二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要求：中国提出中国的标准语，用什么样的罗马字母来拼?

　　1979年，周有光去巴黎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的预备会。随后，在华沙参加正式会议。此次会议上，周有光将《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背景和技术特点，讲得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得到会议的赞同。

　　有一位与会者说，“就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开，才能解决问题”。由此，在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就成为国际标准，且获得了一个国际标准的代码。

　　此后，周有光又出席多个国际会议，并赢得国际社会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普遍认可。他深有感触地说：

　　从外交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从文化角度来看呢，不是一件小事情。外国人要在信息网络里面找中国的出版物，只要把中国出版物的书名、人名，用汉语拼音写了，就能很快找到。所以，实际上是为中外文化增加了一个沟通上的桥梁。

　　2005年，周有光100岁了。100岁的老人，能干什么?大概是晒晒太阳、看看报纸、喝喝茶吧，能生活自理就很了不起了。但在周有光这里，却是人生第三春的开始。

　　这一年，周有光出版了《百岁新稿》。这还不算，在2010年、2011年，他又连续出版著作《朝闻道集》、《拾贝集》。显然，以100岁为起点，周有光依然心花怒放、笔耕不辍。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

　　周有光的三个人生春季，春光自是美好，然而，也不免春寒料峭。除被人诟病拼音系统中略显混乱、有失正统继承外，周有光还曾面临其他方面的争议：比如，在新时期以来的某些言论，有崇洋媚外与民族文化自卑之嫌。

　　不过，无论如何，周有光一生走过三春，担得起一代大师之名。如今，世纪老人溘然长逝，一生没有停止工作的周老会在哪里?也许，他回到了安静故里;也许，他回归了爱妻怀里;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还在照耀祖国的语言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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