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从大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格局看，有过两次重要经历，分别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入。

（图片选自影像中国网，摄影：张学锋）

第一次经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主要任务，这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奠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当时学习苏联的政策形势影响，理论往往直接脱胎于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文字语录，偏重文艺外部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国文艺实践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不够重视从文艺内部进行创作、审美的理论生长。

第二次经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下文简称“西马”）在国内广泛传播。“西马”著作的翻译，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资源和开阔理论视野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西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植根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立足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实际，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呈现出鲜明的“学院化”特征，在中国的传播导致观念直接移用和理想主义的盛行，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其理论解释力和现实说服力越来越受到质疑。

从两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可以看到，理论的旅行与在地化必须要做好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结合得越好，文艺理论对文艺实践的指导性、解释力、有效性就越强，理论就越有活力、越受欢迎；结合得不好，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就相脱离、相隔膜，陷于观念层面的自我衍生，结果是自说自话、乏人问津。

因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生发和成长，更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文艺观念上的反映、归纳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实基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文艺理论工作者认识世界、分析现象、研究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必然成为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由之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指导新时代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论述，特别是2023年正式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举起了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围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主题，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立场价值、使命任务、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等重大问题，既破解了一段时间以来困扰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普遍性问题，也回答了当代中国文艺遇到的特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些论述，为我们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直接思想指引。可以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理论，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理论。

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把工作要求转化为理论自觉，聚焦新的概念术语和新的论断命题开展重点攻关，不断开拓新视角、新范式、新路径，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辟新境界、取得新发展。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路径推进。

第一，话语转化与适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构建起一个立场鲜明、观点系统、判断科学、逻辑严密、学理深厚的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范畴、术语、命题、论断。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7“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守正创新”“中华美学精神”“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等等，为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话语和理论资源。应该继续集中力量深化对这些核心话语的学术化表达、学理性阐释、体系化研究，分层次有步骤地推进政治话语的学术转化，实现政策的学术对接，促进文艺理论与文化文艺政策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

第二，内部理论的生长。从大的时间范围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在整体上偏重于“外部研究”,对于“内部研究”着力不够。如果说外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强调了文艺与经济基础、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艺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内部规律则注重对文艺创作、接受、鉴赏、文本层次、艺术风格等艺术的、美学的规律的研究。当代学者通过研习经典著作，结合中国文艺的发展实际，在总结提炼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文艺论述的基础上生发出了诸如“艺术反映论”“艺术实践论”“艺术典型论”“现实主义论”等成果，这些成果聚焦文艺内部规律，注重打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理论区隔，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可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在做好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典、原著、原意的学习、研究、阐释的同时，在“内部研究”上加大投入，推出更多新成果。

第三，文艺实践中的理论生成。特别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当前，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虚拟现实、虚拟生活，让我们思考，这是现实吗？这是生活吗？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个原理还有效吗？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些新问题、新现象？这就需要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再研究，对一些基础概念、范畴重新思考、重新审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再就是对关联理论的新研究，比如美学所关注的审美情感就是我们理论创作的基础。审美情感来源于日常生活，随着日常生活的变化，审美情感也发生重大变化。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频率越来越高，时空高度压缩，而且万物互联、即时互通，这会使人类的情感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比如，思念与离愁，这种人类情感发生了时代嬗变，未来的作品把它们作为表现题材的可能性降低。还应该对应用理论进行新掘进，例如现在风靡的短视频艺术、直播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它们跟实践贴合得最紧密，需要新鲜的理论对其进行观照，进而推动理论创新。

第四，与其他理论资源的对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实践的指导地位，并不是否认和取消其他理论的存在价值和现实作用。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绝不是包办代替所有文艺理论形态，而是在整个文艺理论体系中坚持其核心位置和指导地位，对接各种有益的理论资源和话语资源，形成良好对话和协同关系，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属于中华民族独有的文艺话语系统，是中国自主的文艺评论话语的根脉，其中的很多观念、范畴都达到对文艺普遍规律的深刻揭示，在经过重新审视、筛选和现代转化之后，是完全可以对接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之中的。应创新继承这些优秀文化遗产，保持对中华文化价值和美学精神的高度信心，深入挖掘古代文艺理论背后的美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发展具有民族文化底色的文艺理论话语，推动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积极应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不仅重视与知识谱系相近的“西马”理论，还要关注以表现主义文论、直觉主义文论、存在主义文论等为代表的非理性转向，以及以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为代表的语言论转向，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批判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实质，批判吸收其中的“合理内核”，使之成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用材料。

总之，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不是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翻版，而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密切结合新时代文艺实践经验，继承创新中华传统文艺理论精华，批判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有益成分，直面当代文艺发展现实问题，在成功回答新时代艺术之问、审美之问中进行的理论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艺术理论发展研究”（编号：22ZD04）的阶段性成果，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1期]

（作者：徐粤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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